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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就是一场地方大考。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其中第二章对产业发展脱贫作了明确指示。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用时100多天在一线调研，走访了云南、广西、贵州等10多个省区市、61个贫困县。赵皖平发现，已经脱贫摘帽的比较脆弱的地方，即所谓的边缘户，稍不注意就会面临返贫的危险。他认为乡村振兴突围之道在于“乡村振兴还得靠农民，打造一支永不离开的乡村工作队伍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赵皖平
记者：精准扶贫需要从“以解决温饱为主”向“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转变。在新形势下如何强化科技支撑，助力精准扶贫？
赵皖平：在新形势下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以促进转型升级和提升产业能力为导向，强化农业科技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和地位，积极探索科技扶贫的有效途径和模式。因地制宜做好精准扶贫科技规划，彰显贫困地区区域特色优势。院地结对帮扶，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开花。发挥科技园区孵化器作用，积极打造科技扶贫示范样板。搭建统一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创新商品供应链模式，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加大科技培训力度，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挥“人才扶贫”的裂变效应。
记者：关于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您有哪些建议？
赵皖平：一是以产业扶贫成果衔接产业兴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重点培育壮大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分散化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型。
二是以生态扶贫成果衔接生态宜居。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公众参与的城乡一体的环境治理体系，落实各类生态补偿惠民政策，实现城乡环境共治和监管保护。
三是以教育扶贫成果衔接乡风文明。整合扶贫、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培训项目，深入开展道德、感恩、法纪、习惯、风气、脱贫光荣自尊教育，着力破解素质贫困难题。依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县职教中心等，对有脱贫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免费开展订单、定岗、定向的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确保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基本掌握1至2项实用技术。
四是以党建扶贫成果衔接治理有效。加快构建乡村人才发展新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农村创业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能人、返乡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等有朝气、有创业活力的人员发展成为村党组织负责人，推选进村两委班子。
五是建立返贫对象动态识别与管控机制。建立扶贫数据库，通过采集整合脱贫户、边缘户、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家庭人口数、健康状况、文化水平等基础数据源，进行实时跟踪监测，综合各项指标分析研判返贫风险等级，对排查对象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六是建立可持续稳定脱贫政策机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在保持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智力扶贫、健康扶贫等脱贫攻坚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谋划研究相关脱贫攻坚政策在2020年后的衔接问题。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坚持脱贫不脱政策，对脱贫边缘户设定一定时限的观察期和巩固期，继续有效落实相关脱贫扶持政策，做到“扶上马再送一程”。
记者：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六保”工作重要的“压舱石”，是基础的基础。您认为如何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赵皖平：首先，要提高粮食作物在扶贫产业中的比重。提高粮食作物在扶贫产业中比重的关键在于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通过多种手段提高粮食种植效益水平，这其中除选择优质品种、改进种植制度、发展加工业等手段外，尤其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支持的作用，提高粮农种粮积极性。
其次，要找准切入点，通过细分地区、细分对象，捕捉粮食生产种植中的增长点，消除遗漏点。如在长江中下游一些贫困或生产条件次适宜地区，基于相对落后的田间生产条件和机械化普及前的偏低生产力水平的现实情况，可通过因地制宜引导发展再生稻作为重要补充，发挥再生稻省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特点，降低生产成本，辅以稻田养殖，在增加收入、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也保障粮食安全。
记者：精准的监测与帮扶机制是贫困治理框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疫情冲击下，我们的监测与帮扶机制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暴露出应变能力稍弱、稳健性不足的缺点，出现诸如贫困户外出务工难、扶贫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如何升级监测与帮扶机制，焊合衔接纽带？
赵皖平：首先，监测机制要以防止返贫为重点，同时提高医疗卫生、教育等指标在监测系统中的权重。其次，帮扶机制要在稳定支持政策的同时，提高帮扶措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水平。第三，要基于减贫路径推动监测机制向帮扶机制的自然延展，实现监测机制与帮扶机制的耦合。通过引导监测与帮扶机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协调、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进一步提高监测分析结果与帮扶措施之间的针对性。
记者：高素质农民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创新创业的先行者、农村产业扶贫的带领者。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完善，农民的身份界定正在向职业属性转变。那么，该如何精准识别高素质农民？
赵皖平：法律法规政策修订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为了更好地发挥高素质农民在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我建议：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高素质农民的牵头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条例第21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推动人才下乡……整合利用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类资源，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明确高素质农民的精准识别条件与程序。以下人员可界定为高素质农民：年度从事农林牧渔生产劳动时间超过200天、收入80%以上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服务且达到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上的规模种养者或社会化服务及劳务提供者；对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商品化率超过80%以上、收入80%以上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服务且达到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上的领办者等相关条件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明确高素质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界定高素质农民不是为了设置务农门槛，而是为了精准扶持规模农业生产者和普通小农户，逐步将农业扶持项目由特惠制转变为普惠制，享受惠农政策不仅要见物还要见人，真正发挥惠农政策“四两拨千斤”作用，融洽干群关系，提高政策的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度，降低涉农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止少数人过度占用、浪费、消耗、荒芜农业生产资源，让高素质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人民周刊》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