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间”扶贫又扶智

7月18日一早，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西维亚制发扶贫工厂就热闹起来。张在燕在教习模具上画好植发轮廓后，手执钩针在一丝丝植发。同一时间，王圣英正在生产线上完成整毛、缠管工序，相比2013年入厂初期，她已经非常熟练了……大家都在低头工作，现场十分安静，只听到缝纫机器“哒哒”的作业声。

7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农户家的四间民房，四周被荒凉的群山围绕。如今，眼前是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的车间及宿舍楼，职工也由几个人发展成60多人。由最初农户家中的手工织活发展成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当地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方便多了。

国务院扶贫办5月份数据显示，中国中西部22个省份有这样的扶贫车间近3万个，吸纳37万多的贫困人口就业。

“扶贫车间最大意义在于工业走进农村，让贫困农户成为工人。”7月19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汤敏告诉本刊记者。

办车间：农业与工业的融合

扶贫车间，是指在行政村或自然村新建小型厂房，对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不大、市场需求稳定的企业部分或全部产品工序转移到乡村，让县级或者乡级的贫困农户在家门口就业的一种扶贫方式。 

“一开始只是零星运作，成熟以后自然就推广开来。”汤敏对扶贫车间的考察追溯到2015年。 

2015年底，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扶贫车间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诞生，它有效地破解了农村扶贫的众多难题。村民们起初会搭建一个简陋的小窝棚作为临时车间，在里面加工生产。

时任山东鄄城县委书记谷瑞灵认为，扶贫车间与普通的车间相比，有两方面不同：第一，车间选址要讲究，一般设在村口，可以汇集不能离乡出去打工的贫困农户；第二，车间内设备一应俱全，方便企业使用。

2017年，仅鄄城县就有545个扶贫车间，每个村至少保证一个，由政府投资建设，面积大多在300平方米左右，直接安置和辐射带动了6.7万多人在村中就业，其中贫困人口有2.7万多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1/3。

国务院扶贫办总结了鄄城县“扶贫车间就地就近就业”这一创新做法并上报中央，2017年2月21日，“扶贫车间”被纳入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的精准扶贫案例之中。

同年，学习了鄄城样本的宁夏北莲池矿泉饮用水扶贫车间建成投产。

“以前种地务农，生活紧巴巴的，后来成了车间的一名工人，现在做了生产车间主任，年收入涨到了3.7万元。”杜十军见证了车间的成长，它带动周边55名农户就业，产品销往湖南长沙、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截止到2020年6月底，年产值达到790万元。扶智以自强，如今杜十军早已摆脱“等靠要”，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2019年底他家成功脱贫，如今日子也越过越甜。

另一方面，扶贫车间多以服装加工、汽车配件加工、编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缓解中国因“民工荒”造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国外的趋势。

贵州省贞丰县与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共建的扶贫车间，主要用来承接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每月可拿5000元，吃饭有补贴，每月可存一大笔钱寄给家里。”42岁的李桂花对记者说，自己现在从事锁线机的工种，真正成为一名工人。

谈到扶贫车间的优点，汤敏一口气给记者列了四项：一、地点合适，距离近。拥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在家门口可以挣钱。二、可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有助于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造成的社会问题。三、企业在村中办厂，可以节省劳动力成本30%—40%，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四、对脱贫具有“短、平、快”效果。扶贫车间投资少，见效快，对厂房、技术及设备的要求较低，群众经过简单培训，一两个月就能上岗生产，对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的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有特殊的作用。

关车间：需要更好适应市场

与当前扶贫车间遍地开花、村村建厂的繁荣景象不同，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出现一些扶贫车间关闭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扶贫车间“花开了，果难结”，扶贫车间出现闲置、停摆等问题。2019年中央巡视组的反馈结果显示，西部某贫困县167个扶贫车间只有22个在使用，无法达到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效果，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扶贫。

汤敏则认为，近3万扶贫车间中，少数扶贫车间关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企业自身不擅经营，不排除一些企业没有长远发展动力。二是“造血功能弱”。项目的选择不适合当地发展。三是需要建立好的机制，政府的“一刀切”存在问题，应该根据“一村一品”来做。四是产业层级不高，“换血比较难”，扶贫车间普遍规模较小，技术含量较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

值得一提的是，扶贫车间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新生事物，汤敏表示，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市场变化导致的失败，在任何行业都存在，扶贫车间也是在实践中完善，探索双赢和长效的扶贫机制。

7月底，汤敏将到甘肃定西通渭县调研扶贫车间，这是他从2012年开始深入调研扶贫车间的第8个年头。其间，他参与调研了30多处贫困山区，走遍山东沂南、广西百色、贵州雷山等贫困山区。他认为，实践表明，要成功开办扶贫车间，起初的调研至关重要，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跟风。地方政府应统筹协调当地资源，把同质化、零散化的小车间整合为差异化、规模化的特色车间，提升市场竞争力。

先扶智：扶贫车间成熟的秘密

“要能熬得住。”山东沂南县马牧池乡西维亚制发扶贫工厂经理，同时也是青岛西维亚制发企业的负责人叶淑英，拥有200多名职工，针对部分扶贫车间关门的“花架子”，她认为，从农户转变为工人，最难的是观念转变。西维亚制发扶贫车间2013年开办，并没有政府补助，依靠企业自己的努力，现在拥有60多名农户工人，她认为，要有耐心等待农户成为工人的观念转变。

“手工假发制作需要40多道工序，最复杂的是勾发工序，一针勾2至3根头发，1万多针的一顶假发，熟练工人需要勾3周多才能完成。”叶淑英说。然而，当顾客们拿到假发时，很难联想到重量不超过3两的物件，来自山东沂南县曾经的农户。而叶淑英最大的感受是，农户向工人的观念转变非常不容易，仅仅这一项，她等了一年。

她认为“一年都不够”的等待，现在看来很值得。

2014年，尝试使用农户做假发车间的工人快半年了，叶淑英说自己依然跌跌撞撞，车间运行并不理想。5月的一天，她从青岛赶到沂南车间考察工作情况，眼前的一幕令她惊呆了：“车间一共有11台制发电机，当时只有1台在运作，其他机器都闲置着，操作机器的农户以各种原因请假了。”叶淑英一看就上火了，她立即找来车间厂长，并要求电话通知农户两小时到岗，否则开除，结果只有一个农户因为陪护病人无法赶到，其他10人都来了。

在青岛不成问题的职工到岗率在这里成了大问题。这次之后，她将当地的满勤率奖励提高为青岛的一倍，然而“第一年没有一人拿到满勤奖励”。她又要求厂长减少请假次数，慢慢增加出勤率。

接踵而来的是工作效率问题，叶淑英说，这些农户到车间工作效率很低，手下也慢，一个农户“出活”的效率比不上她在青岛工厂里工人的一半。她质问工人为什么完成率如此低，答复是已经够多了。叶淑英再度迷茫，她也曾经想过放弃：“2016年，车间旁边有个服装厂大张旗鼓地搞扶贫车间，结果一年时间就关闭了。”

沂南县马牧池乡制发扶贫车间的厂长齐双元36岁，他之前在青岛做快递员。7月22日，正在车间忙着下料工序的他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满勤率很难实现。比如工人董胜美一直在家里种地，不适应工厂工作时间。”现在董胜美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缝纫工人，而记者发现，满勤奖励也已提升为青岛工人满勤奖励的3倍。工人王凤英以前在家种地务农，33岁的她刚开始到车间，三天两头请假，成为齐双元眼中的“老大难”。叶淑英要求，每天在工厂待够6个小时，哪怕一个月也好。渐渐地，王凤英的家人也支持她按时工作，慢慢地安定下来。

稳定的工资收入，再加上没有了风吹日晒的田间地头，女工们变得越来越漂亮。

“2013年刚去工厂的时候都挺显老的，过两年去看，都变年轻了。”叶淑英说自己2015年再次到车间见到职工王凤英，后者容颜的变化让她惊叹，甚至很难相信这一改变。现在这60名职工已经习惯了工序，基本上不请假了。

“疫情受到影响，原来正月初十上班，延期到2月份。”齐双元和爱人都在车间工作，虽然今年年初订单减少，然而他们收入得到稳固保障。其实，疫情对假发制造业来说打击巨大，叶淑英表示，大多数制发业都会存储一到两个月的货备用，而他们的存储更多，也更有抵御风险的实力，所以一直以来，订单很多，业务也比较繁忙。

抓长久：苗寨里的扶贫车间

对贵州雷山的考察源于2019年，汤敏和同事在深山里住了15天，发现这里的贫困农户适合从事制造假发业这种劳动密集型行业。

“我们6月上旬在雷山考察发现，苗族妇女有从事刺绣的传统，心灵手巧，很适应做高端手钩假发加工工作。”如何让手艺变成谋生的技能？传统的苗绣工艺如何嫁接市场？“指尖技艺”如何转变为“指尖经济”？在多方咨询后，叶淑英准备把加工厂建在苗寨，把就业机会直接送到农民家里。记者发稿前，第一批员工的培训工作已经开始。

仅仅拥有“心灵手巧”显然不是市场的全部，汤敏他们还发现，年轻一代的苗族妇女现在都留短发，在节日时需要用一顶假发来配合盛装。过去人们都是用黑毛线等替代，现在开始逐步使用化纤假发，加之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也有使用假发的需求，因此，贵州本身可以建成一个集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制发业基地。

假发是高度依赖手工的行业，哪怕是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很多工序也只能手工完成。“扯、理、撕、挂、拉”，是档发的5道流程。要想把头发打理整齐，先把分好类的头发层层在拉床上压实，从缝隙中把头发抽出来；然后把头发在手里理整齐，拿绳子捆好，用木拍不断拍打；把拍好的头发放回篦子，用镊子把依旧不整齐的头发一根根挑出来。王凤英从2013年在马牧乡扶贫车间做这一行，每天最多也只能处理18公斤，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贫困农户的加入。

“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贫困地区是目前‘六保’‘六稳’和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汤敏认为，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更加依赖内需，国内市场的作用稳步提升，产业链也需要重新布局。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就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战略纵深，可以长期地在国内梯度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往往都是生活必需品，我国14亿人的大市场，未来也不可能全靠外国给我们提供。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是我国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如何把已经成熟的山东沂南县扶贫车间的经验带到贵州，是摆在叶淑英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开扶贫车间需要时间，不是一下子就开起来的，农民需要慢慢转变观点，必须有耐心。”叶淑英表示，沂南的扶贫车间开办较早，没有相关政府帮助，现在政府扶助，帮着招工、提供场地，减少了很多企业负担。

由企业支撑的扶贫车间强调经济效益，但建立扶贫车间的根本目的是扶助困难群众就业，如何平衡双方的关系，以实现长远发展？叶淑英认为，贵州省政府现在非常欢迎她去开办制发企业，每个月承诺给工人补贴部分费用，对她来说，已经足够：“本身就要发展，政府即使不出资也要努力，不能想着靠政府补贴，要靠自己。”她说。

雷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对于“就业扶贫车间”的企业，给贫困劳动力及时发放每天40元的培训生活补贴，鼓励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我们要发挥好扶贫车间在攻坚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帮助那些无法外出或者外出意愿不强的群众就业。虽然在扶贫车间的收入不一定高，但是能在家门口就业，对兜底民生底线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了解到，在雷山一批扶贫车间正在崛起，贫困群众也将实现工作方式由“上坡”到“上岗”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民”到“居民”的转变。

（《人民周刊》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