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泽霖在网上火了一把。他把多年来新兽药注册证书的转让费8208万元,全部捐赠给了河南农业大学。有网友提出疑问:为什么不留给孩子?王泽霖笑道:“我老了,花不了多少钱。孩子们有自己的事业,也都支持我们的选择。这些钱要用到更需要的地方,这样才有价值,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
带着敬意和好奇,记者来到王泽霖家。家中窗明几净,简简单单,家具明显是多年以前的物件;随处可见的照片上,仔细标注了拍摄的时间地点,记录着一家人的幸福时刻;书柜里的书不见丝毫凌乱,连支钢笔都被摆放得规规矩矩。
1967年,王泽霖从北京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1977年考取南京农大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至1983年,到山西农大牧医系任教。1984年初,王泽霖调入河南农业大学,开始了他的禽病防疫事业。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生产上亟须解决的问题很多,而地方高校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仪器设备十分落后,学科建设远跟不上生产、科研的需要。面对困难,王泽霖毫不畏惧,带领同事自筹资金,创立禽病研究所,走出一条产学研良性循环道路。
没有项目经费、启动资金,为创建禽病研究所,王泽霖度过了一段“24小时连轴转”的日子:一边给学生上课,下了课就赶到门诊进行禽病诊疗,间隙安排时间对养殖技术员开展培训,研究生的培养也没落下。就这样,1985年至1995年,他通过办班、禽病诊疗、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形式,逐渐积累了400多万元资金,盖起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当时很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冻干机等仪器设备。
申报新兽药程序复杂,为尽快熟悉申报新兽药的流程,王泽霖不辞辛苦跑到企业,向年轻人学习。一个新兽药的申报就需要上千页资料,但不管多么繁杂,他都要亲自整理出来。
35年来,王泽霖利用校企合作实现了滚动发展,在没有申请一分钱国家项目经费的情况下,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他主持的《禽用浓缩灭活联苗的研究与应用》项目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了国外垄断,彻底攻克了新型高效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该项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迄今,王泽霖的研究成果转化率达100%,技术转让费近亿元,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想干事儿,能干事儿,干成事儿”,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原则,王泽霖率先垂范、精益求精。强将手下无弱兵,几十年来,从王泽霖的禽病研究所中先后走出张龙现、闫若潜、菅复春等专家,为国家禽病防疫领域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不能忘记过去,应该感恩我们的国家,感恩我们的党,感恩我们的社会。”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他说得最多的是感恩,名与利在他看来只是过眼云烟。
王泽霖打开家里一个不起眼的书柜,几个普普通通的旧布袋里装满了他多年来获得的证书奖章。可是,旁人称赞他科研成就之大,他总说做得不够,只道“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公益是我最大的满足”。
从困难时期一路走过来,王泽霖这一辈人明白艰苦奋斗的价值,对于时代带来的红利和提供的机遇,他们发自肺腑地感恩。“能把钱用到最需要的科研上,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解决更多生产实践中的问题,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祉,我们就很欣慰。”王泽霖说。
客厅里挂着大大的福字,与窗前的绿植成为一幅画面,犹如这个家庭的主人,生机勃勃,品德常青。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0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