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总理顶过两次“牛”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了。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但是总理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伟人风范却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我的心目中，总理德高望重，是最可敬、可亲、可近的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共产党人的楷模。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一切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他说过的“春蚕不死，吐丝不尽，我要象春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因此，周总理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总理生前，我曾经多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在十年动乱中，总理还多次直接关怀、过问我的情况。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他同我谈话的情景，时常萦绕心头，历历如昨，犹在眼前。想起总理的亲切教导和深情关怀，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谨献上这篇短文，以寄托我对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缅怀之情。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8年。当时，我们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南下到河南信阳、洛阳一带，准备到延安去，由我先行到武汉找关系，办手续。我来到汉口。一天，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要在武昌开大会作报告，组织上通知我去参加。我就从汉口赶到武昌，第一次见到了恩来同志，听了他的报告。后来到了延安，我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又曾经几次见过周恩来同志，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事迹。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办事多谋善断，待人和蔼可亲，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同许多从大城市到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一样，我对周恩来同志是非常尊敬和爱戴的。1939年，我离开延安，先到冀南后来到东北工作，直至全国解放，再也没有见到恩来同志。

　　全国解放以后，我一直在东北工作。从1954年到“文革”以前，我担任黑龙江省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由于工作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我同总理有过多次的接触。有时是我来中央开会，有时是总理到黑龙江视察。因此，我对总理的领导才能和高尚品德有了亲身的感受，总理对我也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与总理的接触更多一些，经常得到总理的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所受教益颇深。总理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从思想上更坚定了对他的衷心拥戴。

　　1959年至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经济形势异常恶劣，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饥荒，饿死了很多人。粮食成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要求各地以大局为重，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周总理为了全国人民的生活安排，日夜操劳，亲自与各省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那是在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 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援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忆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2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还有一次，那是关于大豆贸易问题。黑龙江是国家大豆主要产地，省里每年用大豆与苏联进行边境贸易，为省财政创收一些外汇，这对黑龙江的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国家更需要创汇以支持经济发展。中央要求黑龙江增加调拨给国家的大豆数量，用以增加出口创汇，这自然就影响了黑龙江的外贸收入。在这件事上，我又和总理顶过一次“牛”，但在总理的教育下，我还是服从了大局，执行了中央的决定。象这种情况还有几次，总理都是十分耐心地晓之以理，最后我都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前，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要渡过难关，全面深化改革，我想，当年总理要求干部要顾全大局的教导，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特别强调提出了要维护党中央、国务院权威。这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总理当年就十分重视，并经常教育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支持中央的工作，维护中央的权威。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始终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都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法宝，这个政治优势和法宝是千万不能丢掉的。

　　二

　　周总理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这是总理的一大美德。在我同总理的接触中，也有深切的感受。记得就是1962年在辽宁开会时，总理开始住在辽宁宾馆的三楼，欧阳钦同志住在他的楼下。总理日理万机，工作非常辛苦和紧张，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谈话，汇报工作。当总理得知欧阳钦住在楼下后，几次提出自己要换一个地方住。大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总理解释说，欧阳钦是老同志，又患有神经衰弱症，大家到我这里来进进出出谈事情，会影响他的休息。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于细微处见精神，总理这种关心和爱护干部，时时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使我们深受感动，十分敬佩。“文化大革命”时，总理在那种人妖颠倒、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保护一名干部是多么不容易啊！直至今天，许多老同志谈起这些，常常是潸然泪下，激动不已。我当时不在中央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地方干部，也同样得到了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正是总理对我的深情关怀，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激励着我从逆境中奋起，也对我此后的思想、工作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些，我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黑龙江省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奋战多年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关押。我也遭到严重迫害，三进三出，几经反复。在这期间，总理对解决我的问题多次作过指示，支持我出来工作。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我肯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

　　1966年9月，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时黑龙江省主要领导人，为了达到揽权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见的其他省委领导同志。我被扣上“挑动工人斗学生”，“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压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12天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我被解放了。我开始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总理了解到我的处境，保护了我。总理在一次有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三派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上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10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会，要求各省来两名领导干部参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对“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代表，也是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中最早戴高帽、游街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形势很乱，全国一片狂热，各色各样的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红卫兵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派”。象我这样公开表示对“文革”不理解的干部更是在劫难逃。总理知道我心直口快，不说违心的话，对我尤为关切，关心我在这种混乱局势下的遭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一次大会散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门口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是总理亲笔写的几个字：“易辰同志，散会后你留一下，我有事情和你谈。”一会儿，总理就来了，陶铸和李先念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才到黑龙江不久，你是老省委的人，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了，不能眼看着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革”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精力抓好生产。总理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为了稳定黑龙江省的局势，不使生产垮下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要我振奋精神，不悲观失望，学会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保住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从感情上说，我对总理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特别是对总理要我支持执行极左路线的×××的工作有些想不通，觉得总理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对“文革”进行抵制。只是到了后来，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冷静思考和观察，我才真正理解到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我当时的想法可谓是感情深，认识浅。总理才真是想得深，看得远，他无时无事不在为我们的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着想啊！十年动乱中，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打倒的严峻形势下，正是周总理利用自己起作用的地位，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同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尽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当时对“文革”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巨性，确实认识不足。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如果当时总理也象我那样，恐怕早就被打倒了，也就难以起到保护干部、稳定局势的作用了。小平同志在谈到总理时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十分正确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总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在思想感情上同周总理贴得更近了。在我心目中，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我对总理的衷心拥戴从来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总理的一再过问下，当时的黑龙江主要领导人只得让我出来工作。但由于我对他奉行的极左路线极为不满，对“文革”也没有真正地“理解”，经常与他发生顶撞。他便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排挤、打击。1967年成立省“文革”核心组时，他将我甩在一旁，靠边站了。一次，他找我们几个省委的老同志谈话，将我们训了一通，话不投机，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关进“牛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总理对黑龙江省的形势和我的问题一直十分关注。1971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黑龙江省的问题，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人的错误做法，总理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杨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开了，群众能服吗？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就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喜欢说你好话的人。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这次会议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结束了“劳动改造”。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出来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上签字，并且表示如果签字，马上就可以进省委领导班子做原来的工作，如果不签字就再回去接受改造。对此，我十分愤慨，坚决拒绝签字。我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缺点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说我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不能承认，不能接受，我不能为了一介官职而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特别是总理如此关怀我，信任我，保护我出来工作，我更要立得稳，行得正，决不辜负总理的期望和重托。由于我坚持拒不签字，很快被发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1976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和家人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整天守着电视机，想多看一眼总理的遗容，且每看必哭。在家里挂上了总理的遗像，全家人一起动手，精心做了一个小花圈，摆在遗像前。全家人都换上素装，两岁的外孙女没有素装，老伴临时找来块蓝布赶做了一件给她穿上。28岁的儿子原定在1月份结婚，也因为总理逝世推迟了半年婚期。当时，“四人帮”一伙不让追悼总理，不许戴白花、黑纱。在总理追悼会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会议室，我和任仲夷同志提议，每人都应戴上白花，并给总理的遗像披上黑纱。但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失声痛哭。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锢不了的。在北京，十里长街泪落倾盆雨，纪念碑前白花成海洋。当时，哈尔滨市最繁华的第七百货商店门前也出现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总理遗像，遗像前摆着一个小白花圈，成为轰动一时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这件事时，尽管搞这件事的人所在单位派性严重，情况比较复杂，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去，可见人心所向。正是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当时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们联在一起，共同抗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缝在内衣上，黑纱带在内衣袖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家只能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对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寄托对总理不尽的哀思。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了，但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总理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永存人心。这些年来，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一直在激励我奋发工作，不敢懈怠。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以总理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生和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