“前进在新征程上”系列访谈(三)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了全球经济金融基本面的深度变革,客观上也对中国扩大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市场开放和体制开放的有机结合,也是点和面的有机结合,在持续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也需由内而外地增强自身经济金融的长期竞争力。
程实表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更高水平”,内涵丰富,意味深远。他表示,这个更高水平,不仅是个“体量”概念,更是一个“质量”概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从做大向做强做优的重要转变;这个更高水平,不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心理”概念,明确了中国经济金融“走出去,融进去”、“引进来,留下来”的重要理念;这个更高水平,不仅是个“静态”概念,更是一个“动态”概念,预示着中国经济金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续以开放开新局的决心与信心。
“中国始终坚持主动渐次地深化开放格局,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也没有任何迟疑和退缩。”程实说,从当下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了全球经济金融基本面的深度变革,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大潮中,中国参与度和影响力的提升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的必然趋势;特别是最近两年,全球经济陷入颓势,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人民币资产在稳健性和长期回报率上的相对优势得到全球肯定,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加仓中国的需求持续高涨,这客观上对中国扩大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程实表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市场开放和体制开放的有机结合。“打开门做生意,一方面,把门开得范围更大、时间更长,促进市场的进出;另一方面,把门开得更加自动化、更加稳妥,用制度规范来顺畅开放的进程。”他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无论在外贸领域还是在投资领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量,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需要挖掘新的市场潜力,并通过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来开拓新的空间。“十四五”期间的市场开放,将更加注重新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领域的进展;而体制开放则将通过拓展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和金融互联互通机制设计的角度深度展开。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是点和面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重点推进核心平台的加速开放,特别是海南,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试验田与高地;另一方面,渐次推进不同区域的开放进程,形成点面结合、协同共进的新格局。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些业已存在或正在形成的开放高地而言,开放重点在于“十四五”期间如何强化各自优势、实现差异互补并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对于其他更广层面的地区而言,开放重点则在于利用自身经济特长、禀赋优势和地域特点,在全面开放中挖掘自身潜力。
程实表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利益博弈将更趋复杂,在持续开放的过程中维护我国长期利益,需要由内而外地增强中国经济金融的长期竞争力。长期竞争力,源自趋势,只有顺应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低碳经济、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方向上做强内部产业、扩大全球影响,才能实现升维竞争中的先发优势;长期竞争力,也源自站位,只有全力攀登科技高峰,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借此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进一步提升自身站位,才能实现我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内外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