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日记》折射的党性光辉

陈伯钧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伯钧日记》记载了他1933年至1937年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想，聂荣臻曾说“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艰难险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日记彰显着陈伯钧的党性光辉，读来既感人肺腑又催人奋进。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

陈伯钧时刻不忘民族危难和国家耻辱，每逢关乎国运的重大纪念日，他都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内心独白。1933年5月7日的“五七”国耻日，陈伯钧想到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苛刻条约，内心愤恨难当。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自清帝至国民党统治，无日不在列强的侵凌中，人民生命财产亦无日不在卖国政府秘密出卖的危险中。”对此，他坚定地认为“只有组织真正民众的政权——苏维埃，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才能彻底雪清这一国耻”。1934年9月18日的九一八纪念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三周年纪念日。蒋介石法西斯秉承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意志，向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而我们在这一形势下，坚决与敌做殊死的、残酷的斗争。我们只有以胜利，来回答法西斯的进攻，来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陈伯钧看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地革命到底，才能解民族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

陈伯钧的坚定信仰，在他日常工作中也时刻体现着。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将“八一”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并举行盛大检阅仪式。陈伯钧得二等红星奖章一枚，对他来说这不仅是莫大的鼓舞，更笃定了理想信念。他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这是我七年来参加革命用血和肉换来的一个纪念品，我应永远保持这一光荣，与敌人奋斗到底。”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陈伯钧一生都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尤其在重要历史关口和重大考验面前也从不屈服，这种令人敬佩的斗争精神在他的日记中也能够得到见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8月，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共同北上的方针。心怀鬼胎的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行径，陈伯钧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1935年9月7日，陈伯钧率部驻军阿坝期间，“听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深为愤慨”，“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第二天，陈伯钧当面劝告张国焘迅速北上，不能“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义正词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为此，陈伯钧遭到了一些追随张国焘错误路线人员的威胁和恐吓。但他依然毫不畏惧，在9月12日和13日分别通过给张国焘写信和面谈的方式，正告其服从党中央决策部署，率兵北上。陈伯钧的坚决斗争，遭到了张国焘的无情打击，逼使他只身离开红九军，到红大任教员。面对张国焘别有用心的打压，他在日记中以“受辱之日”为标题，坚定地写道：“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只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使共产党人折服。”

虽然陈伯钧遭受莫大屈辱，但他始终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斗志、坚韧的毅力维护着党中央的权威。陈伯钧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精神，受到聂荣臻赞扬：“他曾挺身而出，直接向张国焘提意见，呼吁团结，反对分裂。这在他当年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读来感人。”

勇于自我批评的鲜明品格

陈伯钧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与意见，深入反思自己性格中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作出严厉的自我批评。他的自我批评不是仅仅说在口头上，而是诚恳地记录在日记之中，真正地深入了内心、触动了灵魂。1934年5月27日，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朱瑞指出陈伯钧在军事教育管理、政治学习及参加政治工作积极性、军政关系处理、领导艺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天晚上，陈伯钧在日记中发自内心地表示：“这四点是我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今后应以此为鉴，同这一切不良的倾向斗争到底，作一个战役中负责的共产党员。”1936年1月1日，处在病中的陈伯钧深刻反思，认为自己“性情急躁，致文字上、口头上使上级难堪之处也时有之。粗鲁直率、冲口而出的毛病，实在值得警惕，务必消除之”。8月31日至9月3日，由于敌人快速增援，陈伯钧率部攻取礼县陷入被动局面，导致“当前既不能战，又不能休整与开展地方工作，只能转移到中川里附近待机再动”，他深刻地反思到“未集结全部兵力前进，又未迅速袭取该城，途中迟延两天，以致往返疲劳，徒劳无功”。

无论是行军打仗期间，还是患病休息期间，陈伯钧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的不足，而且他从不推诿，从不掩饰，而是毫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陈伯钧的自我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责任，更成为一种鲜明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