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凌阁铁路设伏智擒日本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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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宋锦春专程赶到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将自己祖父、抗日志士宋凌阁的几件遗物，捐赠给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引出其祖父宋凌阁变卖家产组建抗日义勇军、智擒日本间谍石本权四郎、长城抗战等故事。

弃医从戎，组建“国民抗日救国团”

8月21日，东北大学教授宋锦春向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捐赠祖父宋凌阁的遗物，主要有军用望远镜、墨盒和一份手写简历。

记者注意到，有3张已经泛黄的红格信纸，残缺不全，纸上蓝色的钢笔字遒劲硬朗——这是宋凌阁在1968年写的个人简历，被宋家人视若珍宝。为了长久保存，宋锦春的父亲将简历粘贴在白纸上进行塑封珍藏。

宋锦春今年63岁。近年来，在教学和科研之余，他多次到朝阳、本溪、锦州等地文史和档案部门查阅资料，走访抗战党史研究专家，挖掘家族历史，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爱国志士、自己的祖父宋凌阁整理写就《热东抗日志士宋凌阁传略》。

宋凌阁（1899年-1970年）出生于北票牤牛营子村一个中医世家，其父宋祥医术高明、家境殷实，在当地颇有声望。1920年，宋凌阁从朝阳师范学校毕业后，拒绝父亲学医的要求，回乡办学。1923年开始，先后在直隶第四路巡防骑兵营和牤牛营子警察所任书记、巡记。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宋凌阁眼见百姓惨遭杀戮、东北军节节退让，毅然辞职回乡，决心组织抗日武装，救亡图存。1931年冬，宋凌阁在父亲宋祥和哥哥宋凌汉的支持下，以原直隶巡防骑兵营旧部为主，又招募一些爱国村民，共100多人，组成了“国民抗日救国团”。宋祥拿出平日积攒的准备购置新房的数千银圆，并变卖了部分家产，购置了枪支、弹药和马匹。

为了让乡亲们了解这支抗日队伍，宋凌阁在牤牛营子村关帝庙前，举行了抗日武装队伍誓师大会，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聚集周围站脚助威。会上，宋凌阁先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经过，历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场的军民群情激愤，不断高呼抗日口号、高唱岳飞的《满江红》，村中老人还挥笔疾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赠给宋凌阁。宋凌阁随即宣布成立“国民抗日救国团”，并被公推为司令，赵迺（nǎi）范为参谋长。宋凌阁率领的队伍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

列车上擒住日本大特务

1932年初，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朱霁青的帮助下，宋凌阁与邻村跑达子沟李海峰领导的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由李海峰（1889年-1953年）任师长，宋凌阁任参谋长，赵迺范任副参谋长。当时共有步兵、骑兵600多人，司令部仍设在牤牛营子村关帝庙内。

1932年六七月间，金沟车站站长王朋发现一个着装迥异的日本人经常往返于锦州与北票之间，说是做生意的，却带着随行人员。他感觉这事挺蹊跷，就向宋凌阁反映情况，宋凌阁听后，立即安排人去侦察。经过几天的外围侦察，侦察员发现这个日本人并不简单。

这个日本人叫石本权四郎，是一个“中国通”，他在中国游荡多年，通晓中国语言，熟悉中国东北经济、地理、人文情况，被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往北票、义县、北镇、锦县和热河一带，充当联络员，并负有策动热河军政首脑投降日寇、归顺伪满洲国的重大使命，还有网罗汉奸、搜集情报的秘密任务。他只身窜入北票，建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络所”，并以此为据点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宋凌阁与李海峰商议后，认为石本权四郎是个危险人物，如果任其在辽西一带活动，必将威胁华北局势，由此，抓捕日本间谍石本权四郎的周密计划酝酿而出。

侦察员了解到，石本权四郎将于7月17日中午乘火车从北票返回锦州。于是宋凌阁与李海峰选定精兵强将，组成了几十人的特别行动连，进行了详细分工和部署。他们还派两名侦察员骑快马，连夜返回北票。

1932年7月17日清晨，石本权四郎带着两名随从，从北票登上去往锦州的火车，坐在雅座位置。抗日义勇军两名侦察员身穿长袍，装扮成乡绅，在同一车厢靠门的位置落座。车到金岭寺，又上来十几个义勇军战士，由连长杨录率领，装扮成矿工和当差模样的人，身藏短枪，其中有3个乡绅模样的人，坐到了与石本权四郎隔空的雅座位置。

此时，宋凌阁已经带领30多名战士来到南岭附近破庙子，拆毁铁路轨道并埋伏在两侧。下午1点左右，列车缓缓行驶进入破庙子伏击圈，宋凌阁鸣枪发令，霎时间铁路两侧枪声大作，司机只好停车。车上便衣队趁机打倒日本卫兵，将石本权四郎及随从抓住，车上乘客顿时大乱。杨录大声对乘客说：“旅客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抗日救国军，是来抓日本鬼子的，缴他们的武器弹药的。旅客们的钱财，我们一律不动。”说完，将石本权四郎等人拖下火车，直奔牤牛营子方向而去。

挫败日军营救阴谋

驻扎在锦州的日寇第8师团长西义得知消息后，当即派出驻锦州的铁道装甲车，又从义县派出步兵第31联队，向朝阳寺快速前进，准备进攻救国军。日军还特别通知热河驻朝阳寺的部队，要求提供协助，遭到朝阳寺守军拒绝。朝阳寺守军与救国军一起，做好了伏击准备。

7月17日晚上9点，当日军装甲列车行驶到朝阳寺南铁路隧道口时，列车猛然脱轨，埋伏在隧道口的救国军和热河守军立即发起猛烈攻击，击毙日军多人。战斗正酣之际，日军援军赶来，救国军寡不敌众，向北撤走，热河守军也放弃了朝阳寺。

西义接到日军失利的紧急报告，大为恼火，又增派高桥支队，于7月18日凌晨从锦州赶到朝阳寺支援。与此同时，石本权四郎的妻子坐飞机在救国军驻地三宝营子、章吉营子和牤牛营子上空散发传单，威胁利诱救国军立即释放石本权四郎。

8月7日，驻锦州日军向热河下达最后通牒，限48小时交还石本，否则进攻热河。

日军见武力抢夺不成，便想交换俘虏。8月18日，以吉岗参谋为特使、满载日寇的列车驶入朝阳寺地区，与救国军谈判，试图以俘虏的东北军一名连长换回石本权四郎，被宋凌阁、李海峰严词拒绝。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日军又托北票朝阳寺僧人到抗日救国军驻地说情，表示日军愿出重金，赎回石本权四郎，并劝李海峰所部投降，许以高官厚禄，再次被李海峰、宋凌阁严词拒绝。

日军仍不死心，派出已经投降日寇、被任命为热河前防司令的毕占一，到抗日救国军驻地充当说客，妄图利用双方的旧关系索回石本。李宋二人严厉斥责了毕占一的可耻行为，毕占一还百般狡辩，鼓吹日本人的好处，一副汉奸嘴脸激起了抗日义勇军的愤怒，最后二人把毕占一枪毙于朝阳十家子三岔口。

几番较量之后，无计可施的日军露出了凶残的面目。10月7日，日伪军约500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义县兵分三路从三个方向包围了救国军驻地。据当时朝阳县县长李振钧向热河省警务处呈报的报告称：“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100余间，焚烧柴草、粮食、财物等项，价额难以数计。”由于敌人进攻猛烈，李海峰和宋凌阁押解石本权四郎撤向巴图营子。

12月3日，日军驻义县宪兵大队队长矢加部宗太郎又写信威胁利诱，在信中威胁说：“今满洲国治安已经维持就绪，仅西、北两边尚未解决，而军部讨伐计划，亦因之硬化，宁置人票于不顾，一举扫尽。”面对日寇一再威逼利诱和武力进攻，李、宋二人果断决定严惩日本间谍。1932年12月11日，将石本权四郎于朝阳县十家子河套枪决。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被呈现在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展板上，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邢燕来表示，这一事件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昭示了抗日义勇军不屈服于军事压力、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

宋祥偷梁换柱救出儿子

在处决石本权四郎之前，宋凌阁在院子的矮墙前，给他拍了一张全身照片。此举是为验明正身，向外界透露信息，让日军断了营救石本的念头，同时平息外界各种猜测和传言。宋凌阁特意从朝阳县城的照相馆借了架照相机，并跟照相馆师傅学习，掌握了拍照方法。这张照片流出后，起到了效果，但也泄露了活捉及枪毙石本的抗日义勇军人员的身份信息。

宋锦春告诉记者，由于战争引起的萧条，朝阳县原有的四家照相馆，仅剩一家。石本权四郎的哥哥石本贯太郎（经营对华鸦片侵略的商人）没费劲就找到了这家照相馆，参照照片背景和照相机租用的时间，推断出很多信息。最终，日本宪兵队找到了埋葬石本权四郎的确切地点。日本关东军结合掌握的情报，又通过宪兵队及汉奸了解到，李海峰队伍里只有宋凌阁文化程度高，有见识，可能会摆弄照相器材，于是开始全力追捕宋凌阁。

受到日军通缉追捕，宋凌阁家属四散隐居，家中财物悉数被抄被抢、房屋被毁，宋凌阁年仅5岁的长子宋瑞君，被安置在附近村庄的一处寺庙躲藏，由庙里的僧人照料。1934年5月13日凌晨，宋凌阁回家经过村口时，不幸被蹲守的伪军抓住，同行负责保卫的义勇军连长周奇海也被捕。抓住了宋凌阁，日寇和汉奸欣喜若狂，立即上报请功领赏，还耀武扬威地押着两位抗日志士照相留存。随后，二人被投入县城大牢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守口如瓶。

“那段时间，宋祥正在给朝阳地区日寇驻军的最高长官——伊藤大佐的夫人治妇科病。”宋锦春向记者讲起这段尘封多年的家族轶事：大佐夫人患病已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伊藤大佐找到当地名中医宋祥，恰好宋家有治病的秘方。宋祥说，这病能治，但起码得用半年时间，用中医慢慢调理。他选用朝阳当地的药材血见愁配成复方，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大佐夫人开始面色红润，疗效较为显著。

为了营救儿子，宋祥向伊藤大佐提出帮助解救宋凌阁的事，大佐深思了好一阵儿。宋祥说，如果儿子没命了，他也没有心思再为其夫人治病。作为交换条件，伊藤大佐同意放宋凌阁一马。但为了合情合理地还这个“人情”，同时还能对上司有个交代，伊藤大佐颇动了一番脑筋。他表示，日本宪兵这方面由他想办法安排，警察局方面也由他牵线，但需宋祥出钱。最后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用在矿上捡来的无名尸体，冒充宋凌阁匆匆结案，最终将宋凌阁从大牢里解救出来。而另外一名抗日战士周奇海则被残忍杀害。

1935年冬，日寇攻打长城白马关，宋凌阁与李海峰率抗日义勇军西路军奋勇抗击，血战了16个日夜，上千名抗日勇士牺牲在长城上，二人仅率数十名义勇军官兵杀出重围，撤至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凌阁自北平潜回东北，改名宋纪勋，准备寻找旧部，继续反满抗日。回到原籍牤牛营子的第五天，由于汉奸告密，宋凌阁又被朝阳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狱中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始终操着一口北平口音咬定：“我不是宋凌阁，宋凌阁是我的堂兄，我叫宋纪勋，是在北平教书、放暑假回乡的。”日本宪兵队没能弄清宋凌阁的抗日实情，加之家属亲友多方筹划，又以重金买通日伪要员，经多人保释，于1940年出狱。但出狱后仍被定为监外“稽查要人”，在日伪政府监视下苦度时光。

1945年日本投降，宋凌阁热泪横流，合家喜极而泣。他把妻子儿女叫到跟前，讲述了他与李海峰及抗日义勇军将士，从辽西到长城脚下，坚持抗日救国6年之久的日日夜夜。1945年11月，宋凌阁被委任为牤牛营子区副区长，1970年病故，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