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木”黄永玉

黄永玉把“入木”两字写得入木三分。这两个字，是他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办的版画艺术展主题。像以往开办展览一样，这次他也给自己的版画展写了序言，其中有一句他这么说，“木刻是个累活，累上瘾改不回来了，就这么刻了我半辈子。”

黄永玉对这次版画展十分重视，他手举着印有“入木”的精美邀请函，在沙发上摆出顽童般的造型，拍了一幅照片。开展当天，他很时髦地连线“检阅”自己的作品……木刻，这一逐渐离大众远去的艺术表现形式，借黄永玉之名，再次引起了关注。

黄永玉对版画展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把妻子张梅溪出版的童话书《在森林中》中所有插图都展出来。这是他对妻子的一种纪念（今年5月，张梅溪于香港去世）。张梅溪永远是黄永玉版画的第一位欣赏者。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年轻时的黄永玉兜里没钱，在理发和买木刻板之间犹豫，张梅溪让他去理发，约好等会儿门口见。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正手捧着一块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木刻与黄永玉的青春、爱情、艺术、生活，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木刻“刻了我半辈子”，也可以理解成，木刻曾经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深的印痕。12岁的黄永玉离开湘西到厦门集美学校，抗战爆发集美学校迁到安溪文庙后，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雕刻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引起很多关注。学者李辉这样评价黄永玉木刻的“横空出世”：“黄永玉的精彩亮相，可谓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惊喜。”

木刻，的确是黄永玉作为艺术家成名道路上的第一块“敲门砖”。1947年，沈从文的著名作品《边城》中就出现了黄永玉的木刻插图。1948年，时任《大公报》副刊编辑的萧乾为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举办了首次画展。《良友》画报的主编马国亮熟悉鲁迅身边的诸多木刻家，但对黄永玉刮目相看，“他竟是这样年轻，和他成熟的作品很不相称。”汪曾祺后来给《大公报》撰文，称赞黄永玉的木刻作品里，有着和性格高度一致的“一种童话似的快乐，一种不可损伤的笑声”。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黄永玉的木刻创作基本停止，开始转向其他艺术领域，他写作、雕塑、画紫砂壶，每一样都取得非凡成就。近年更是以自传体“大工程”《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写作而令人钦佩。在社交媒体时代，凭借黄永玉金句，他成为“风尚人物”……种种光环之下，他的木刻成就反而被掩盖了。

黄永玉累计创作了300余块版画作品，幸运的是，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些早期作品，是专为本次展览从香港装箱带回北京的。在黄永玉看来，打包带回的不仅是他一笔一画刻下的作品，更是一份记忆，就像他所说的，“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唉，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这一堆骸骨啊！”……历史、记忆与情感，此刻汇聚在一起，任谁，都会心生感慨。

黄永玉的木刻作品，有风格的不同，但却没有起步期、发展期与成熟期的区别。在他刚开始发表木刻作品时，就已经有了大家风范，原因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手中的刻刀，往一块块木板上注入了太多的热爱、纯真、快乐。他有一幅看上去有些“例外”的作品，即1948年为诗人陈敬容一首同名诗而创作的《逻辑病者的春天》，这幅很抽象、很当代的作品，至今看上去仍然耐人寻味，据说黄永玉自己也偏爱这幅作品。

在版画爱好者心目中，黄永玉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大幅木刻《春潮》是经典代表作之一。版画中一只巨大的鼠鲨跃出海面，等待着它的是两个渔民抛出的长矛，在鼠鲨身下，是汹涌激荡的海潮，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鱼儿。画面动感奔涌，生机勃勃，在危险与多变的气息中，洋溢着一股生命的力量，值得久久凝视欣赏。

1953年，刚从香港回北京定居不久的黄永玉来到云南，根据撒尼人的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套十幅木刻版画。鲜艳的色彩、细腻的线条以及辨识度很高的民族特征，使得这套作品几乎成为他流传面最广的版画。最好的致敬是被借鉴，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以及销量很大的阿诗玛香烟，在人物造型上都能明显看出借鉴了黄永玉的木刻。一个凝固于版画上的人物形象，也因而更生动地走进了大众视野。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也被认为是现代木刻的拓荒人。1930年前后，他不仅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等画册，还亲自租场地举办了三次木刻展，为西方版画艺术与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碰撞制造了机会。鲁迅的这个做法，也被认为是增强了上世纪中国艺术创作的丰富性。在整个木刻创作评价体系中，黄永玉的作品被认为可以满足所有专业上的“尺子”的衡量，是中国现代木刻创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1948年，老舍在《谈中国现代木刻》一文中写道：“他们必须张大了眼睛和耳朵，去观察注意周围的世界，从他们观察所得，便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木刻。”黄永玉前半生的艺术创作便是如此，他从身边的世界捕捉画面，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将那个时代的生活与艺术，定格于一块块木板中，这是他前半生的追求，也是他越擦拭越锃亮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