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再研究

〔摘要〕

《西安事变反省录》的初稿是张学良1959年11月致蒋介石的三封禀函，后由蒋经国编整而成。蒋介石之所以在20年后要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维护自己编造的谎言，以消除“《热风》事件”的影响；直接动因则是担心中共可能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相关档案。张学良虽然被迫作了伪证，但对相关内容的叙述颇为讲究。蒋经国在其父授意下，改变原函体裁，调整段落和删汰部分内容后，定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为保护张学良，中共并未公布相关档案，蒋介石虚惊一场，他在修改《苏俄在中国》一书时，吸收了张学良禀函中的部分内容，但没好意思采纳逼其编造的伪证。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自1964年7月台湾《希望》杂志刊出《〈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后，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的发掘、整理、解读，学术界就该文献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毋庸讳言，到目前为止，围绕《西安事变反省录》尚存在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看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学良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等，对其版本、成因、内容及修改、意义和影响作一系统考察。

一、《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版本

关于《西安事变反省录》究竟有多少种版本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一文中谈到《西安事变反省录》版本时写道：“整个《反省录》全部大概一万字多一点，其中《希望》版大概刊出了百分之七十五，后来的蒋经国的五中全会版又加了：‘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后之人，安可不慎也’一百多字。后党史会李云汉写《西安事变始末研究》一书中又加了几十字。这几种版本大致来源是如此：当张写好后，拿去晒图，自留了一份蓝本；刘乙光在呈上去以前，又当夜叫其四、五个小孩各抄了一部分，留了下来。这一份刘伯涵说他本一直保存着，后来他父亲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另安全局应存有一份。呈到蒋处后，据说按习惯又重抄了一份大字版给蒋总统看，这份存大溪档案，李云汉当年获准看的就是这一份。当张学良把其史料移交哥伦比亚大学‘毅狄书斋’（应为毅荻书斋——引者注）时，其中《反省录》列在其中，但不久就流传到外面去了。”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反省录》至少有五种版本，即《希望》版、蒋经国五中全会版、李云汉所看大字版、张学良自留蓝本和刘乙光私自抄录本。

2000年杨奎松在《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文本考察》一文中写道：“比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20世纪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杨奎松在文章中将上述几种版本略加整合，拼出了一个新的版本，也可以说是五种版本。

实际上，上面两段论述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误。2009年笔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曾系统查阅张学良档案，发现《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版本不止五种。现结合这一文献的生成及流传过程，对这一问题略作考释：

（一）张学良致蒋介石禀函草稿。《西安事变反省录》最初是以信函的方式出现的。不过，与外间传说的情况不同，当时张学良所写的禀函并非一封，而是三封。其中第三封禀函还曾修改过一次。该草稿现存张学良档案中。

第一封禀函草稿共5章17节，8920余字，始撰于1956年11月20日，到12月3日写成初稿，12月5日缮写完毕，因此信尾所署时间为“四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次日上呈。对此，张学良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付（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余听闻之下，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廿年已，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真不知由何下笔……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好睡。”12月3日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明日去台北，余将写好之回忆，给他看，他希望余快缮好，给他送去。”12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请务在今日送到。”

第二封禀函草稿仅360余字，所署时间为“十二月六日”，即1956年12月6日。应该是在送呈第一封禀函时加写的，主要是对在第一封禀函中为什么不写西安事变的过程予以解释。

第三封禀函草稿2180余字，所署时间最初是“十二月十四日”，后改为“十五日”，再改为“十七日”。对此函的撰写过程，张学良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老刘由台北返来，将前送去原件交回，据称蒋总统不在台北，彼曾对蒋经国说明，经国嘱其将原件存手中，嘱余应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讳可也。”到14日写成初稿，因此最初所署的时间为“十二月十四日”。因当日未能上呈，遂将时间改为“十五日”。直到12月17日蒋经国才来电话催要，所以最后又改为“十七日”。对此，张学良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老刘来告，潘先生有电话说蒋经国叫他明日去台北，催我将该件写好交他，他明日早五点即去台北。匆匆缮就，夜间交老刘矣。”12月20日，张学良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此函“修改两小段”，于次日上呈。

有禀函草稿就应该有上呈原件。如上所述，郭冠英说《西安事变反省录》“呈到蒋处后，据说按习惯又重抄了一份大字版给蒋总统看，这份存大溪档案，李云汉当年获准看的就是这一份”。实际上蒋介石当时看的并非重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而是张学良上呈的禀函原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记载。1956年12月1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阅张学良自述其西安事变与通匪经过情形，甚觉当时不即追究此一经过事项过于疏忽，以致对东北军很多处理方针与人事之失当，加重卅七年冬东北失地之因素，甚为遗憾。”之后十多天时间，蒋介石一直在看张学良的禀函，并据此修改《和平共存论》一书。12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朝课后入府会客萧大卫、邓昌黎、史尚宽、袁子健、吴大猷、刘乙光等，对张学良自述书之研究，并令其补充未述之各点。”22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审阅张学良对西安事变之自述书，颇有所感，实亦有益，拟印发高级干部研究，或对其心理略有补益乎。”同一天“召见刘乙光，交张学良续函”。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朝课后记事，重阅张之自述书，修正‘西安事变’章。”24日写道：“张学良自述其所以被共党诱惑生效与原因，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真正的魔力，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才能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特点，尽量为其扩大与利用而已。”27日写道：“审阅张学良最近自述函件，余自愧对人的心理不能精密审察与揣测，当时张之态度心绪，如能略加测度或试探其口气，即可发现其真相，或可免除变乱，此乃余主观固执不重客观对象，故处理大事常犯疏忽粗露（陋）之大病，以后对事必须求精密求真实，对人必须揆度其隐情，并将顺其意而探伺其动向与内容的趋向，或可补平生之过缺乎。”28日写道：“情报会谈毕，与孟缉谈话，以张学良来函交经国研究。”同日在“本星期预定工作”第四项内容中写道：“本周续补《和平共存稿》，审阅张学良自述书，更觉于我甚有补益。”30日写道：“经儿来谈张学良自述函件，读后对彼最有益趣也。”从上引资料看，蒋介石当时读的是张学良禀函原件，而非重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否则他在日记中不会只用“自述”“自述书”“自述函”“自述函件”“来函”“续函”，一次也未提到“反省录”三字。

（二）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现存张学良档案中，全文用毛笔抄写于红线稿纸上，共22张，每张分前后两面，每面10行，每行约26字，计9780余字，单独装订。封面有张学良用红铅笔所写《反省录稿》四字，内封有张学良用钢笔所写说明：“四十六年五月十日刘乙光交来，系蒋总统嘱经国修正过的原稿。”对此事张学良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957年张学良写有两种日记，其中一本在5月10日写道：“下午六点许，老刘由台北返回。交来原写之《杂感录》和修整过的、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禀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另一本要更详细一些：“老刘下午六点许由台北返来。饭后谈彼于五日下午五点总统召见，言所写的《杂感》有价值，有供（贡）献，因为乃系历史重要文件，叫我亲笔写一份……又说前回我上之函，加以编整，令我亲笔抄写，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七点蒋经国召老刘去，言总统将该件交彼，嘱老刘八日去取。八日刘去，经国言事忙，未弄完成，请再等一二日。昨天下午二点将该件交彼，彼立即返来。老刘交回《杂感》原件，及前上总统之函经加修改稿。”这里所说的《杂感》即张学良当时奉蒋介石之命撰写的自传《杂忆随感漫录》。

（三）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手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上呈本。1996年在《蒋经国总统档案》中发现一份以相纸制成的影本《西安事变反省录》，被编为第0904号，计27页，每页系以400字之稿纸写成，后经台湾“国史馆”张鸿铭整理后刊于《国史馆馆刊》第26期（1999年6月）。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纸质底稿，经对勘，是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亲手抄写并上呈的《西安事变反省录》。1957年5月10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要其亲笔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的指示后，次日便开始动手，到17日抄完，19日装订成册，6月10日由刘乙光送呈蒋经国。张学良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蒋经国有电话叫老刘去。恐上峰催问交写之件，将写完之《反省录》交刘，请如需要时，即可呈上，但请声明，我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经笔者对勘，李云汉撰写《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时参考的应是这一版本，并非重抄的大字本。

（四）张学良再抄本。在张学良档案中藏有另一种亲手抄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也是27张，分前后面，所用纸张也是400字的稿纸，单独装订。在封面与第一页之间夹有一张纸条，上面用红笔写道：“四十六年五月十日交来系蒋总统嘱经国修正过的原稿之腾（誊）写本。”这个版本即张学良再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对此，1957年6月1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老刘由台北返回。言已见过总统。将那本《反省录》呈阅，并说明我不满意这本，拟再写，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看来，蒋介石并没有让张学良把《西安事变反省录》再抄一遍，但他却用12天时间（7月3日至14日）自动再抄了一份。这个抄本后来就留在了手里。

（五）《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创刊号刊登了署名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共9节27自然段，计7180余字。7月7日《民族晚报》率先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据说张学良从《民族晚报》上看到此文后，向当局抗议，《希望》杂志因此被查禁、没收。张学良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完整的《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全文共4页，系从原杂志上剪下，还有1964年7月7日《民族晚报》，其转载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前三节在第一版上，以及《民族晚报》《中央日报》7月10日刊发的《希望》杂志社道歉信。看来《民族晚报》也就转载了一次。

由《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衍生出几种不同版本。（1）1968年9月，香港《明报月刊》重刊《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不过编者在题目中省去了“摘要”二字，在正文中删去了用汉字书写的九节序号，同时给27个自然段增加了编号。（2）1988年3月24日，《世界日报》以《西安事变忏悔录》为名刊发《〈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或许编者风闻该文原来有章节及标题，因此除加发按语外，还想当然地添上了“归国工作，未如心愿”“五全大后，频受刺激”“剿匪惨败，倍增痛苦”“共党攻心，将士动摇”“会周恩来，辩论多时”“为人利用，羞愧自恨”“心怀不满，加深幻想”“蒋公谈话，心情冲动”“立志救国，反而误国”“蒋公爱护，永难忘怀”“西安之变，责任在己”11个小标题。（3）1990年张学良90华诞之际，《传记文学》当年6月号以《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为题，刊登了《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全文。

（六）《革命文献》摘印本。1983年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中，摘印《西安事变反省录》的部分内容。据说这部分内容于1974年11月24日被蒋经国在国民党第十届五中全会上印发。经笔者对勘，这部分内容既非摘自张学良所上禀函，亦非摘自蒋经国编整的原稿，而是摘自张学良手抄的上呈本，即蒋经国收藏的以相纸制成之影本。

前面提到过，郭冠英说：“刘乙光呈上去以前，又当夜叫其四、五个小孩各抄了一部分，留了下来。这一份刘伯涵说他本一直保存着，后来他父亲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这一说法颇为可疑：第一，刘乙光之子刘伯涵的回忆错误太多。刘伯涵说：“张先生的那篇回忆录就是在西子湾写的，约在1955、56年间，就在石觉那个书房中所写。是蒋先生转知我父亲请他写的，他那时候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实际上该禀函不是在西子湾写的，而是在井上温泉写的；也不是赵一荻抄的，而是张学良手抄的。后来张学良撰写《随忆漫游杂录》时为赶时间，才由自己起稿，让赵一荻抄写。张学良曾专门就此事向蒋介石汇报过。第二，张学良先后给蒋介石上了三封禀函，第三封禀函还曾修改过一次，各信上呈的时间不同，刘乙光让孩子们抄的哪一封，刘伯涵并没有交代清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乙光作为看管张学良的特勤人员，要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的行动及思想变化，很难想象他会让四五个孩子抄录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私信。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后果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即使不算蒋介石看的张学良上呈原函和刘乙光的私抄本，《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版本已达六种。如果算上《〈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衍生的几种版本，仅笔者看到的就达九种。该文件的生成过程也与以往人们所说不同。

二、蒋介石为什么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为什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20年后，即1956年11月突然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从张学良日记看，蒋介石当时就是让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没有说原因。目前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与中国》提供资料。这种观点目前占主流。如台北《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刊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时在按语中写道：“据接近张学良的人说，本文确系出自张之亲笔……是蒋老总统在台湾复职后不久（民国三十九年以后），着手编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民国四十五年出版），因需多方资料参考，张学良曾奉命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张以‘长函’方式复之，即为此文。”这里所说的“接近张学良的人”，应该是指唐德刚和郭冠英。1990年1月至5月，二人曾先后五次采访张学良。在3月16日的采访中，张学良提道：“蒋总统他要写《苏联（俄）在中国》这本书……写这个东西，蒋总统跟我来讲，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要写书。那我就回他这封信。”因此话出自当事人之口，于是，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提供资料，就几乎成为定论。后来郭冠英在《张学良在台湾》一书中就写道：“蒋在1955年要写‘苏俄在中国’时，因对事变真相不了解，请张写出来，张乃复一长信……乃详述经过。”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一文中再次写道：“蒋介石要张写一报告呈阅，倒不是他有要人写悔过书的习惯，而是蒋为了要写《苏俄在中国》，他当然了解‘西安事变’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张学良及共产党方面他不了解，故叫张学良交待一番。”

受其影响，许多大陆学者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了撰写《苏俄在中国》。如杨奎松曾说：“1956年11月，蒋介石因写《苏俄在中国》之需要，命软禁中的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经过写一书面材料，由此便有了世人所知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的问世，也因此引发了对此一文献真实性的种种猜疑和争论。”毕万闻也曾写道：“1956年，蒋介石为了总结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斗争的经验教训，令其笔杆子陶希圣代写《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该书出版前夕，蒋为了解西安事变全面内情，便把负责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刘乙光，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召到台北，令其转告软禁中的张学良，要张‘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的经过事实’。”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因为“《热风》事件”。2007年杨虎城的嫡孙杨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5年，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写一长达20万言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热风》杂志连载，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以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公布于世。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蒋介石急了。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软禁20年之久的张学良。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应为情报局——引者注）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乙光向张学良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2014年张侃侃在《香港〈热风〉事件始末》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

应该承认，蒋介石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不能说与其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毫无关系。《苏俄在中国》初名《和平共存论》，是以陶希圣的一篇文章为基础扩展而来，后改名《中苏和平共存之经历》，再改《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最后才定名《苏俄在中国》，对这一过程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蒋介石当时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即为反共。叶公超曾认为《和平共存论》篇幅太长，不能迎合读者心理，要替蒋介石再写一篇较为简短的文字，以代替原稿。对叶公超的这一建议，蒋介石认为“殊为可笑”，并在1956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颇为不屑地写道：“彼为新闻记者，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动发表其本身之主张，此乃投机记者一般心理，无足为怪。殊不知余之此册，乃是将余反共思想与经验，以及主张与对俄政策、行动，应明告世界人类，此乃余之责任，不惟余之地位应如此而已。故对原著，只准其修正英译之文句，而不愿其修改原意及内容也。”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的主要目的，在这里可以说是和盘托出。要撰写《苏俄在中国》就势必要写西安事变，为写西安事变部分让张学良来“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这样的解释在逻辑上完全讲得通。但人们似乎只关注了讲得通的地方，而忽略了讲不通的地方。《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刊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时，在所加的按中写道：“民国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蒋经国（时任行政院长）在国民党第十届五中全会，曾将部分内容铅印成册，印发给与会人士阅读……蒋经国印发之件，前面有简短说明，谓系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在这里，“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一语值得关注。如果此处所言属实，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1940年蒋介石并没有撰写《苏俄在中国》。换句话说，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与其撰写《苏俄在中国》并无必然的联系。此外，蒋介石当时的某些做法也让人生疑。前面提到过，据刘乙光说，1956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时，曾“再三嘱付（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蒋介石为什么要“再三”嘱咐呢？以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张学良的处境，需要“再三”嘱咐吗？这里“真实写来”四字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蒋介石要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呢？难道研究明史20年的张学良不知道吗？从后来的写作过程看，为什么非要写到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为止呢？“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与蒋介石离开西安有什么直接关系吗？蒋介石在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前就已完成《和平共存论》初稿，整个1956年几乎每天都在修改此书书稿，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11月19日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呢？

上述问题不解决，就断言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与中国》提供资料，很难令人信服。

至于“《热风》事件”，肯定与此事有关。《热风》杂志是曹聚仁、徐讠于和李辉英等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文史半月刊，由创垦出版社出版，郭旭编辑。从1954年12月1日起，该杂志用17期的篇幅（第30—46期），分14个专题连载了郭增恺撰写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

本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曾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和据说是由宋美龄记录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解决过程。其中在12月14日这天谈到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时写道：“正午，张又来……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在谈到八项主张时又写道：“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据说当天蒋介石还给张学良讲解了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二语的含义。《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也写道，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训示张、杨：“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或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也就是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因为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后受其人格感动所致，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对张、杨未做过任何妥协。

不料，郭增恺在《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中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九三七年二月，《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由正中书局发行，据说，共售出八十万册。全书体裁以蒋先生在事变中之私人日记出之，其实它是陈布雷先生经过八次易稿才写成的——我们知道，许多读者对这书都存有或多或少之怀疑，因为其中的神话色彩太浓厚了。世间事往往结果是与所预期者不同的，太好的谎言，每每就成为最坏的历史。蒋先生发行那小册子，想来，其用意，是不外为恢复他在事变中可能丧失的个人声威，和再为本人历史保存人格的完整……惟一般人不明白，尤其是掌握权势的人更难明白一项真理：那是历史只能由人的行为写成，绝不能用谎话去包办的。”查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至28日这半个月的日记确实是次年1月补写的，并与邵力子、陈布雷补述过西安事变的经过，其间经过多次修改，后又曾亲手改正宋美龄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郭增恺说《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是陈布雷“经过八次易稿才写成的”，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也并非无中生有。

郭增恺进而拿出了蒋介石说谎的证据。他将问题概括为三个：第一，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声势汹汹，后来态度突变，行为矛盾，这是为什么？第二，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真的像蒋介石所公布的，是由于张、杨等阅读他的日记及重要文件，才受其伟大人格所感动，因而幡然悔悟那样简单吗？第三，倘若事实不是那样简单，则双方所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其经过又是怎样的？他说，对这些问题，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是可以解答的，但杨虎城已受法外的刑戮，张学良还在受法外的囚禁，宋子文向来就不大说话，自己则十余年来一直守口如瓶，避谈这些问题。他表示如今不再缄默，要说出真相。“我愿负责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蔽了许多事实，他还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蒋介石伪造了哪些故事呢？

第一，《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之末所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完全是蒋先生事后所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训话，更不容有那样的《训话》。如果一定说蒋先生离陕前曾对张杨《训话》，则只有蒋先生于登机前在西安机场中对在场的人说过寥寥一二句话而已。”

第二，《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所公布的事变解决过程，即张、杨等阅读过他的日记及重要文件后，便为他所感动，以至于愧悔、流泪，因而唯他之命是听，送其回京，结束那幕事变，所有这些也是编造的。“我虽不曾有充裕时间详读蒋先生的全部文件，但就所寓目的主要文件而论，其中实没有一言一字足以令到西安方面的人士承认他是具有‘救国苦心’的，至于所谓‘愧悔’则距离事实更远了。”

第三，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是与西安方面做了交易的。郭增恺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借用商业术语，蒋先生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先生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则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在他看来，《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12月14日那天所写的内容，意在强调蒋介石绝对不“迁就”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项主张，绝对不考虑改变他的“安内攘外”政策。郭增恺直截了当地指出：“事实上，据我所知，蒋先生之得安然回京，是确曾有‘迁就’西安方面主张的诺言的。”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项主张的第一项，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我今兹证明：这项主张，蒋先生是确曾于二十三日透过保证人予以‘迁就’而接纳的；不但是接纳了，还曾有过具体的讨论。”又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项主张的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我愿负责证明：蒋先生对这一项主张，不但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迁就’，他还郑重的经过蒋夫人及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约定：‘俟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京，详商细则。’”郭增恺不仅敢“负责证明”，而且能说出当时具体的讨论方案，就无法使人不相信。

西安事变时王以哲曾很感慨地对郭增恺说：“只要抗战，就是他老人家做皇帝，我们也拥护他。”所以郭增恺在此颇为挖苦地写道：“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大道期诸蒋先生，那是糊涂的妄想。但让他做皇帝吧，做皇帝的也该兼听及于士夫……做皇帝的秘诀，无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们都得给我办好。可惜蒋先生只懂得这秘诀的上半句呢！于是总理‘我生则国死’那句名言，就应验在蒋先生身上了。”

蒋介石看到郭增恺的文章了吗？回答是肯定的。1955年4月16日，郭增恺在《热风》杂志连载的此文开头便写道：“前些时候，外传蒋先生曾看见《热风》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文字，颇有不甚惬意的表示。我对这一项传说，初时还有些怀疑，以为蒋先生宵旰勤劳，那会有工夫来看外间的杂志？而在今日的台北，谁也不便冒昧进呈他老人家所不喜欢垂阅的东西，以自讨没趣。但，出乎我的意料，最近一位台湾来的朋友却证实了所传非虚，他尤恳切地劝我：‘你何苦再提那些往事呢？圣上看到已赫然震怒，并且严辞责备你们西安方面的人们：‘到今日还不承认错误！’”看来，蒋介石不仅看到了，震怒了，而且还让人传话了。

郭增恺在这里说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可以解答西安事变的内幕，这或许提醒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由此看来，蒋介石最初让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应该只是个由头，真正的目的是让张出面反驳郭增恺，帮助其维持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所以才“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且一定要写到蒋离西安为止。

现在的问题是，《热风》杂志从1954年12月1日起开始连载郭增恺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到1955年7月1日已连载完，为什么蒋介石在一年后才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呢？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陆方面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通过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工作计划。届时，除出版《孙中山选集》、影印《民报》等相关史料外，还根据宋庆龄的建议，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机构。11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丰功伟绩，同时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因计算方法不同，1956年台湾方面纪念的是孙中山诞辰91周年。蒋介石在其撰写的《国父九一周年诞辰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文中重新解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攻击大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得知《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内容后，蒋介石对毛泽东关于孙中山的评价不以为然，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说毛泽东“对国父的心理是如何藐视与侮辱，以他的口味，今日不对国父清算，是他的不究既往的宽大态度，能不悲愤知耻乎？”次日，他特别召见刘乙光，要其对张学良严加管束，以防其受中共广播的影响。

11月18日，蒋介石获悉中共将就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及西安事变发表当初的材料，颇为紧张，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初闻之，共匪以此三案皆有铁证史料，不能再制造其虚伪材料，何以有此消息。继乃知其对此三案无法再作辩解，故其特放……消息以混淆视听，使阅者以为其真另有事实，以疑我在总理诞辰所说为不确也。其实他决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辩明也。”话这么说，他心里并不踏实。“《热风》事件”余温尚存，如果中共再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将当时的原始档案公布，岂不证实了郭增恺的说法？所以第二天，即11月19日，蒋介石便紧急召见刘乙光，要其通知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且“再三”嘱咐要张学良“真实写来”。这里的“真实写来”四字，与其说是提醒，毋宁说是暗示。至此，我们对蒋经国为什么要编造谎言，说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也就不以难理解。如果此一说法能够让人相信，不论是已经发生的“《热风》事件”，还是中共再就西安事变“发表当时事实”，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蒋介石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为撰写《苏俄在中国》寻找资料，而是设法维护其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换言之，他当时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表面上看是让其交代“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实则是想借此让张学良帮其维护谎言。而大陆方面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和西安事变20周年，特别是可能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西安事变的原始档案，则是促使蒋介石将此举付诸实施的直接动因。

三、张学良在禀函中对西安事变的叙述

现在我们将眼光转向《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早期版本，即张学良致蒋介石的三封禀函草稿，看看张学良是如何叙述西安事变的。在张学良所上蒋介石的三封禀函中，以第一封最为重要。该函除开头引言部分外，共有4章17节。其中开头部分写道：

总统钧鉴：

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1）追忆往事，皆在廿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2）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3）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词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用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露），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

上述内容至少有16处被修改过。值得注意的是，“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一语中“历史大事”四字原为“历史公案”，也就是说，在张学良的潜意识里，西安事变是一桩历史公案。

第一章为“个人秉性”，共包括五小节，前三节无标题。（甲）主要写自己少年丧母，素少庭训的家庭悲剧，以及未及弱冠，出掌戎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的早年经历，并借古人“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一语，为自己的悲剧人生定下基调。（乙）主要写以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处事接物的行为方式和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的个人性格。（丙）主要写自己过度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弱点，即不审远近厚薄之义，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丁）“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主要写由于日本侵略造成的家仇国恨，以及因自力不足、国力不强，以致对国事问题时生幻想的外在因素。全信各节自此始有标题。（戊）“厌恶内战”。主要写自己因目睹长年内战造成的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引起的逆反及忏悔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的国家观念。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属于以下犯上，与中国传统的上下尊卑观念明显相悖。所以张学良在分析“个人秉性”时从幼年丧母的家庭悲剧写起，然后转入个人禀赋，最后以家仇国恨、团结御侮收尾，不蔓不枝，一气呵成。本章有六处被修改过，全部是文字方面的纠错和推敲。

第二章为“远因”。包括三小节，其中与中共直接相关的是（乙）（丙）两节。（甲）“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西安事变是用非常手段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所以本节呼应上章（丁）（戊）两节内容，主要围绕“为将来抗日作预伏工作”展开。（乙）“对共产党人不正确之观感”。张学良明确指出：“良对共产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接着呼应上章（丙）节内容，主要介绍了昔年在北平和武汉时期因审问被捕共产党人及阅读其供状后在情感及思想上引起的共鸣。（丙）“伏下之祸因”。主要介绍了当年李杜为途经苏联返回北满抗日时与中共建立的联系，强调“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在此，张学良有意略去了在武汉时期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的经过，以及李杜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儿子经巴黎转往莫斯科的情况。本章共修改25处，其中“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一语中的“中国”是后来补入的。

第三章为“近因”，包括两节内容。（甲）“蒿目时艰，忧心如捣，友朋责勉，热血沸腾”。主要写国民党五大前后张学良在南京目睹各种情况后在心情上所受的重大刺激，如友朋讽劝，前辈建言，少壮责怪，孙凤鸣刺汪，以及党内纷争。（乙）“剿匪失利，羞忿交织，进退维谷，彷徨无策”。主要写东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时第100师和第109师遭歼后在其思想上造成的刺激：“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苦痛，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本章共修改25处，其中第二节“真使良伤心万分”一语，原为“真使良号天无路，能向何人剖述乎。曾几度动自裁剖腹自白之念”，再改为“真使良号天无路，能向何人剖述乎。曾几度有过剖腹自白之感”，最后才改为“真使良伤心万分”。

第四章为“同中国共产党勾结之经过和事实”，共七节，其中又以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八节最为重要。（甲）“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主要写当时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口号在东北军中产生的影响，坦承联共抗日方针“虽然策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乙）“会见周恩来，大错铸成”。主要写1936年4月在延安与周恩来的会面经过及所达成的十项协议，公开承认：“良先则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于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丙）“所望未遂，倍增苦闷”。主要写与周恩来会面后屡次寻找机会向蒋介石汇报此事而不得的经过。（丁）“有所忿懥，不得其正”。主要写当时遇到的各种不顺心之事。在此张学良颇为动气地写道，“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本早已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懥，加深必须设法实现良之幻想”，即促请政府登用贤哲，容纳中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表示“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戊）“杨虎城”。因刘乙光在传达蒋介石的指示时，曾提到蒋特别询问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所以张学良专门以一节的篇幅来回答。在此他开宗明义指出：“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同时指出，“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率先提出武装劫持蒋介石的主张。（己）“共产党关系之发展”。主要写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划分防区及中共在西安设立代表处及外围组织救国会、学联会等情况。（庚）“西安变谋，事前与共产党无关”。在此他明确指出：“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只是在事发之后才与中共联系的，原因是“事发之后良一观查，伤感后悔万分，痛部下之无能，惊杨虎城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徬（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

按照正常情况，故事应该进入高潮了，但张学良却戛然而止。其借口是“其后之事，钧座已知之详矣。恕良实不忍再述西安当时之事”。实际上是因为蒋介石已经有《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在先，张学良既不愿揭穿蒋介石制造的谎言，也不愿帮其作伪证，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随后笔锋一转，对当年的一个流言予以澄清，即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本来是准备取而代之的，“一见各方声讨，方恭送钧座回京”。

之后，张学良以悔过的口吻写道：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郑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迴（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在此，表面看张学良在忏悔，实际上他却回避了当时是否阅读过蒋介石的日记，蒋回京是否与西安方面有交易，以及蒋在西安机场是否发表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这些最为敏感的问题。

在本章中，张学良对自己曾主动要求加入中共一事只字未提，对在西安事变中何时通知中共方面也未说实话。本章共修改128处。

总的看来，张学良在本章中转折太突然，收尾太仓促。自“西安变谋，事前与共产党无关”至落款，直接收笔，既无承转，亦无总结，甚至连段落也没划分。看来属临时起意，腹稿谅非如此。

当张学良将写好的第一封禀函给刘乙光看时，刘当时就不客气地指出，蒋介石曾明确让他告诉张“写至离陕时为止”，他认为张学良的禀函“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但张学良仍以“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为由来搪塞，不过表示，“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为此，张学良当天专门给蒋介石写了第二封禀函，对此事进行解释，其中写道：“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蒋介石尚未说其在“有意规避”，张学良倒自己说先出来了。

果然，12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后，将送去的原件交回，并转达蒋经国的指示：“应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此事让张学良非常为难。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好在张学良脑子比较活，经过再四思量，当晚便确定了写法，即“真而讳”。到12月14日，他便写出“续函”，即第三封禀函草稿。此函草稿不分段，内容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继续推托。张学良在此信开头写道：“日昨，刘乙光同志返来，交还原件，嘱良应完整叙述至离西安之日为止。此真使良为难万分。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恕良不再为追述。”（二）补充第一封禀函中第四章（庚）节内容，包括：“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形成的过程；西安事变后邀请周恩来的原因，其中除“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外，增加了“南京方面之作法”；中共内部对解决西安事变的两派主张及其决议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机制，其中强调“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三方决议案，即“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钧座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最后是因蒋离陕自己与杨虎城的分歧与冲突。（三）强调自己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良在当时之处境，和同钧座之关系，十分微妙，真是前无之事。”怎么微妙，张学良欲言又止。（四）总结西安事变的教训：“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具体表现为：（1）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结论是：“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的问题。”

这封禀函修改83处。如在谈到对中共理论的了解时原文为：“而对共匪之理论，认为违禁，认为不应当，所以不去研究，亦未曾打算去研究，所知者，仅其皮毛而已。”或许是感觉这句话太言不由衷，于是删去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后改为：“而对共匪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再如谈到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时原文为：“我们之宣传，则本自己方面之主观观念，坐在办公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作用也。”后改为：“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观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由此看来，张学良这封禀函写得比较费力。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续函”草稿中仍未提到西安事变期间是否阅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双方有无协议以及蒋介石在西安机场是否发表对张、杨的训话等最为关键的问题。据说杨虎城1937年6月“出国考察”前在上海候船时，曾被蒋介石召赴牯岭，蒋问杨出国后对西安事变的经过准备怎样发言，杨答复，“必定依照委员长那本小册子的记载”，这才被允准下山。现在看来张学良要比杨虎城“冥顽”得多。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后说，已将“续函”面呈蒋介石。当天早上蒋介石又将其召去，交给他郭增恺写的《西安事变感言》的部分内容，要张学良出面驳斥，并要求将这些内容加入回忆录中。蒋介石还让刘乙光转吿张学良：“他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供［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引者注）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外之意，张学良还有机会。

笔者发现，蒋介石抄示的《郭增恺〈西安事变感言〉中的话》就在张学良档案中，全部内容写在四页纸上，分两段，计780余字，主要摘自《热风》第34期《历史不是用谎话写成的》、第36期《宋子文的负债》和第37期《“我生则国死”》，这也是郭文中最具杀伤力的部分。蒋介石不顾颜面地把郭增恺骂自己的话都拿了出来，张学良再无后退的余地。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必须把全文大为改纂。仅修改两小段（因刘言需要甚急），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看来张学良是十分不情愿，但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

张学良修改的这“两小段”是什么呢？笔者在张学良档案中发现三页散乱的草稿，其中一页上写道：“良读过钧座日记之后深为疚悔，一则钧座谋国之忠，良忝列僚属，而不能洞鉴。二则钧座抗日热诚，有高于我等，不过因限于地位关系，不能如一般人之发言随便，致使国人误会。在他人则可，在良则不应如此，而良诚如钧座所指责者，把握不坚，心志不定，致有不信任领袖，自愧万分。但事已致（至）此，情形复杂，遂力下决心，早日得送钧座回京，自愿请罪以振国法，以全领袖威望，刀锯鼎镬，在所不辞，既认为抗日目的可达，其他。”此页有多处修改，上面有张学良用红笔写的“未用”二字。看来张学良费了半天工夫写的这段话，最后还是不满意，于是废掉了。

另两页上写着两段话，一段原为“我等读过钧座之日记”，后改为“我等既已看过钧座之日记”，再改为“钧座领导我等抗日，我等既已看过钧座之日记，确知钧座有抗日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另一段则写道：“（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钧座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钧座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是任何堂皇的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讨论。对钧座则如是，而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拖延扩大。而钧座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雠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这段话也曾经反复修改。如起笔时原为“良屡向”，涂掉；再写“所以”，再涂掉；又写“（良屡”，又涂掉；最后才定为“（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再如“任何堂皇的请求”一语，原为“任何有理的请求”，看来张学良直到此时仍认为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请求是“有理”的。最后一语，原为“良处境”，涂掉；再改“而良同”，再涂掉；又改“而钧座同良之关系更十分微妙”；最后才定为：“而钧座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雠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相信张学良在撰写这两段话时，手边一定放着《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其中“痛恨之有若雠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二语，在蒋介石去世后曾被作为挽联相赠。这“两小段”后来出现在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和《〈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中。

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张学良一方面把郭增恺大骂一通，一方面说明“在回忆录文难将其人插入，兹仅就其胡说之处，针对加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同时“另写一纸以驳之”。查张所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不足300字，先把郭增恺大骂一通，然后写道：“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恭送蒋总统回京，自动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次日10时，张学良将修改过的“续函”、写给蒋介石的信及“驳文”一并交给刘乙光，即刻送往台北，并约好，“如认为不妥时彼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张学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蒋介石作了伪证，但内心并不情愿，虽在公开场合不愿表态，但私下里还是说出了某些实情。据郭冠英讲：“张曾对罗说二事：一未见蒋日记，一未识胡蝶。罗问与蒋有否协议？张不答。罗认为一定有，只是公布了有人会look bad。”另外，据说张学良在批驳郭增恺后，曾通过其在美国的经济人伊雅格（James Carey Elder）赠给郭6100美元，这笔巨款是封口费、自我安慰费还是支付的酬金，不得而知。

四、蒋经国对张学良禀函的编整

前提及在张学良档案中，收藏有一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因张学良在其内封上写得明明白白：“四十六年五月十日刘乙光交来，系蒋总统嘱经国修正过的原稿。”加上张在当时所记的两本日记里都对此事有记载，所以笔者一直认为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是蒋经国编整的。但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一书中将该文件视为张学良的手稿，言外之意，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出自张学良之手。张之宇曾经帮张学良、赵一荻做过口述史，对张的手稿应该非常熟悉。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究竟是蒋经国编整的还是出自张学良之手呢？这需要论证。

张学良曾公开否认自己写过《西安事变反省录》。1990年3月16日他在接受唐德刚和郭冠英采访时说：“我要宣布我没有那个东西，甚么《反醒录》（应为《反省录》——引者注），没有。”他只承认蒋介石当时在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问他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回他这封信”。他还提到，该信的“先头稍微改了一点”，即把信的开头“去掉了”。他甚至指出大概是蒋经国改的，“把这去掉了，东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一点，也没说我忏悔录甚么的。他要干甚么的？把内容发表给政治部看。”同年4月20日，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和郭冠英采访时两次表示：“大概是黄笙荣把那信改了。让我拿回来，我重新给他写了。那稿子在我那。那时候拿了回去，他给发表了。”口述史最大的问题，一是当事人的回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二是时隔多年容易记错。前者可以称之为有心之过，后者可以称之为无心之失。张学良的回忆录会不会存在这两种情况呢？

现存档案资料支持张学良的说法。第一，1956年12月17日张学良所上应是“续函”，即第三封禀函，而不是《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前面提到过，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张学良“自述”“自述书”“自述函”“自述函件”“来函”“续函”，一次也未提到“反省录”三字。第二，张学良上呈该函后，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老刘来告，潘先生有电话说蒋经国叫他明日去台北，催我将该件写好交他，他明早五点即去台北。匆匆缮就，夜间交老刘矣。”《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共计9780余字，从下午接到通知到晚上抄完，就当时张学良的抄写速度，不可能完成。因为1957年6月19日张学良专门测试过，他一天可以用钢笔写2000个楷字，写2500个就感到十分吃力。

既然1956年12月17日张学良上呈的是“续函”，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是怎么来的呢？综合各方面史料，不外两种可能：第一，蒋介石命张学良按照其旨意将三封禀函编整而成。第二，蒋氏父子亲自或找人替张学良编整。第一种情况可能性不太大。因为：（1）就其个性看，如果是张学良自己编整的，他后来不大可能公开否认这件事。（2）张学良当时没时间将《西安事变反省录》编整出来并抄写一遍。1956年年尾，张学良接到蒋介石让其撰写自传的指示后，于1957年元旦开始动手，到4月20日写完，23日上呈，此即上文提到的《杂忆漫游随录》。刘乙光在台北等到5月1日因为没有音信才回到新竹，5月4日下午6点接到电话后又返回台北，5月10日带着《杂忆漫游随录》初稿和《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回到新竹。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在重读蒋介石的《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及其他著述。很明显，张学良当时很难抽出时间来编整《西安事变反省录》。（3）张学良在日记中对致蒋介石禀函的撰写、上呈及《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抄写、再抄都有详细记载，唯独对编整《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无只字涉及。目前只能是第二种可能，即蒋氏父子亲自或找人替张学良编整。这也是张本人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将张学良所上禀函编整为《西安事变反省录》的。

如果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与张学良的三封禀函草稿对勘，可以发现，《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系以张学良致蒋介石的第一封禀函为基础，间采第三封禀函的部分内容编整而成，对第二封禀函，则只字未用。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改变禀函的体裁。从体裁上讲，张学良的禀函原为书信体，有开头有落款，口气上是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双向交流。禀函中凡提到蒋介石的地方，除极个别尊称“领袖”外，其余一概尊称（即空两格或另抬头）“钧座”。经过蒋经国编整，禀函的开头和落款均被删除，增加了《西安事变反省录》这一名称，所有的“钧座”都改成了“蒋公”。如此一来，原函就由书信体变成了带有自述性的传记体。原函中“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一语，在编整为《西安事变反省录》时并未删去，抄好后才被用毛笔涂去，可能发觉整个句子没有主语，遂在旁边又加上“西安之变”四字，于是这句话就被改成“西安之变祸首为谁？”从“西安之变”四个字的笔迹看，这句话很可能是蒋介石亲自改的。

第二，将第一封禀函中的各章节名称删除，调整部分内容的顺序，并将第三封禀函中的部分内容摘录，使之融为一体。前面提到过，第一封禀函除开头部分外，共有4章17节，编整后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不再分章节，共有29个自然段。各部分对应如下：

第三，删汰部分敏感及冗余内容。张学良原来所写的三封禀函近11500字，经过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尚有9700余字，删汰近1600字。其中除各章节名称外，部分敏感内容亦被删除。如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张学良曾论及自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其中写道：“某日同车，钧座现身说法，规戒（诫）良勿再事荒嬉。”其中“现身说法”一语，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被删去。蒋介石早年生活荒唐，后来为规戒（诫）张学良，可能会以自己的早年经历为例，现身说法，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不值得宣扬，所以这四个字被删去。

又如在第四章第三节中，张学良曾谈及与周恩来会见后屡次向蒋介石汇报此事而未能遂愿的经过，其中写道：

在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钧座不能纳允。遂思待机，一俟钧座快愉之时，委婉相陈……曾忆在京，某晨钧座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钧座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钧座未表示反对，并言你有办法吗？本拟乘时向钧座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抵宪兵司令部门前矣……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钧座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憾颜相述，曾触钧座怒责于未顾，惜尚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经过编整，“一俟钧座快愉之时”和“当时钧座未表示反对”两句被删除。这可以理解。认可张学良“一俟钧座快愉之时，委婉相陈”的说法，岂不是承认蒋介石在心情愉快之时才容易听进意见？承认蒋介石对张学良接纳中共的主张“未表示反对”，等于说蒋介石并不反对张学良与中共联系。“曾触钧座怒责于未顾”一语，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抄完后又被涂掉了。其他无实质内容的冗余文字，也多被删。

第四，修改个别字词及标点符号。与张学良所上禀函对勘，蒋经国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对张学良所上禀函的部分字词也作了修改。有些地方经过修改后变得更明白了。如张学良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论及国民党五大前后心情上所受的刺激时写道：“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共鸣沙糖焦土。”其中“共鸣沙糖焦土”六字很可能是一种方言，一般人很难明白其意思。这六个字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被改成“沆瀣一气”。可以说后者比原函更明白易懂。但有些地方明显是改对为错。如张学良在第三封禀函中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时写道：“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观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这段话被改为：“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柄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张学良的本意，是批评国民党宣传人员不深入基层，坐在办公室中想当然，蒋经国等将“室中杜撰”改为“空中杜撰”后，原来的意思就变了。至于将“凿枘不入”改为“凿柄不入”，明显是改对为错。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后来手抄的两份《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均沿袭了《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的“凿柄不入”这一错误用法。

在使用标点符号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文习惯。张学良撰稿，喜欢用逗号、句号，很少用分号，《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则将禀函草稿中的许多句号改成了分号。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的确并非出自张学良之手。毋庸讳言，《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要比禀函草稿中更合理一些，但也有一些标点符号被修改后，原句的性质和功能就被改变了。

顺便指出，笔者在将张学良所上禀函草稿、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张学良手抄上呈稿（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档案所发表者）和《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对勘过程中意外发现，张学良保存的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上，除被用毛笔涂改的两处外，还至少有38处被修改过。如果估计不错的话，这些都是张学良修改的，因为在其手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两个版本中，都是按修改后的内容抄写的。但在《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中，相对应的文字大多与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相同，部分内容与张学良上呈的禀函草稿相同，而与张学良修改后抄呈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不同。看来1964年《希望》杂志发表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是以蒋经国整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为底本，参考张学良禀函原稿改成的。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将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交给张学良，张学良亲笔抄写上呈后，这份原稿就留在手里。由此可以推断，蒋经国在将整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还给张学良时，自己还留有底稿。

余论

《西安事变反省录》的出笼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面讲过，蒋介石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让其交代“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目的是让其出面反驳郭增恺，维护他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同时防止大陆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相关的原始档案。现在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检视一下问题的解决情况。

中共方面并没有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相关的原始档案。真的像蒋介石说的那样，“他决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辩明”吗？不是！中共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原始档案吗？更不是！1986年底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册和同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文献和研究》第6期公布的有关西安事变原始档案中，有两份电报值得一提。

一封是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和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其中写道：“（乙）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先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另一封是12月25日周恩来和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其中包括中共代表团及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结果，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见面情况及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对张、杨说的话三项内容。其中与两宋的谈判结果包括：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组织抗日政府，肃清亲日派；撤兵并将胡宗南等中央军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三个月后发动抗战，红军更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开放政权，改组国民党；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共产党公开；实行联俄，与英、美、法联络；蒋回京后通电自责，并辞去行政院院长；中共支持宋抗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时，蒋表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其指挥；由两宋、张全权代表蒋与周解决一切；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等。蒋临行时对张、杨说的话是：“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这两封电报内容证明，郭增恺在《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一文中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如果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将这两封电报内容公之于世，将会使蒋介石极为难堪。难怪他在获悉中共方面将就“西安事变发表当时事实”时那么紧张。当然，中共方面在30年后才披露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之所以这么做，并非为了蒋介石的面子，而是为了保护张学良，但这件事的确让蒋介石虚惊一场。

关于暗示张学良为其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作伪证一事，虽然张学良再三推托，但是当蒋介石将郭增恺骂自己的话抄示后，张学良便再无后退的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极不情愿地在第三封禀函中“修改两小段”，具体说来，连标点符号算上也就170多字。但这已使蒋介石如获至宝，先让蒋经国编整，再让张学良亲手抄写；又是“拟印发高级干部研究”，又是“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说到底，不外是尽最大努力，消除“《热风》事件”在国民党高层产生的消极影响。蒋经国及其手下则走得更远，在利用《希望》杂志公开刊登失败后，又将部分内容铅印成册，印发给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与会人士阅读，他们甚至试图篡改《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撰写时间，可谓用心良苦。

蒋介石仍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继续他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部分谎言：“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看来，这次蒋介石没好意思再说张学良是在阅读其日记后才改变态度，只是笼统地说“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蒋介石甚至在书中还采纳了张学良的部分说法，写道：“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看来“《热风》事件”和张学良的抗拒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的看来，蒋介石虽然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但还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自己面临的难题。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