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坚信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

陈勇

今年钱穆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30周年。20世纪前半期，出现过不少个性各异、异彩纷呈的中国通史著作，钱穆的《国史大纲》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以朝代更替为经，学术兴衰为纬，用简洁的笔法驰写了中国历史的“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叙述了从虞夏到民国几千年来的中华全史动态，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山中写巨著

《国史大纲》是一部享有盛誉的中国通史著作，也是钱穆一生中影响最大著作，该书的写作实由他西南联大的同事陈梦家两夕话促成。陈梦家，早年师事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诗派后期的一员健将。1932年底入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当时钱穆在燕大兼课，主讲上古史，陈氏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后随容庚攻读古文字学，由古文字学转入古史研究，最后以甲骨文成名。在西南联大时，陈梦家夫妇二人喜与钱穆游，“常相过从”。一夕两人在一旷地上散步，陈梦家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钱穆答以材料太多，所知有限，他日当仿效赵翼《廿二史札记》体裁，就其所知写成专题性的论著。陈梦家听后大不以为然，说“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有志治史学的人，当受益不浅。但先生并未从全国大学青年和时代急迫需要方面考虑。先成一教科书，国内青年学子将受惠无穷，还望先生思之”。又一夕，两人散步路间，陈再提此事，钱穆以流亡播迁中写作不易，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试为之作答。陈氏又力劝，“此话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到那时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心头，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本教科书。今日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写，岂不驾轻就熟，而且读者也易受益。”当时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因学校在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所以讲授全凭口耳。而学生纵有兴发，却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不能深入研究。有感于此，再经陈梦家言辞恳切的二夕劝说，于是改变初衷，决定撰写一本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

自1933年秋在北京大学独任中国通史课以来，钱穆在北大主讲通史约有4年，编有通史纲要、通史参考资料、国史读本以供学生学习阅读。卢沟桥的枪炮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北平城的沦陷使钱穆开始了流转西南的学术生涯。七七事变后，钱穆把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随校南迁，由长沙而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由于昆明没有足够的校舍，文、法学院移至蒙自。1938年4月，钱穆赴蒙自为学生讲授国史，经陈梦家二夕谈话劝说，开始了《国史大纲》的写作。同年暑期，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则滞留蒙自，继续撰写。10月底，钱穆与吴宓等人乘滇越火车回昆明。火车经过宜良时，他与姚从吾、沈有鼎等人下车，在此小住，因爱此山水，决定以此作为今后的撰述之地。

宜良在昆明东南，距市区70多公里，是云南的山水胜地。宜良西郊有一山状若卧狮，人称伏狮山。岩间清泉，昼夜淙淙，因山水故，又名岩泉山。山中有一寺名岩泉寺，分上、下寺。钱穆一周三天赴昆明讲课，三天则仆居宜良岩泉寺撰写通史讲义。他最初居下寺，除早晚散步，饱览宜良山水外，尽日在楼上埋首写作。下寺拾级而上是上寺，为一道士院，这里环境清幽，有池林之胜，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钱穆后半年移居上寺，尽日操笔，从事通史的撰述。从蒙自开始撰写，到第二年6月全稿杀青，《国史大纲》这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最终在宜良山中得以完成。

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这是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上写下警示国人的话语，共有四条，我们把它称为读史之“四大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在读史“四大信念”中，钱穆多次提到了“国民”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中的人，必然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他就必须是一个“国民”。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要了解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有知识的国民。钱穆在此着重强调了国民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个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之民族，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消失，此民族必将是一个无前途、无希望之民族。可以说，读史“四大信念”为《国史大纲》全书奠定了主基调，其中最核心的内容莫过于国人应对国家以往的历史应怀抱“温情与敬意”这一条，这也是钱穆写作此书的中心意旨所在。在钱穆看来，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所以钱穆讲授和撰写国史，大多关注中国历史文化辉煌的一面，以“表彰国光为己任”。正因为如此，有人批评钱穆讲历史过分渲染本国文化优秀的一面，有“文化自恋情结”。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有一年他到美国讲学，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北大前校长蒋梦麟，蒋告之你的《国史大纲》已读过数遍，感觉到书中叙国史优处太多，劣处则少。钱穆当面回敬说国史的优处该不该讲。今日国人好批评中国旧传统，却很少讲国史的优处。请问，我们在汉唐宋明，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历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据说蒋梦麟听后，点头称是。

钱穆主张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书写国史，在《国史大纲》中多着眼于本国历史辉煌的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在社会剧变的时代中，人们急于想知道我是谁？属于何处？将走向何处？台湾学者胡昌智在《怎样看〈国史大纲〉》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出现的严重的认同危机作了这一个形象的比喻：“欧阳锋在金庸的小说《大漠英雄传》里，有一次忽然忘记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住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近代史中的人们并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过去及过去中大家所熟悉的习惯、价值。可是，因为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的举止及行为中，因此，对‘过去’的否定，无形中就是对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与欧阳锋比起来，人们得的虽然不是失心疯，但极度自虐自恨带来的痛苦又有甚于彼。”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民族自身传统特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大问题。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

钱穆主张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书写国史，彰显了他中国情怀的一面，而被瑞典学者马悦然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同时他的这一撰史主张也是对近代以来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庸俗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论者的回应和针砭。在他看来，治史者首先应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胸怀，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不能开口就骂，作全盘的自我否定。历史的病态面、阴暗面固然应当揭露、批评，但揭露、批评也应有根有据，同时还应把握分寸，批评不能太尖太刻，力戒谩骂。全盘否定，一概骂倒，是一种不健全的心态，不利于培养国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他力图通过发掘历史中深藏的民族文化力量，让国人从辉煌灿烂的历史中找寻强大的精神力量，以重建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拾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在欧风美雨浸染的文化氛围里，在崇洋蔑己、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思潮中，钱穆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

对“士”精神和作用的论证与弘扬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论春秋战国大势所提出的文化同化论，秦汉相制与汉代文治政府，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自唐至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王安石变法有南北地域的背景，对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的解读等等，皆多创辟之论。不过读罢全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在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论述，及其对士精神和作用的论证和弘扬。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心力量就是“士”。钱穆常引孔子“士尚志”“士志于道”，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来阐发历史上“士”的精神和作用。在他看来，“士志于道”，故能“以道存心”。这里所说的“道”，即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既然“士”是“道”的承担者和践行者，他就应为中国文化承担道义和责任。所以他在《国史大纲》中用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学术文化的传承，传统社会的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

钱穆极力表彰士阶层在中国历史演进的作用，在《国史大纳》中他把士阶层的活动分为四期：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此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在这四期中，钱穆特别看重宋明儒，极力表彰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即钱氏在书中所称的“秀才教”精神。他说宋代士大夫不仅胸怀儒家的理想，而且还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践，用理想来转换现实政治，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事功的层面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不仅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亮“开拓万古心胸，推到一时豪杰”所呈现出来的伟岸的精神气象极尽表彰，还对他们的“社会自由讲学”运动、所主持的种种“社会事业”，诸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躬行实践皆诉诸笔端，再三致意，心有戚戚焉。他对近人批评宋学为空疏之学深致不满，声称“自宋以下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乾嘉时代，抛弃了宋明儒经世明道的治学宗旨，演变成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虽然在古经典的训释考订上有不少发明，但“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到了近代，传统的士人精神，在功利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恶性膨胀中失落了。他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变成了一个没有重心、失去了灵魂的社会。所以他大声疾呼，在当今的社会里，应重新恢复“士”的精神来作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应弘扬传统的“士”的精神来重建民族文化之“道”。

对“士”精神的论证和弘扬，是钱穆一生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不仅表现在他在《国史大纲》中对历史上士大夫知识精英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极力表彰，反复致意，而且后来还写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等专篇论文来阐发士阶层的变动与社会分合、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彰显“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主导作用。在92岁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中，他也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等人为例，来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他孜孜不倦地告诫我们，“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个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书人。”有一次，钱穆在台北素书楼为学生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讲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士”，讲“士尚志”，“士志于道”，士不耻“恶衣恶食”，“士任重而道远”，讲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讲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然口风一转，略带激动地说：“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是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想做的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

一部成功的中国通史著作

在中国近现代史坛上，编写过不少的中国通史著作。比较早的通史著作，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仅写到隋代以前，只能算半部通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只写到了西周。在1940年代初编写的通史著作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著作。张荫麟英年早逝，所著《中国史纲》，仅止于东汉开国。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虽已编至清代，但在当时仅为讲义，而未公开出版。惟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上下两册，首尾完整，贯通古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出版后，好评如潮。缪凤林称“时贤著作，实鲜能与之比拟，立言之正，尤为抗战以来出版界所仅见。”顾颉刚把《国史大纲》列入近人写中国通史“较近理想”的一部，称“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严耕望也说：“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著名学者金毓黻称近人治中国通史最有名者，首推钱穆。他在《静晤室日记》中称赞《国史大纲》的长处在于“务去陈言，自申己见，戛戛独造，依傍一空”，“诚不愧国史之佳作”。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有“一代词宗”之誉的夏承焘读完《国史大纲》后，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记下这样的感言：“宾四甚可爱佩，读其书，使人思染手史学。”足见此书独特的魅力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