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是如何变成——“可能”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950年，刚满周岁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却勇敢地迈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步伐。

今年还是万隆会议召开65周年。在那场独立自主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国际会议上，新中国领导人倡导的“求同存异”犹如一股清风，播撒下“团结、友谊、合作”的种子。

串起一个个“大事件”以及“小细节”，可以更真切地感触到新中国71年的峥嵘岁月，可以看到几代中国人是如何用汗水、智慧乃至鲜血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秘诀”是什么？周锦尉认为，关键在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在于团结一心走和平发展新路。

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

解放周末：70年前，据说一开始我们想以“支援军”的名义出兵朝鲜，后来为什么改成了“志愿军”？

周锦尉：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些相关的历史细节。

1950年，新中国面临突如其来的变局考验。这年6月，原来由苏联、美国分别托管的朝鲜半岛南北方在三八线冲突不断，在李承晚军队先入侵北部地区的情况下，朝鲜人民军进军南部，攻占汉城（今韩国首尔）。

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远东空军出动。第二天，美国第七舰队还驶入我国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同时，美国提交建立“联合国军”的动议，在苏联代表因抗议中国代表席位被国民党方面继续占有而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以13比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通过动议。

9月15日，在300多艘军舰和500多架飞机掩护下，美军登陆仁川。朝鲜半岛局势逆转，战火烧至鸭绿江畔。中国政府强烈抗议美国侵略行为。

10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作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飞机轰炸了安东（今辽宁丹东），中国领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决策形成后，初步拟定“支援军”的名义。

为慎重起见，中央决定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登门造访，认为“支援军”就是派出去的，容易让国际社会以为中国对美国宣战。毛泽东同志觉得有道理，就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志愿”，并解释“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

解放周末：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为何敢于迎战实力异常强大的对手？

周锦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确实相差悬殊。举个例子，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8785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却只有61万吨钢产量，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更别说对方还拥有原子弹等一系列先进武器。

但是，毛泽东同志研判形势后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

195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门前了，放火者已经暴露了他们的野心了，我们处在侵略者刀锋之前的中国人民，怎样能够熟视无睹？怎样能够置之不理？我们的热血同胞，怎样能够不纷纷起来以志愿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既发出了中国人民毫不畏惧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声音，又在向全国人民进行思想动员和战争教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四个字讲的是行动，后四个字概括了战争的目的和性质，并且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经历岁月的沉淀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会到这句响亮口号的深刻内涵，也能更准确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必要性、正义性。

解放周末：有种说法认为，志愿军的大规模作战实际上只打了七个多月。

周锦尉：这是一种误读。抗美援朝战争大致分为两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指志愿军入朝后的五次运动战。

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950年10月25日打响。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夺回了阵地，“联合国军”撤退至清川江以南。1950年11月初，苏联空军身穿志愿军服装参战，中苏两国空军多次与“联合国军”战机交战，在鸭绿江南岸平原一带上空形成了著名的“米格走廊”。

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6日，志愿军在清川江战役中击退“联合国军”。此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收复平壤，并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战局。

此后，又进行了三次战役。到1951年6月，双方稳定在三八线附近；7月10日，双方同意停火，坐到了谈判桌前。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阵地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发动针对上甘岭的攻击，志愿军在狭小的坑道里坚守，前后历时43天，岭上泥土被炸翻出至少3米。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国方面没有能力再发动营以上规模的进攻。

这一阶段“打打谈谈”，美军想取得更多优势的打算一直未能得逞。1953年7月27日，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解放周末：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周锦尉：最近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时，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当年抗美援朝，毛主席用诗意的语言总结胜利之道：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打击了霸权国家的气焰，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在此过程中，全国各地掀起爱国主义浪潮、劳动竞赛热潮，有力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一大批“最可爱的人”，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历史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解放周末：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也迈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步伐。回过头来看，当时苏联给予了怎样的帮助？

周锦尉：1953年开始，我国正式启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大规模布局，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较为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156项重点工程，涉及轻工、炼油、医药、钢铁、化工、发电、有色金属、机械、煤炭、化肥、水泥和军工等领域，包括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厂以及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等龙头企业。

应当说，苏联一开始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例如，在帮助建设长春一汽的过程中，苏方曾动员好几个设计部门的专家，综合苏联国内各厂的建设经验，设计出了最新的汽车制造厂。一汽的许多设备，当时在苏联也是最先进的。

解放周末：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国情，是不是决定了这种援助以及学习也是有限的？

周锦尉：去年热播的电视剧《特赦1959》中有这样一段剧情：在北京电灯厂的建设中，“苏联大姐”很认真，但照搬苏联的整套计划难以实施，使得厂长颇感为难。于是，他去关押国民党高级战俘的“功德林”，求教学员叶立三。

这处文学性的演绎生动说明，苏联援助很重要，但也有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局限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消化、吸收。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世纪（20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为此，中央逐步反思苏联模式，积极谋划农轻重格局，努力探寻中国工业化路子。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国际战略出现分歧。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回援华专家，留下不少“半拉子”工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被动和挑战。由此，中国人民进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新征程。

解放周末：在自力更生的这段艰难岁月里，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并不低。这似乎与现在一些人对“前三十年”的印象有很大不同？

周锦尉：确实，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速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也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所经历的几个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对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状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过科学的结论：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6.7亿多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基本保证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同时，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其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增长了7.7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1949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当然，30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其间，出现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样的深刻教训，值得反思和警醒。

总的来看，新中国史是一部不断奋斗、探索、前行的历史。“前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极大迸发和释放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显现。有了“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开先河”的创举才能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忽视或否认“前三十年”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应该将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解放周末：除了经济领域，新中国的发展进步还有哪些亮点？

周锦尉：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全方位的。对此，汉学家费正清很早的时候就有过生动描述：“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有理想、有雄心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新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尤其是万隆会议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1955年，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在印尼万隆召开会议。这是亚非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可能大家知道，周恩来一行原来租用飞机，准备从香港飞往万隆。因台湾方面的特务破坏，飞机被安装上了定时炸弹，不幸爆炸坠海，中国及越南的一些参会人员遇难。幸运的是，周恩来一行临时改机，先访问缅甸，再赴印尼。

会议开始时，一度出现了反华风潮。有国家代表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提出应该“同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等等。周恩来从容不迫地回应：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共产主义信仰和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会议上用不着宣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应该将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

周恩来坦诚的发言，尤其是“求同存异”的说法，如一股清风，获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与共鸣，原来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

解放周末：在对外关系中，“存异”也许不难，但如何在复杂情况下甚至对立状态中“求同”？

周锦尉：还是以万隆会议为例，有某国代表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公开讨论台湾问题，主张先由联合国托管，然后建立“独立国家”。

对于这一严重挑衅，周恩来一方面坚决予以驳斥，表示“不同意”，并与许多国家代表积极接触，表达中国政府在核心利益上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又专门找到提出异议的代表进行单独会谈，有情有理的做法最终获得了成功。

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上，一些关键用词的表述和调整也体现了政治智慧。比如，公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一词，以及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五项原则”主要内容。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提法上，原稿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容易引发误解。在周恩来和一些代表的努力下，最终改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理想和愿望。

这一“团结、友谊、合作”的宝贵精神，是亚非国家的共同财富。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内涵是创新奋斗奉献，底气是自觉自信自强

解放周末：上海所走过的70多年发展历程，也是新中国奋斗创业史的一个缩影。回眸走过的路，“十里洋场”是如何一步步迈向“人民城市”的？

周锦尉：上海历来是工商业重镇。改革开放之前，上海曾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一定意义上展现了“共和国长子”的担当与责任。

改革开放启动后，上海一步步由“后卫”转向“前锋”。1984年、1986年，上海先后三次举行战略发展论坛，逐步把视野投向浦东。一条河流贯穿一个城市，一边很繁华，一边几乎是农田，这在国际城市中是鲜见的，也证明浦东具有开发开放的巨大空间。

要开发，最缺的是资金。上缴国家财政后，上海自己搞发展只有二三十亿元。经济界、学界把目光投向了“土地批租”。当时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坚决支持，通过海内外的一番深入调研后，提出建立土地批租制度的报告。1987年7月，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相关文件，决定采用土地批租方式。1988年4月12日，宪法修正案确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由此，上海迅速行动起来。

同时，浦东开发开放需要进一步启动黄浦江过江工程。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相继建成，极大地鼓舞了建设者的士气。上海还借鉴“他山之石”，请来境外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把49%的经营权卖给中国香港的上市公司，从而筹来24亿元用来建造第三座、第四座大桥。

新时代，我们正在抒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历史新篇章。我理解，一个重点是更好发挥浦东新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打造充满活力的机遇之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创业平台、事业舞台。

另一个重点是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做优做强城市核心功能作为主攻方向，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

解放周末：纵观新中国奋斗创业史，从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等，一个个鲜明的“坐标”串起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进一步提振精气神？

周锦尉：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无数惊涛骇浪，在艰辛磨难中繁衍至今，得益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进一步丰富形成了红色精神谱系，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种种精神，始终贯穿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气神。在我看来，其内涵是创新、奋斗、奉献，其底气是自觉、自信、自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在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中，要生动讲述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生动讲述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道理。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一些前沿科技受制于人，深化改革的成效与民众期待仍有差距……越是艰难险阻，越要以更大的定力、勇气、智慧，“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好每一步。

周锦尉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第四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