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守彬：“追扬尘”的人

樊守彬跟扬尘打交道已有十多年了。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追扬尘”的人。

2003年进入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樊守彬就开始参加北京市的扬尘研究，“那会儿扬尘研究刚起步，国内外的资料都很少，对扬尘的关注也不多，只是知道扬尘会对大气污染造成一些影响而已。”

樊守彬和两三个同事，开始探寻扬尘污染的规律。他们在马路边搭起了帐篷，吃喝住全在那儿，一待就是二三十天。

白天车辆多，测起来不方便，大部分的监测工作就放在了晚上。颗粒物排放情况、路面状况、车辆情况、气象条件等因素，一项都不能遗漏。

监测不仅仅是放个仪器在路边，更重要的是人工手动监测。樊守彬和同事们拿着刷子去刷路面，或者用吸尘器吸一轮，采集路面扬尘的情况。如果一条路的扬尘污染特别严重，那他们的手表、电脑都会盖上一层土。

一测起来经常到凌晨四五点才收工。夜里虽然车辆少，但车都跑得非常快。有一次，樊守彬在五环路采样的时候，正低头刷着路面，突然一辆大车急转弯朝他冲了过来。樊守彬赶紧起身跑开，一屁股瘫坐在路边。“现在想想挺后怕，慢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樊守彬说，那会儿自己年轻，有冲劲儿，过了觉得没啥就继续该干嘛干嘛，也没当回事。

就这样一直到2007年，樊守彬都在北京各个区之间穿梭，一个季度要对100多条道路进行采样，5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各区的重点道路。

扬尘污染对生活、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看起来好像挺简单，但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还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北京那么多路，光靠人工扫马路监测，确实很难。”5年间，曾经和樊守彬一起并肩作战的人，或是受不了现场采集的恶劣环境，或是对这一研究没有信心，纷纷转行。

只有樊守彬还在马路上。

“如果长期靠人去测扬尘。量太大了不现实。”樊守彬说，“必须做出改变。”

结合了监测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樊守彬的团队设计了一个车载监测仪器，但真正装好了以后，发现数据跟想象的还不太一样，短时间内数据还行，时间一长，数据就乱了，不符合规律。尤其是堵车的时候，数据明显不对。原来，监测车在扬尘污染较重的区域，因为扬尘量太大，设备被堵住了管道，所以数据出现偏差，“之前设计的时候，确实没考虑到这个因素，低估了设备适应性的问题。”

前前后后又折腾了一年多，反复尝试了各种方法，这个难题最终解决。樊守彬团队设计了自动采样气流的稀释装置，这样既能采集到准确数据，又能保护采样管道。针对堵车时数据不对的问题，又在数据统计的软件上，对数据有效性做了自动筛选。

2017年，樊守彬团队创新的道路尘负荷走航监测技术开始应用。有了这项创新技术，他们再也不用搭帐篷住路边监测了。这项技术可以通过车载的颗粒物监测系统，让车辆边走边测，哪条道路、哪个月的尘负荷高，一目了然。也正是基于道路扬尘车载走航监测技术，北京市积极探索并构建了道路扬尘污染精细化监管体系，每月对全市16个区和经济开发区1800余条道路进行监测并编制监测报告，道路扬尘污染控制取得明显成效。

有了车载监测，樊守彬还是不闲着。哪条街扬尘污染高，或者哪条街扬尘数据特别低，他都会去看一看，跟着车走一遍。

房山区星城街道，2019年第一次监测时道路尘负荷高达6.90克每平方米，位列监测乡镇（街道）的最后一名。樊守彬团队到现场调查，发现了很多“毛病”：道路周边有裸露区域、部分区域绿化不完整，清扫作业不及时等。开出了“处方”，街道主动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对道路采取了“开荒式”清洁，并持续开展清洁作业，效果立竿见影，道路尘负荷明显改善，维持在尘负荷小于1克每平方米的水平。

2019年，道路尘负荷走航监测技术覆盖北京“16+1”个区的监测评估，该系统测量的数据，已经成为北京市道路扬尘污染防治考核的重要依据。道路扬尘车载走航监测技术还对衡水、德州、济宁等其他6个城市的道路扬尘控制方案制定和降尘措施实施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追了十多年，樊守彬太了解扬尘了。他为北京市的扬尘污染治理出谋划策，提出工地的围挡从一米八增加到两米五，目前在本市的各大工地得到了执行。“这个高度对施工单位来说，会增加一些成本，也可能会影响一些工作，但增高的70厘米，既能降低裸露地面附近的风速，也增大了扬尘颗粒物的截流面积，可以对扬尘起到很好的防控作用。”

在北京，樊守彬去哪儿都不用导航。只要听到哪个路名，就能知道在哪个乡镇和区，甚至这条路的路况、有几条车道，他都“如数家珍”。

跟扬尘打交道十多年，樊守彬和他所在的环科院扬尘团队成为国内少有的一直坚持做扬尘研究的机构，团队10多个成员，也成为国内研究扬尘的稀有成员。“越没人做的东西越做越有意思，逐渐填补一个个空白，特别有成就感。”如今，北京市的大气污染防治要求更加精细化，对于扬尘，樊守彬还要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