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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近代上海的“缝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都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等。
2021年，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列出的原因包括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等。这里，我主要从城市空间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角度出发，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事实上，上海之所以成为现代新文化中心，就与这座城市的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那里没有“政治缝隙”可以利用，革命者时常被北洋军阀直接抓走。由此，大量进步的文化人便不断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
比如鲁迅，他不仅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甚至生命中最后10年就做上海人了。鲁迅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一九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则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
总的来看，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以“政治缝隙”为例，上海近代城市有“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或者叫“一市三治”。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三界的“缝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可以说，近代上海为中共建党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信，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
先来看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城市迅速成长，工商业发展，出版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由此逐渐呈现出一些特质。简单梳理一下，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一战以来，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上海也进而拥有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陈独秀曾反省：五四运动后，北方文化运动最可痛心的是“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则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
上海工人还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目的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工人阶级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了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
到1920年12月15日，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外，当时还有50多个国家的10多万名外侨生活在上海，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名人也先后访问过上海。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讯，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使得上海成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年，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维经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
现代新文化中心、中西文化交汇窗口催生了一批新型知识群体
如果说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些基础性硬件的话，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就是不可或缺的软件：上海是现代新文化的中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催生和集合了一批新型知识群体。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思想活跃的群体。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大地，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应运而生。福州路文化街上，聚集了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被誉为“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就在这条路上。
文化的“工业化”，进一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印刷和发行普及版书籍报刊，上海制造和吸引了人数可观的阅读群体。借由各式传播媒介形成的信息网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强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并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伴随这一进程，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深入人心。1898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
1907年，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此外，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迅速转向，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先进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
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由此，施氏成为该社的重要辅助人员。
人口流动频繁，居民成分复杂，石库门四通八达，利于长期隐蔽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法租界1914年扩张后，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建房计划。这些东西向、南北向的新路，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就是“西门区”。
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当时都会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大家都知道，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紧密相关的一条路叫望志路。1921年，正是在这条路上，召开了中共一大。那么，望志路是怎么来的？1915年，公董局工程师望志因伤寒在沪去世。为表彰他为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公董局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新建的马路。
树德里坐落在望志路的北侧，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据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是每月16元，总体上还是比较便宜的。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每月就需要支付约80元的租金。
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石库门里弄建筑四通八达，区内的居民成分复杂，利于长期隐蔽，所以职业革命家往往把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里。树德里、永吉里等支弄分别与周边的马路相连，一旦出现意外，撤退逃走也比较方便。
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共同看中的，也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于此的重要原因。他们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来说，这里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这一区域。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在老渔阳里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是关键性时期”
上海城市众多的街区、建筑为建党人士提供了活动空间，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个空间：老渔阳里2号。
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到上海后居住于此。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新青年》的编辑部，也是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处、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此后，这里又成为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秘书处。
1920年6月，毛泽东走入老渔阳里2号。他回忆：“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空间：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正式创刊，以批判的立场来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后来，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也入住三益里17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受陈独秀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与大伙交谈建党事务。
第三个空间：辅德里625弄。
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为寓所。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在此诞生。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辅德里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个空间：新渔阳里。
在这里活动的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多位参与中共早期工作、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知识分子。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曹靖华等。经过维经斯基的筹划，在这里还创办了由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
第五个空间：树德里。
1920年秋，树德里106号、108号房屋建成不久，李汉俊等人搬迁入住。中共一大就在沿街的106号内召开。
这块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空间，构成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的建党图景。一批中共创始人在这里艰难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