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帅让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9月27日，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次评衔，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然而，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军衔后，不少元帅、将军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演绎了让衔的一段段佳话。
　　元帅让衔：元帅应该是他们的
　　在元帅中，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就提出让衔。徐向前让衔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过信。但是，毛泽东认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总指挥，他应当被授予元帅衔。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性格内向，从不夸夸其谈。正因为此，时任校长的蒋介石给他的评语是“资质平平”。但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作战中，给他领导下的军队屡屡造成损失。从参加广州起义，到领导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打破国民党三次“会剿”；再到长征中三过草地，带领部队血战河西走廊，徐向前的功劳有目共睹。但是在荣誉面前，他却不止一次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同徐向前一样，罗荣桓也提出让衔。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没有什么战功，而且入伍晚、贡献小。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至于战功，他协助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老战友，毛泽东很看重罗荣桓对党的团结起到的作用，认为“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不许秘密搞鬼”。罗荣桓1963年去世时，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且写了一首“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悼词。
　　另外，叶剑英也提出让衔。授衔之时，他因正在准备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所以没有参加授衔典礼。但得知要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他的理由是，自己长期担任参谋长职位，多是在后方工作，因此，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但是党中央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大将让衔：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
　　除元帅外，在此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有不少提出让衔的，徐海东、许光达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位大将中唯一没能出席授衔典礼的就是徐海东，他当时正在大连养病。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军衔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但周恩来却说：“考虑到你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
　　徐海东虽是窑工出身，但作战很勇猛。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一度视他为眼中钉，曾经用飞机在苏区散发过传单，上面写“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当赏洋十万”。和悬赏彭德怀的金额一样，可见徐海东的分量。作为张国焘的老部下，他顾全大局，在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关键时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难能可贵。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但就是这么一位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名誉面前也提出让衔。
　　另外，许光达也提出让衔。得知自己拟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他对贺龙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我均不如。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还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信中说：“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看了“降衔申请”后很感慨，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当然，考虑到许光达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党中央没有同意他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中将让衔：授予校官就不错
　　中将方面，徐立清、孔庆德是让衔的典范。徐立清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孔庆德则表示“授予校官就不错”。
　　徐立清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应该授上将军衔。但徐立清坚决不同意，他利用在总干部部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已经列入上将名单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写到中将名单当中。罗荣桓看到他修改过的名单后，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写到上将名单中。但徐立清仍不放弃让衔，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说：“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彭德怀知道后，多次找徐立清谈话，要他接受上将军衔。但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毛泽东感叹地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除徐立清外，1930年就入伍的老红军孔庆德也摆正了名利、地位与事业的关系。评衔工作开始后，有同志打电话征求他对自己军衔评定的想法。他表示：“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在孔庆德看来，军衔事关个人荣誉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想法，但关键是从什么角度去想、怎么想。级别上去过后，肩负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一个人只要想到这些，自然就不会去计较、更不会去争军衔的高低了。
　　军衔和勋章，既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卓绝革命生涯的肯定与奖赏，又是一块试金石，见证着共产党人在功名利禄面前的抉择。他们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命运、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这些生动事例，充分体现出老一代革命家淡泊名利、为民谋福的崇高风范和拳拳初心，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模范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