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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来，作为打拐志愿者，他亲自帮助40余个家庭找到失踪多年的孩子，其中部分孩子是从美国、瑞士及荷兰找回；他亲自制定了《全国打拐志愿者行为准则》，指引志愿者依法开展打拐志愿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他义务为遍布全国各地的打拐志愿者和被拐儿童家长提供法律咨询2万余次，发动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拐卖案件侦破线索数千条，为社会稳定和法治进步作出了贡献，为万千被拐家庭送去希望。
学生时代就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在法院工作了六年，“北漂”深造后放弃铁饭碗，转行做律师的同时坚持公益打拐，昔日立志“持剑走天涯，路见不平，主持正义”的少年，如今用3000多天的实际行动践行“把自己学习的法律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初心与梦想。
他叫张志伟，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北京市海淀区律协副会长。因推动法治建设，他的多份法律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并被立法吸收。因表现突出，他受到中央政法委领导亲切接见和高度肯定。
八年前，张志伟在公安部、全国妇联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第一家反拐研究机构——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并担任主任，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拐卖犯罪研究并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及心理辅导，多项研究成果得到公安部、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认可和推广。
2019年2月，张志伟被中央网信办评为“中国梦实践者”，2020年4月，被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第七届首都道德模范。
第七届首都道德模范、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张志伟
“别人都是挑案子，躲案子，他喜欢找案子”
1977年，张志伟出生于甘肃敦煌。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放弃了父母报考金融学的建议，因为从小有个“侠客梦”，他在志愿栏上郑重填上了“法律系”。
1999年，从政法院校毕业后，张志伟顺利考入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并在那里工作了六年。
初到法院工作的他从最基础的记录、送达、协助、通知、公告等协调工作做起。学生时代校学生会主席、甘肃省学联副主席的经历锻炼了张志伟的组织能力与责任心，他在法院几乎一刻也闲不住，主动申请参与更多工作。
“别人都是挑案子，躲案子，他呢，是喜欢找案子去做”，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同事这样评价他。
为进一步提升法律业务能力，张志伟坚持自学，并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
“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我们应该支持。”时任院长张建平说。2003年秋天，带着单位的支持与家人的理解，张志伟来到北京求学。
在两年的学习中，张志伟发现，在北京不仅可以关注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甚至有机会参与到促进法治建设的洪流当中。
“这里有全球化的发展平台，我的法律技能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可以做更多的事。”
张志伟离职后开启了“北漂生涯”。
回首六年法院工作，他坦言，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的律师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在做律师时不会偏激地面对问题，并站在一个全面的角度去考虑立法者、审判者会怎样看待案件和案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在接办案件时，张志伟更愿意辩证地去看待问题的本质，研究并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
“搭建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履行律师的社会责任”
2007年是张志伟的北漂“元年”。张志伟告诉记者，在北京最初开展工作时案子不是特别多，时间充裕总想找些事情做，这一年也成了他的打拐“元年”。
为什么会选择公益打拐？事实上，早在2000年的兰州火车站，目睹两个流浪儿童因为偷窃不幸发生命案的那一刻，张志伟就意识到，“他们走到这一步，社会是有责任的，如果社会能够对这些孩子多一些关爱，帮助他们找到亲人，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
他要做那个伸出法律援手的人。
“拐卖带来的伤害甚至超越谋杀。因为丢了孩子，夫妻反目，父子相互埋怨、推卸责任，原本平静、幸福的家庭成员彼此不再往来。”张志伟说，他们的工作、生活、人生轨迹彻底改变，特别需要获得法律援助。
“特招生，成绩优异，重点高中提前半年录取！”
2019年1月28日，打拐志愿者彭高峰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儿子被湖北潜江中学录取的通知书，喜悦与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十几年前，这位自述是“他乡的外人，故乡的客人”的退伍军人在深圳经历了人生最悲痛的时刻——孩子，丢了。如今，他的社交账号上已看不到曾经丢失儿子的悲痛。
作为张志伟公益打拐早期接触的家长代表之一，彭高峰给他留下了“不服输，不认命，一定要把儿子找回来”的深刻印象。
看到彭高峰提供的1000多个被拐儿童名单，张志伟突然意识到，个人力量只能救一个两个孩子，要想救所有孩子，必须依靠国家和法治的力量。
张志伟开始通过人大代表和媒体两个途径反映上述问题。
很快，张志伟提出的问题获得了有关部门的重视。2009年4月，公安部启动并开展了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专项行动。
从那一天开始，张志伟既是公益打拐志愿者，又是立法、执法部门与受害家庭的对接人。
律师法第二条里讲，“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在张志伟心中，用律师的职业技能为政府与百姓搭建沟通的桥梁，最终通过立法推动和改善民生，就是在履行身为律师的社会责任。
“潜江的这位彭爸爸曾组织被拐家庭开会、游行、聚集，甚至联系外媒把个人的遭遇控诉成体制的问题。”张志伟说，如果执法部门为了维稳一味压制，就会激化矛盾。
公安部统筹部署邀请彭高峰等家长代表进京参加座谈会，了解孩子丢失过程及家长在寻亲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部门不作为问题。
会议之后，公安部打拐办决定督办彭文乐被拐案，追责失职人员并陆续出台打拐措施，参会人员从家长到志愿者都有了信心。
“今天我真特感动，国家层面这么重视，我特感动，我特别有信心，我们家孩子肯定能找回来，我等得到。”彭高峰在会后的这番话，令张志伟至今记忆犹新。有位家长甚至对张志伟说：“我们孩子虽然没回来，但国家采取了这么多的行动，我们看着孩子一个个回来，我觉得我们在排队，排队领孩子，肯定有一天就能领到我自己的孩子。”
2011年，彭高峰的孩子彭文乐顺利找回。
张志伟认为，打拐并不像代理案件的逻辑那样，如果原告赢了被告就输了。“让社会稳定，让受害者得到抚慰，让罪犯得到惩罚，让立法得到完善，才是最佳的结果。”他在思考如何从源头杜绝此类事件。
张志伟（中）与打拐电影《亲爱的》《失孤》原型彭高峰、郭刚堂，以及被解救的孩子在一起。
“法律人要维护国家尊严，维护人类自己的尊严”
通过10余年的调研走访，张志伟发现，要想从根上把买方市场彻底斩断，遏制拐卖犯罪，必须对买方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把从前没有标准，公安机关没法核实、没法惩处的问题确定界限，堵死民间非法送养、派出所民警协助落户、医院医生协助做体检及违法出具出生证明等黑色通道，把各环节参与拐卖犯罪的人员全部纳入共同犯罪当中来处罚，击碎‘和稀泥’的中间地带。”张志伟说。
长期从事反拐公益行动也让张志伟从一名年轻律师成长为全国打拐活动和国际反人口贩运行动的代表性人物。
张志伟担任国家反拐行动和联合国反拐项目参与者和专家顾问，参与相关反拐立法研究，受国务院反拐部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委托参与起草《中国国家反拐行动计划（2013—2020）》专家意见稿，受公安部和联合国反拐机构委托整理编纂“中国警察打拐实用手册”，受国际移民组织委托起草设计“反拐国家转介机制”和“拐卖受害人甄别机制”。作为法律专家，张志伟长期与反拐机构开展合作，积极支持中央政府开展儿童安全制度设计。
反拐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在反拐工作中通过互联网技术解决DNA数据库远程比对问题，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和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等一系列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作为一个法律人能维护国家尊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张志伟对记者说，反拐的核心是捍卫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问题，拐卖侵犯的不是财产权利，侵犯的是人格尊严。“我们想为维护人类自己的尊严，做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事情。”
榜样的力量在无形中带动了新生力量。在张志伟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专门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公益律师团，他们常年进入学校、社区、养老院、政府、企业、农村，做普法宣传。
疫情期间，张志伟辗转通过国际渠道为甘肃捐赠3000只医用口罩，组织党员骨干律师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依法依规复工复产。他及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先后捐赠给武汉市中医院、随州市妇幼保健院医用隔离服1000套、消毒液300桶、医用级空气消毒器8台。
张志伟告诉年轻律师，不要把律师行业简单地当作谋生的手段，律师有特殊的社会价值，总书记讲过，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队伍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希望年轻人一方面要注意积累，不要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在精进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职业操守，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后者尤为重要。
“希望我们的年轻律师成长起来后，要勇于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开拓视野，宽广胸怀。”张志伟对年轻一代充满期待。
（《人民周刊》202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