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文学不能失声

瘦，是50岁的李朝全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一回，他又瘦了。

2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带队，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战疫报告文学作家小分队逆行前往武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深入一线、辛勤采访、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作品。

而逆行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勇气和担当。

作家不能在国家灾难面前缺席，文学不能失声

记者：感谢你们冒险奔赴武汉，为读者带来感人至深的一线抗疫故事。请问中国作家协会为何会组织此次活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朝全：记得2月3日过完春节第一天上班，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就找到我。鉴于当时疫情的紧张形势，他询问我有无可能联系湖北特别是武汉当地的作家，深入抗疫前线采访创作一批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给湖北的一些知名作家，了解大家的状况，探询现场采访的可能性，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可能，因为几乎所有作家都需要居家隔离，不能外出，更谈不上到战疫前线采访。

这时，《光明日报》的一位领导联系我，希望我们配合支持报社开设抗疫题材的报告文学栏目，我对此非常赞赏也特别支持。在后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陆续向他们推荐了一些作家和作品，《光明日报》非常重视，大多安排在头版甚至是头条发表。与此同时，中国作协的领导提出，希望和《人民日报》合作开办“抗疫一线的故事”报告文学专栏。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支持下，这个栏目于2月中旬开始组稿，原定2月底刊出第1期，后因排版原因推迟到3月2日刊出第1期，至今已发表了7篇报告文学作品。

2月间，中国作协一直都在探讨派遣作家小分队前往抗疫前线采访的可能性。到了2月24日，中国作协主要领导与中央指导组有关宣传方面的负责同志联系，得到对方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欢迎，他们表示，非常欢迎作家小分队前来武汉采访，现场有太多的感人故事和人物，有太多值得书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当日下午，中国作协领导找我谈话，计划安排我带队前往武汉，征询我的意见。我没有犹豫，接受了这项任务。因为我也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作家不能在国家灾难面前缺席，文学不能失声。

记者：到武汉后，你们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的？

李朝全：2月26日，由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同志安排我们4位作家（李春雷和我乘坐G505南下，纪红建和曾散从湖南长沙出发北上）抵达武汉。

到武汉后，我们遵照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工作安排，着重突出采访重要的人物感人的故事，基本分工是：重大的宣传典型包括张定宇、张继先等由李春雷采写，方舱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和人民警察的采访由纪红建承担，青年一代在抗疫前线的所作所为，包括90后、00后在战疫中的青春之歌，主要由曾散这位年轻的报告文学作者承担。我接受了采访同济医院这家在抗疫中表现突出的武汉地区最大医院的任务，后来又应宣传组的安排，接受了撰写武汉保卫战的任务。

他们的确了不起，他们是英雄

记者：当您置身现场，近距离接触抗疫战士，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李朝全：置身现场近距离接触抗疫战士，我本人最大的感触是他们的确了不起，他们是英雄。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凡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女、父母，上有老下有小，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当疫情来袭时，这些医护人员和一线的工作者包括社区干部、志愿者、警察、科研人员、新闻记者等，都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勠力同心，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尽快打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坚战阻击战，尽可能地与死神赛跑和时间赛跑，抢救回最多的人民群众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武汉和湖北人民的牺牲和损失。

他们是了不起的人，是大写的人。每个人都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抗疫斗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17万多名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医护人员，他们从疫情来袭之日起就一直坚守在战疫前线，许多人还遭遇了很多委屈和误解，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在医用物资紧张的情形下直面一种未知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许多医护人员不幸“中弹”，甚至有十几位医护人员倒在了战疫前线。这些，既令人痛心，又令人肃然起敬。

生命至上，人民最大。这些人是人民和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真正的医者仁心。

记者：此次采访武汉战疫，整体上创作思路是什么样？

李朝全：在创作上，我们更多倾向于聚焦普通医护工作者、普通志愿者、普通社区工作者、普通警察和老百姓，聚焦他们在这场疫情斗争中的经历体验、感受思考和情感历程，尤其关注普通百姓，关注平凡人。我们想很好地表现这场疫情防控战是一场人民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作出最大牺牲和贡献的是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17万多名本地的医护工作者。他们至今也没有机会享受水门洗尘、摩托骑警护送、群众夹道欢迎的最高礼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没留下一幅鲜活的战疫前线画面或影像，没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或出现在媒体上，但是这些人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我们希望为这场疫情抗争留下一座纸上的纪念碑。

我不赞同“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观点

记者：您认为，灾难之下，报告文学的特殊意义是什么？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怎样的时代担当？

李朝全：灾难报告是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难兴邦，在民族和国家遭受的历次劫难中，报告文学都有杰出的表现，报告文学作家都有主动的担当。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和方向标，报告文学作家的血更热，情感更丰沛。时代正在发生巨变，当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时，作家们愿意用自己有限的努力，和人民站在一起，和祖国站在一起，为国家为民族书写和记录灾难，传达百姓心声。

报告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样式，灾难报告既具有记录历史为历史立此存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报告文学还可以对灾难进行反思、思考和探究，在带给人以情感的陶冶和共鸣的同时，也能带给人以思想的启发。报告文学的价值必定超出文学自身，它还可能具有社会学、人类学、灾难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方面的价值，这也是我为何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对此次疫情报道中涌现出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如何评价？对这种现象又如何评价？对作家而言，您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吗？

李朝全：此次对疫情及时而客观的反映中涌现出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时代需要，人民呼唤，也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因为报告文学是新闻和文学联姻的产儿，是文学的“侦察兵”和“轻骑兵”，具有“短平快”的特点，能够及时快捷传递信息。在疫情题材的创作中，报告文学一马争先，一骑绝尘，这是必然的。

但是，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浮于轻浅的记录和书写，浮于简单的记事，浮于片面的肤浅的抒情抒发和感慨，缺乏思想深度，缺乏对典型人物的锤炼塑造，缺乏对文字表达的精心加工。灾难过后，我希望报告文学在经过时间沉淀之后能够出现一些更为厚重的，更有思想深度、力度、广度和宽度的作品。诚如此，这将是报告文学之幸、中国文学之幸，可能会对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

我不赞同“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观点，不赞同在灾难来临之际对于文学却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所有的作家血都是热的情感都是丰沛的，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读者百姓的欢迎，是因为他们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悲欢，是因为我们幸福着人民的幸福、悲哀着人民的悲哀，切身感受到人民的不幸，体会到国家的艰难、发展的曲折和坎坷。

我们是一个个在场者，是一个个思想和情感都在场的记录者、书写者、表达者，我们是人民的一分子，始终站在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从事灾难叙事。在我们的叙事中，必然要体现百姓情怀、人民情感、家国意识。如果丧失了这一切，文学必将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人民周刊》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