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藤椅,其上部的藤条网上靠前有一个大窟窿。然而,就是这样一把破旧的藤椅,陪伴了焦裕禄四百多个日夜。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积劳成疾罹患肝炎。1962年6月,焦裕禄到尉氏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时,肝炎加重一度腹水,后经中医治疗有所好转。当年12月6日,焦裕禄受命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在兰考,为了早日根除“三害”,焦裕禄总是拖着带病的身体,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白天,风里雨里查风口、探水情,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晚上往往会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过电影”,总结一天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加之营养不良,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有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他经常都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有时实在受不了,他就会随手拿起一个硬东西顶在肝部。渐渐地,他桌子上、床边放着的小东西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病痛缓解以后,焦裕禄便亲自动手,用藤条把藤椅上的窟窿一点点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工作太忙时,他就让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来帮着修补藤椅。同志们和家人都劝他注意休息,要他好好疗养一下,他却总是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
这样一把破藤椅,为什么始终没有被换掉?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甚至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焦裕禄知道后,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还说:“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后来,焦裕禄又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就这样,那把椅子躲过了被换掉的命运。
1964年春节过后不久,为鼓舞兰考人民与“三害”作斗争的信心,《河南日报》计划发表一组反映在党的领导下,兰考人民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成果的稿件。刘俊生当时是兰考县新闻干事,其他稿件收齐后,他来到焦裕禄办公室,想看看焦书记的稿子写得怎样了。一进门,他看到焦裕禄正坐在那把藤椅上,伏在办公桌前,左手拿茶杯顶着右侧椅靠和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文章。看见刘俊生进来,焦裕禄放下笔,神情痛苦地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刘俊生看着焦裕禄清瘦的脸颊,发现他的身体因剧烈的疼痛在颤抖,心里很难过,口中嗫嚅着:“焦书记,那怎么办?”焦裕禄说:“你先把大家写好的稿子送给报社,这篇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刘俊生望着桌上的稿纸,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面列了四个小标题: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刘俊生多么希望焦裕禄能够写完这篇文章,可看看他因痛楚而明显佝偻的身躯,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终因肝癌晚期皮下扩散,经医治无效,走完了他人生短暂的42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躺在病床上,心里还在惦念兰考除“三害”工作的进展情况。他问前来探望的干部们:张庄的沙丘上“贴膏药”没有,“扎上针”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
五十多年过去了,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坐过的那把藤椅仍静静地立在那里,成为他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最好见证。(贾关青 蔡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