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红旗

　   如火如荼的自由贸易港建设，正让海南大步走向世界。

　　海南，又名琼崖，从昔日苏轼等被贬之地，到如今中外游客心向往之的胜地，沧桑巨变，始于70年前的解放海南岛战役。

　　在这场“木船打败军舰”的伟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的接应配合作用的武装队伍，就是诞生、成长在海南本岛的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与这支队伍的一个小分支红色娘子军相比，琼崖纵队似乎没有那么广为人知，但他坚持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更加传奇。

　　1949年，周恩来评价琼崖纵队：“海南的斗争坚持了二十多年，红旗不倒，这是很大的成绩。”1950年初，毛泽东指出了解放海南岛的两个有利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有冯白驹的配合”。

　　接过红旗

　　1937年下半年，正值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发生在海南的一起秘密逮捕案，激起各界义愤。海南人民示威游行，海外华侨纷纷写信，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

　　被秘密逮捕的人，就是后来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冯白驹将军，时任琼崖特委书记。

　　冯白驹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从高楼林立的海口市区出发，大约半个小时，就来到了他出生的地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的冯白驹故居。这里椰树苍翠，一片幽静，但曾经的血雨腥风和革命志士没有被人们忘记，故居内常年展出的冯白驹生平，亦是琼崖革命斗争简史的生动写照。

　　冯白驹出生于1903年，少时依靠父亲经营石场打石头的收入读书上学。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海南，正在琼山中学读书的他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925年，冯白驹考上了上海大夏大学预科，期间经常阅读《向导》等进步书刊，并目睹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在这时，父亲来信说，家里的石场被富人霸占，无力再供他读书。

　　家庭变故，国难当头，冯白驹决心参加革命，他找到了在家乡读书时的老师徐成章。徐成章也是琼山县人，1922年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成立，他被周恩来选定为队长。徐成章告诉冯白驹，“我还是希望你回咱们琼崖去，回家乡干革命”，并让他联系同是琼山人的共产党员李爱春。

　　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故乡。这一年，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年初国民革命军渡过琼州海峡南征，结束了军阀邓本殷的反动统治；中共广东区委（当时海南隶属于广东）先后派来了王文明、罗汉、冯平等革命干部，不久琼崖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创建人之一杨善集也回到家乡海南；2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成立，随后，文昌、琼东、乐会、万宁、澄迈等县都建立了党支部，各地纷纷发动工农青妇运动，琼崖掀起了大革命高潮。经李爱春介绍，冯白驹被派往海口郊区领导农民运动，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琼崖革命风起云涌时，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2日，血雨腥风刮到了海南岛，驻琼崖的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出动大批军警，在海口、府城（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包围了工会、农会和学生联合会等进步民众团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冯白驹这天恰好从乡下回海口的农民协会办事处，他回忆：“吃过中午饭后，就到客厅翻看报纸，看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军警在广州抓共产党人，心中有点奇怪，就走出办事处到外边了解了解情况，刚走出办事处几十步，回头一看，军警已把办事处包围了。我急了起来，就加快脚步，跑到郊区某乡农民协会去了。”在农民家里隐蔽了几天，得知国民党天天在海口抓共产党人和革命学生，冯白驹就和几个农民会员一道，买了香烛、元宝、纸钱等祭品，装扮成回乡扫墓的样子，回到了长泰村自己家里。

　　更多的同志来不及隐蔽，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冯白驹的入党介绍人李爱春也英勇就义，方兴未艾的琼崖革命进入了低潮。人心惶惶中，冯白驹在临近长泰村的本里湖村找到了撤退隐蔽的地委书记王文明。劫后相逢，喜出望外，王文明指定冯白驹担任县委书记重组琼山县委。

　　秘密寻访失联同志、组织短枪队、建立农民武装队伍，在冯白驹的努力下，本是“四二二”反革命政变后重灾区的琼山，迅速恢复了革命工作，并成为了此后20多年支撑琼崖革命的红色“堡垒”。“堡垒”有多坚固？从琼山的长泰村可见一斑。作为冯白驹故居的管理员，冯白驹的堂侄冯尔动长年生活在这个僻静的小村子，他说：“附近5个村子的村民都跟着冯伯伯干革命，长泰村13户人家，多半被敌人残杀，房屋被烧毁。仅冯伯伯的亲属，就有11人先后被敌人杀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随后八七会议召开，中国革命开始历史性转变。为了配合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9月23日，在琼崖特委（1927年4月，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简称“琼崖特委”）的直接指挥下，包括琼山在内的各县工农武装组成的“琼崖讨逆革命军”，进攻嘉积（今琼海市嘉积镇）外围的椰子寨，揭开了琼崖武装总暴动的序幕。

　　琼崖讨逆革命军，后来先后发展成为琼崖工农革命军、琼崖工农红军、琼崖抗日独立队、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等。队伍的名称有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人民军队的性质却没有变过。因此，椰子寨战斗这一天，是琼崖纵队的诞生纪念日，也是“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起始日。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向记者解释：“红旗，就是指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椰子寨战斗打响第一枪，直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我们的武装斗争没有间断，一直在战斗。”

　　椰子寨战斗中，年仅27岁的琼崖早期革命领导人杨善集牺牲了，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烈火从此愈烧愈旺，尤其是1927年12月，徐成章率部南征，两个月内横扫400余里，所到之处，苏维埃红色区域连成一片。面对琼崖革命的燎原之势，1928年3月中旬，国民党广东当局派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4000余人，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围剿”年轻的琼崖苏区和红军。赖永生介绍说，当时琼崖红军只有1400余人，敌强我弱，我们武器装备也差，加上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最终寡不敌众，至11月，红军反“围剿”斗争宣告失败。“琼崖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有‘两起两落’，这就是第一次‘落’。”

　　令这次低潮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929年，位于海口的琼崖特委机关被破坏，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杀害。所幸，在此之前的1928年12月，为保存革命力量，王文明率红军130余人，以及琼苏政府直属机关等600余人，向母瑞山转移，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母瑞山是五指山向东北伸延的一支山脉，位于海南的安定、乐会、万宁等县交界处，离海口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山上古树参天、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战场。正是在这里，王文明带领仅剩的队伍搭建茅草棚、砍山开荒、办起红军农场、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让琼崖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

　　可惜，就在母瑞山根据地迎来春天时，1930年1月17日，身患重病的王文明不幸病逝，年仅36岁。时任澄迈县特委书记的冯白驹临危受命，接任琼崖特委书记。从此，不到27岁的他接过了先辈手中高高举起的红旗。

　　艰苦岁月

　　1930年2月，刚刚担起重任的冯白驹奉命前往香港向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鼓励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你们琼崖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只要继续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党史专家、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邢诒孔认为：“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琼崖长期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有了指路明灯，冯白驹领导琼崖革命走向了第二次高潮，形势一片大好。几乎无人不知的“红色娘子军”——琼崖红军队伍中的女子军特务连，就诞生在此时。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两年后，海南岛与上级的联系中断了，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竟再也没有听到中央的指示。1932年7月，国民党的“围剿”卷土重来，疯狂轮番进攻，红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女子军特务连也不得不化整为零，疏散隐蔽。

　　赖永生向记者介绍当时的背景：“海南是个海岛，过去与上级和中央联络主要依靠跨越海峡的地下交通线。敌人一旦封锁海峡，过海就相当麻烦，交通员只能化装成小贩，把海南岛的特产通过渔船拉到雷州半岛那边，再从那边拉一些东西过来。”

　　这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红军实际上已经解体，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破坏，琼崖彻底与省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是比第一次“落”更加险恶的革命低潮。这一次，王文明的继任者冯白驹再次选择了转战母瑞山。母瑞山也不负众望，第二次成功地保存了革命火种，并因此被称为琼崖革命摇篮、海南“井冈山”。

　　1932年8月，跟着冯白驹走上母瑞山的仅有100多人。山下，国民党重重包围，封锁道路，断绝老百姓与红军的联系，企图把琼崖红军饿死、困死在山上。这样与世隔绝的情况下，100多人像野人般在山上坚持了8个多月。

　　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雕塑作品《艰苦岁月》，塑造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位老红军和一位小红军坐在芭蕉叶上，老红军在吹笛子，小红军伏在他的膝头静静倾听。很多人以为这件雕塑描绘的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场景，其实，它的原型是冯白驹等人在母瑞山的这段革命斗争场景。

　　据《艰苦岁月》的作者、艺术家潘鹤回忆：“1956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三十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美术家征集作品，下达给我的创作任务是用油画表现第四野战军解放海南岛的辉煌战果。”他阅读大量史料后，最后决定专注于表现坚持孤岛斗争、历尽千难万险的琼崖纵队，为此采访了原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冯白驹，冯白驹向他讲述了在母瑞山上的生活和斗争。

　　山上粮食奇缺，战士们割野菜、采野果、摸鱼虾，过上了“神农尝百草”的生活，凡是能放进嘴里的大家都要尝尝，可是能下肚的实在不多。多年后，冯白驹在《红旗飘飘》一文中回忆：“终于被我们发现了一种半尺多高、形状极像蚕豆的野草，茎软叶嫩，可好吃啦。我们每天采它，顿顿吃它，这种野生植物，我们到底不知道它有没有名字。一天，大家正在山洞里洗这种菜，忽然有人提出该给这菜命个名……”一番讨论后，冯白驹说：“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它帮助了我们，支持了革命，何不就叫‘革命菜’！”

　　“革命菜”虽能果腹，可长期没有油盐，有人拉肚子，有人得疟疾，大部分人患了夜盲症。到了秋冬，日子更难过，海南的冬天虽然没有冰雪，但深山密林依然寒气袭人。冯白驹回忆：“秋天里，海南岛的台风既多且大……有时半夜突然风雨大作，疾风呼啸横扫林木，像怒海狂涛一样。高大的树木连根拔起，我们自己盖的茅草屋一下就倒了，飞了，无影无踪了。”“我们身上的衣服成了不打结连不在一起的破布条条……大部分人的肩膀露在外面，有的光着屁股。王惠周和李月凤（两个女同志）更是为难，只穿着男同志给她们的裤衩，个个身上冻得发青发紫，有什么办法呀！只有像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摘树叶剥树皮，连在一起，披在身上。男同志披的树皮像古代骑士的盔甲；女同志穿起名符其实的‘百叶裙’。”后来，冯白驹想了一个办法，把大家聚拢在一起，烧起火来把芭蕉叶烤热了当被子盖。偏偏在最冷的日子，战士们的火柴用光了，火种也被雨淋熄了，只能像原始社会的老祖先那样钻木取火、保存火种。

　　疾病缠身、饥寒交迫、敌人搜剿，都不曾磨灭战士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赖永生说：“冯白驹带着大家上午采野果解决生存问题，下午坚持训练、学习，晚上唱革命歌曲、琼剧。《艰苦岁月》中吹笛子的老红军，原型就是当时跟冯白驹在山上坚持的红军之一王业熹，他会给大家吹笛子。”

　　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中，冯白驹多次派战士突围下山、联络情况，然而，派出去的人最终都没有回来，其中还包括他的亲弟弟冯裕深。牺牲越来越多，直到1933年4月，最后幸存的25个人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突围到了琼山老区长泰村的冯白驹家中。

　　时光流转，站在冯白驹故居的小厨房里，他的堂侄冯尔动唏嘘地向记者讲述往事：“冯伯伯他们回家后先到的这里，当时是夜里，他闻到锅里煮熟的食物香味，揭开锅盖，抓起来就往嘴里填，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喂猪的食物。冯伯伯的母亲听到动静过来，一开始根本没认出儿子，冯伯伯自己也说过，‘那时我们浑身上下实在不像人呀！’”

　　冯白驹常说一句话，“山不藏人人藏人”，回到琼山革命群众中的25个人，仿若蛟龙入海，彻底逃脱了敌人的“围剿”圈。他们一边重整旗鼓，联络分散、隐蔽的各地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开展游击战争，一边派人前往香港、上海寻找广东省委和党中央。冯白驹不知道，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正跋涉在更为艰难的长征路上。他只知道，从1932年上母瑞山开始，琼崖的同志们“在香港找不到省委，在上海找不到中央”。孤悬海外的琼崖，就这样坚持孤岛奋战到了1937年。

　　抗战第一枪

　　1936年下半年，在海外侨胞带回的报纸上，冯白驹看到了中共中央公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在和省委、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后，第一次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冯白驹顿时如获至宝。更令人欣喜的是，1937年上半年，被冯白驹派往香港寻找党组织的陈玉清，终于找到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

　　在南委传达的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指导下，1937年7月，冯白驹和琼崖特委主动致函琼崖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不久，国民党表示同意冯白驹和琼崖特委的谈判要求。

　　不料，双方正在府城谈判时，国民党竟然逮捕了冯白驹。冯白驹的小女儿冯尔曾对记者说，当时为了及时掌握谈判情况，父亲从特委驻地赶到了府城附近的塔市乡，和母亲两人住在一位革命老妈妈家里，结果有人告密，导致两人被捕。“最开始国民党只知是抓共产党，抓了后才得知对方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冯白驹，一下子得意的不得了，觉得抓到了宝，妄图以此为筹码迫使特委在谈判中让步。”

　　但冯白驹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他非但毫不让步，还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跟狱中秘密党支部接上了头。冯尔曾告诉记者：“当时狱中秘密党支部已经策反了一个看守监狱的小队长，叫吴克之，计划万一冯白驹有生命危险，就由吴克之安排越狱。”

　　吴克之后来成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协助冯白驹指挥部队，战功赫赫。不过，这次冯白驹出狱，没有用上他的营救方案。就在冯白驹入狱的第二天，消息即被公开，一时群情激愤。工人、学生、民主人士、爱国商人和海外侨胞纷纷谴责琼崖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叶剑英也写信给国民党广东当局。多方努力下，国民党先释放了冯白驹的妻子曾惠予，随后，蒋介石被迫于1937年11月下令无条件释放冯白驹。

　　出狱后，冯白驹作为琼崖特委常委（冯被捕后特委书记由其他人担任，1941年2月起又担任特委书记），继续坚持我党我军必须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谈判。一年多的艰难谈判后，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将红军“溶化”的企图，因为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已经直指琼崖。

　　地处华南乃至太平洋的战略要地，铁矿丰富的海南岛被日军觊觎已久。1938年9月，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海口、府城，军舰闯进了三亚一带的榆林港。10月21日，广州沦陷，海南岛危在旦夕。第二天，琼崖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

　　12月5日，琼崖红军在琼山县云龙市（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的六月婆庙前举行改编仪式，改编后的队伍番号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独立队规模不大，仅有300多人，近300支枪，但这支精悍的队伍很快打响了自己的名声。

　　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军在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下入侵海南，当天上午就占领了府城和海口，大有一口鲸吞琼崖之势。赖永生向记者介绍：“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152师已经撤回大陆，留在海南的国民党驻军只有两个保安团，加上壮丁和地方兵团，加起来有4000多人。他们做了一些抵抗，但根本不堪一击，很快退缩到山区。”

　　挺身而出的是冯白驹率领的抗日独立队。他一听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就和独立队领导分析判断，日军占领海口、府城后必定要跨过南渡江东进。今天的南渡江已有数架大桥沟通东西两岸，但当年江上无桥，渡江只能坐船，因此，冯白驹命令独立队第一中队在渡江东进的必经之路——潭口渡口阻击日军。

　　潭口，距离独立队驻地约10公里。2月10日一大早，第一中队80多人一路急行军，很快赶到潭口渡口东岸，埋伏在树林里。80多人阻击日军数千人，对方还有飞机轰炸，这场战役该怎么打？第一中队副中队长符荣鼎回忆：“当敌机俯冲时，守渡口的部队用排枪对空射击；等敌机略过再回头轰炸时，又立即向后面的丛林里转移……我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饿着肚子在潭口渡口坚持了整整一天……傍晚，敌机终于灰溜溜地飞走了，对岸的敌人也不见有什么动静。”

　　潭口一战，让猖狂的日军第一次在海南岛吃了苦头，更重要的是，这一战打响了琼崖抗日的第一枪，极大鼓舞了琼崖人民抗日的士气。

　　海外侨胞受到感召。1939年的一天夜里，海南文昌漆黑的海面上，突然闪烁出几束亮光，随着海浪的拍打声，陆续有人游到了岸边。这支特殊的队伍，是由245名归国华侨组成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

　　少年儿童也投身抗战队伍。数万名10岁至16岁的少年组成了儿童抗日救国团，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全岛各县、区的乡村，搞宣传、筹粮款、站岗、放哨、送信、侦察……历任村、乡、区儿童团长的琼崖老战士符树森回忆：“我们把树上瞭望与地下监视相结合，暗号联络与接力报警相结合，做到白天黑夜不间断，一环扣一环，曾无数次使抗日军民避免了敌人的突袭。”

　　冯白驹直接领导的独立抗战队伍更是日益壮大。符荣鼎写道：“潭口阻击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300多人的独立队迅猛发展成为有1400多人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在敌后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 1940年冬，独立总队发展到3000多人，部队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乐会、定安11个县，琼文、美合和六连岭等多个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黎族兄弟

　　从独立队发展壮大到独立总队，“独立”二字是当初国共合作谈判时拉锯的重点。正如党史专家邢诒孔所强调：“‘独立’二字值千金！”果不其然，独立总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反共灭独”。1940年12月15日凌晨，标志着琼崖国民党顽固派重新挑起全岛内战的“美合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武装3000余人，兵分五路向美合抗日根据地猖狂进攻。

　　外有日本侵略者，内有琼崖反共逆流，1941年，远离大陆的琼崖特委再次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

　　此前，为了改善琼崖特委与上级的联络方式，1939年8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克服重重困难，运送了一部15瓦手摇发报机到琼崖。10月，广东省委派出电台工作人员到琼正式建立电台。1940年1月26日，党中央指出：“琼崖要有三部电台，并以一部与中央联络。”为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又购置了一部75瓦电台和15瓦收发报机，于8月运抵美合根据地。

　　熟料，这难能可贵的电波信号存在尚不足两年，就断了。电台原设在美合根据地的香山岭半山腰，美合根据地是当时特委和独立总队机关所在地，香山岭林密山险，不知内情的人即使走近了也发现不了电台。然而，“美合事变”爆发后，特委和独立总队机关撤出美合根据地时，因大电台笨重，音响大，汽油又难以保证，便决定把它暂时隐蔽起来，只使用15瓦的手摇式小电台。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频频袭扰，导致电台工作人员多是夜间转移行军，白天则隐蔽待命。一次在夜色中转移，突遇顽军，保管电台的总队管理科长不幸阵亡，电台也丢失了。

　　电台丢失，全军上下无不痛心，总队曾决定取出撤离美合根据地时藏起来的75瓦电台使用，却始终没有机会。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络，琼崖抗日的局面更加严峻。如此形势下，冯白驹带领的琼崖抗日军民，竟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又一支重要力量——聚居在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区的黎族和苗族人民。

　　这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冯白驹正在特委驻地澄迈县六芹山与几名干部研究对敌斗争情况，忽然，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江田带来了三个黎族兄弟。在《五指山尖五朵红霞》一文中，冯白驹回忆：“他们下身围着一块破布，上身披着稀烂的破布条，手里拄着拐棍，哆嗦着走来……一听我是司令员，就抛了拐棍，用少数民族的大礼，向我深深一躬，头几乎碰到地面……长叹一声，眼泪直流地说‘可找到你们啦！’”

　　冯白驹请他们在树林里坐下，这才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军消极抵抗，退缩到五指山区后，却对聚居在这里的黎族、苗族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欺压，甚至集体屠杀。1943年8月，不堪凌辱的少数民族兄弟在黎族首领王国兴的带领下，发动了白沙起义。白沙起义历时半个月，参加者达两万余人，一度取得胜利。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待自己的同胞足够凶残，疯狂报复，一时间，五指山区处处燃烧着熊熊大火，到处躺着被屠杀的无辜民众。

　　弹尽粮绝时，王国兴想起父亲曾对他说过：“世上只有红军是不会欺负咱们黎人的。”他也听说独立队又打日本鬼子又打国贼，厉害得很，猜测独立队就是红军。实际上，当时琼崖的抗日队伍已经不叫红军，也不叫独立队，而是独立总队，但这不妨碍王国兴和少数民族“找红军”。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天王国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冯白驹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他梦见五指山峰上，出现了五朵红霞，红霞里飘扬着五面红旗……看得正出神，忽然有一队打着红旗的军队，从他站的山跟前走过去，嘴里还唱着歌。看到王国兴站在山顶上，都含笑亲热地向他招手。”这个黎族兄弟讲给冯白驹的故事，或许是梦，或许是传说。不管怎样，王国兴派出了三位黎族同胞去寻找“打红旗的队伍”，他们就是冯白驹见到的三个黎族兄弟。

　　黎族、苗族同胞们还不知道，他们四处寻找共产党之前，党就在寻找他们。早在1940年11约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对琼崖指示：“认真在三十余万夷（黎）民中进行艰苦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与我们一起抗战。必须认识他们所在的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那时，冯白驹就命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过抗日宣传，只不过，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地区历来交通不便，黎族、苗族与汉族来往不多，缺乏群众基础，因此没有贸然进入。白沙起义的消息传出后，琼崖特委也曾派人前往白沙联系。

　　黎族兄弟先找到了党，正是一个绝佳的契机。特委立刻派人带着山区急需的火柴、硫磺、弹药和衣服等，随黎族兄弟进山。随后，创建了白沙抗日根据地，肃清了白沙县的国民党势力。1945年8月，白沙县成为海南首批解放区之一。

　　白沙根据地位于五指山腹地，它的建成为后来进一步建立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从而结束了琼崖长期没有稳固后方根据地的历史。与此同时，琼崖的革命武装也在战斗中进一步扩大。1944年秋，独立总队正式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从此，“琼崖纵队”成了这支一步步发展壮大的部队的代名词。这支队伍中，起初罕见的少数民族战士，逐渐也成了海南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据冯白驹说：“海南解放时，琼崖纵队里的成员，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少数民族战士，他们贡献很大。”

　　南撤与北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琼崖纵队对日伪作战2200余次，毙日伪军3500余人，伤1900余人。日本投降时，琼崖解放区已占全岛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达100万以上，占全岛人口的一半左右。

　　抗战胜利一个月后，琼崖纵队司令部与盟军在南丰会谈，盟军代表关切地问：“你们琼崖纵队现有多少队伍？”时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庄田答道：“抗战开始前，海南红军改编抗日部队之初只有300多人，现在纵队已有5个支队、独立团和直属部队，总共兵员1万余人。”盟军代表惊讶地说：“贵军以简陋的武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在孤岛上坚持长期斗争，并且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真是历史的奇迹，本人无限钦佩！”

　　比“奇迹”更传奇的是，9年前的1936年，冯白驹从侨胞带回的报纸上读到了中共中央团结抗战的号召；9年后的1945年，没有电台的琼崖纵队，竟然是从缴获的国民党文件中获知了日本投降的喜讯。

　　来不及欢欣雀跃，琼崖纵队又要应对国民党的假意和谈与内战阴谋。

　　为了争取和平，1946年1月初，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广东省的中共武装力量要北撤。彼时琼崖隶属广东，4月，广东区党委派人来琼传达了琼崖纵队北撤山东的指示。冯白驹、庄田等人研究后认定：北撤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我们当然应当贯彻执行，但是考虑到琼崖的特殊地理条件和对敌斗争状况，特别是琼崖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敌46军正千方百计寻找琼纵主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安全渡海北撤，北撤后琼崖革命力量如何恢复和发展等，都将成为问题。于是，他们决定做好两手准备：一面做好北撤的准备工作，一面坚持自卫反击战争，撤得了就撤，撤不了斗争依然坚持。果然，一直没有停止进攻人民军队的国民党，也有自己的企图。赖永生向记者解释：“国民党主政广东的张发奎不承认琼崖纵队的存在，其实是不愿留下隐患，想把琼崖的共产党全部消灭，自己到海南岛当‘岛王’。”

　　最终，琼崖纵队未能北撤山东，但没过多久，广东区党委又先后两次派人抵琼，传达南撤的指示：全国内战爆发后，广东将出现十年黑暗的局面，琼崖斗争将更加困难，琼崖特委须将琼纵主力撤往越南。传达指示的人甚至把撤往越南北方的地点及在什么地方登陆，用什么讯号联络都带到了琼崖。

　　对此，冯白驹一开始就不同意，他认为，目前敌人正向我们疯狂“围剿”，严密控制了沿海港口和船只，我们不但找不到那么多船只，即使有船，大部队在海上航行遭到敌人的军舰、飞机袭击时也难于应付，强行南撤，实际上就是把全部革命力量丢在海里。他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中写道：“我坚决不执行，党以后如何处分我都行……这也不会得到海南人民的同意，如在海南坚持下去，我相信，环境再严重，无论如何，也不会通通被敌人消灭掉，以往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暂不执行，需要扛着巨大的压力。幸好，9月23日，琼崖特委与中央中断五年的电讯联络恢复了。

　　据曾在琼崖纵队从事交通联络工作的陈香钊回忆：“抗日战争后不久，周恩来同志指示广东区党委设法帮助琼崖特委重建电台。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立即派人从香港买到电台，然后转移至澳门，等待时机运回海南。”可惜，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严密封锁了琼州海峡，运送电台这项艰险的任务落在了陈香钊肩上。

　　运送电台，要闯过的第一个难关是海关检查。1946年2月，陈香钊来到澳门，他发现从琼崖来的木帆船，大多停泊在一个葡萄牙人管理的七号码头，于是，他天天去七号码头，带着香烟、糖果、啤酒或香肠，设法与这个葡萄牙人攀谈。一连数天聊下来，葡萄牙人果然把他当成了朋友，一听他说想运些赚钱的货物，就豪爽地说：“不管什么货物，你都可以从我这个码头启运。只要你买几罐黑猫牌高级香烟和高级糖果，我领你去送给验关人员，他们就不检查了。”陈香钊又特意观察了几天，的确有人成功贿赂验关人员，这才放心。接着，他找到自己认识的老乡船主，请他们帮忙提供船只。出港那天，他把三只装着电台零部件的皮箱和一个藏着马达的青菜箩筐装上船，带着黑猫牌香烟，果然船顺利地驶出了澳门港。一路顺风顺潮，只在上岸后遇到了国民党部队，陈香钊赶紧把那副有电台的担子藏在灌木丛中，恰好远处响起的枪声吸引了国民党，电台又躲过一劫。

　　1946年7月，电台终于抵达琼崖特委。9月23日，红色电波终于又把海南岛与延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冯白驹和特委就南撤问题向中央请示，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0月30日复电：“你们的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是正确的。”

　　赖永生说：“正确处理北撤和南撤问题，是琼崖纵队从实际出发的非常典范的实例。正是因此，才在海南岛上保存了琼崖纵队，保证了后来解放海南岛时的接应和配合。”

　　接应雄师

　　1949年12月，两广战役结束，华南大陆全部解放。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第四野战军发出命令：“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1950年1月10日毛主席再次致电四野：“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当时的海南岛上，国民党总兵力约10余万人，拥有大小舰艇51艘，飞机45架。担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的薛岳，早在长征期间就曾一路尾随“围剿”红军，抗战期间指挥过著名的长沙保卫战，他颇为自负地用自己的字“伯陵”，将海南的海陆空立体防御命名为“伯陵防线”，自比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相比之下，我军的渡海工具几乎全是木帆船，只有一小部分木船加装了汽车的发动机，没有军舰、飞机，10万人组成的渡海作战兵团相当于只有陆军。

　　对于渡海作战，从松花江畔打到南海之滨、一路所向披靡的四野都丝毫没有经验。前一年10月，三野一部以三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3万守军，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该怎么打？关键时刻，毛主席特别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果然，冯白驹亲自起草报告，详细地向叶剑英、邓华等渡海作战将领，反映琼崖革命根据地以及敌我军事的情况。他还派出琼纵司令部参谋长符振中等20多名琼崖干部，偷渡海峡，带去了沿海各港口、海岸线的水文、气象资料以及琼崖敌军设防的变化等情报。琼崖人民也被号召起来，短短一个月时间，就筹措了军粮5万多石，组织起了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准备了170多艘木帆船和400多名船工。

　　与此同时，为了将陆上猛虎锻炼成海上蛟龙，渡海作战的主力部队四十三军和四十军正在雷州半岛一带的海面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训练。训练的内容乍一看千奇百怪，划船、拉帆、荡秋千、海里漂浮、海上射击……别的还好理解，荡秋千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这是为了训练战士们防晕船的能力。

　　1950年2月1日，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符振中转达了冯白驹的建议：一是趁敌人防线不甚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若第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纵的武器装备。会议研究后采纳了第一条建议，确定了作战方案：分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并重进行。

　　3月5日，第一批偷渡部队——799名指战员组成的渡海先锋营，分乘13艘帆船，成功登陆琼崖。随后陆续又有三次偷渡成功，野战军登陆入岛的总兵力已接近一个师。这些战士们一上岛，就有支前队伍送水送饭，然后迅速被转移至解放区。

　　4月16日，海南岛战役总攻打响，渡海兵团第一批登陆部队18700多人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强行登陆。同一时刻，琼崖纵队配合野战军，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一个星期后，海口解放。随后，琼崖纵队与野战军兵分东、中、西三路，追击南逃的国民党部队。4月30日，五星红旗插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天涯、海角石上。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

　　从3月5日分批偷渡，到5月1日全岛解放，仅仅用了58天，渡海大军和琼崖纵队共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木船打败军舰”的奇迹。

　　对此，多位党史专家表示，渡海作战所以成功，特别是以牺牲1300多人、受伤3300多人的较小代价顺利解放海南岛，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指挥渡海作战的四野第15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总结海南顺利解放的四点因素时，将“有效运用琼崖纵队这支有力的接应力量，正确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列为第一条。

　　赖永生则多次感叹：“快速、顺利地解放海南岛，这是一次英明的决策，一次辉煌的胜利。”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海南岛解放一个多月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随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而解放海南岛的主力部队之一40军是赴朝作战的首支部队，解放海南岛的指挥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都是第一批赴朝指挥作战的。如果渡海作战没有那么迅速，当时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后果我们不敢去设想。”

　　历史没有假设，我们所能看到的，是70年后的今天，昔日的红色热土早已焕发盎然生机，曾经闭塞的天涯海角已然是蜚声国际的旅游胜地。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号角声中，我们不会忘记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壮烈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