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长征路上，有人问张闻天，怎么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苟坝会议是检验真理在谁手里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一）
　　1935年3月10日，苟坝。这个位于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传统村落，静静地躺在丛山峻岭之中。
　　自长征以来，刚刚取得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等几个难得胜利的中央红军，正士气大振，豪情满怀。当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向朱德发来“万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并拟制了一份具体的作战方案。
　　红一军团的电报缘何以“万急”等级发出，是因战机稍纵即逝。随即，张闻天召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20多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这是遵义会议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的另一个极端，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包括火烧眉毛的打仗这档子事，也都要以这种极端民主的方式表决。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20多人七嘴八舌、枝蔓横生，争论不休，对打与不打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希望多打几个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的根据地。而毛泽东不这么想，认为眼下红军虽然稍稍恢复了点元气，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疲惫。况且，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真正打起来后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很容易形成两军对垒，红军则很快会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僵持不下。会议主持者见双方争执不下，便决定民主表决。结果，支持毛泽东意见的只有毛泽东本人一票。于是，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急了，试图作最后努力阻止命令的发出。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上，有人毫不客气地将毛泽东顶了回去。会议开到最后，非但没有听进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还举手表决免去了毛泽东只当了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和与毛泽东意见不一的人当时是“道”同而“术”不同而已，“同”的都是出于多打胜仗的良好愿望，都是从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站位上出发的，“不同”的只是各自对事物认识的程度不同而选择的路径不一而已。在那个残酷斗争、风起云涌的环境里，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之争，也没有“谁说了算”的想法。
　　（二）
　　会议开到了这个份上，毛泽东可以说是该尽的力都尽了，更何况官也丢了，可以无官一身轻了。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等待着与他分享天伦之乐。
　　是啊，如果从个人的私心或恩怨出发，毛泽东这样想、这样做也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也就不是伟人毛泽东了。
　　散会以后，毛泽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的是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决不能让红军再受挫折；想到的是这仗一旦开打，稍微恢复了一些元气的红军必将遭受新的重创；还有，自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已有5万多红军将士为“逃跑主义”埋了单。这5万多不仅仅是一串冰冷的数字，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赢得未来胜利的本钱啊。
　　毛泽东越想越多，夜不成寐。于是，他索性披上衣服，提着一盏马灯，沿着坎坷的水稻田埂路，去找周恩来商量，为制止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做法再作一次努力。
　　在那条只有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心急如焚、忧思忡忡，走得何其艰难。我们现在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毛泽东当时的思绪，但他一定会想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他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尝够了不让他指挥军队、不让他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的味道。好不容易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又予取消了。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三）
　　当夜，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马上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其周边已有敌人100个团。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情报验证了毛泽东不打打鼓新场的理由，也验证了他高人一筹的战略思维。
　　次日，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与会者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很快转变立场。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被彻底否定。接着，会议又决定恢复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形势翻了盘，毛泽东便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第二天，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进入新三人团的毛泽东，就此真正执掌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后，与会者开始反思，并转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
　　苟坝会议不仅是毛泽东职务变化的一次飞跃，更是全党全军对毛泽东“认知认可”的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