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是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奖者名单公布,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三院科技委副主任、重点型号总师朱坤荣获创新争先奖状。
其实,不仅仅是全国创新争先奖,朱坤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工程重大贡献奖、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荣膺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511”人才、何梁何利奖……摘得其中任何一个奖项,都足以令人羡慕。而将这些荣誉集于一身的朱坤,却摆摆手笑道:“这些都是团队的贡献,不要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说起朱坤,一定得谈谈他的专业领域——飞航导弹。他攻克了其他军事大国都多次失败的世界性难题,突破了我国20多年都没解决的技术瓶颈,更根据作战需求研制了比同类导弹更小巧、威力却更大的新一代导弹武器。
朱坤个头不高,不修边幅,一件条纹保罗衫、一双简单的运动鞋、一副无框眼镜,甩开大步走来,衣袂飘飘,颇有点“仙气”。熟知朱坤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学识渊博,还热情随和,操着一口湖南普通话,说话干脆利落。
当年,以朱坤的高考分数本可以报考父母期望的学校,但他却毅然把第一志愿填成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至于原因,他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对飞行器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看《航空知识》,但当时那个杂志订不起,我就经常跑到传达室去看。”
后来,这位飞行器总体设计专业的高材生又在母校继续研读了更精深的专业课程,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
朱坤参与过不少型号研制,有关部门对他研制的型号归纳了以下的特点——新技术多,技术难度大;导弹状态多,验证风险大;参研参试单位多,协调难度大;研制周期短,进度压力大。
正因如此,很多时候,他在靶场,一待就是几个月,饱受着海滨风霜的严寒、戈壁大漠的酷热……这些,朱坤不愿说。团队一干十几年,队员们都说“跟着朱总,大伙舒心”,这在朱坤心中是最好的褒奖。
工作这些年,朱坤拿了不少奖,而他印象最深的一个奖,是作为主任设计师第一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这个大奖的人员排序中,朱坤仅排第十一位。“虽然只是‘十一’,但我却觉得是最光荣、最骄傲的。”因为当时的朱坤只有三十几岁,是获奖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个奖给予他巨大的肯定与鼓励。
让朱坤感到兴奋的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这个型号研制成功真正蕴含的意义——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力量,我国终于在某导弹的研制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在朱坤心中点燃了一束火焰:研制“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型导弹,为国铸就“神剑”!
导弹上天,就要贴近实战。地面测试“零疑虑”“零遗憾”,也不能确保百发百中。成败只在一线间。最大的压力往往在最紧要的关头。一次,在某项目上,与团队攻关了许久的朱坤,拿出的方案却不被看好,朱坤遭到了专家的当面质疑:“你们的设计凭什么比国外的尺寸小,性能指标还比人家高?这个不可能实现。”会议室气压很低,朱坤带领的几位年轻人也惶惶不安起来。
“只要我们工作做扎实,再拿出实实在在的数据,一定能说服他们!”朱坤的话掷地有声,眼神坚定而坦诚。
数据出来后,一些专家仍不敢保证朱坤能行,但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他先搞预研。
终于等来了试飞器腾空的那一天……离发射还有数小时,朱坤早早就坐在了指挥所。试验节点上的人员陆续就位,设备也已准备完毕。发射越来越近,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年轻的女工程师合起双手,望向眼前这离梦想最近的发射场,他们期待着……
“6、5、4、3、2、1,发射!”
接着,振奋人心的第一声报告传来——
“点火成功!”众人的心被拨动了一下,他们屏气凝神,等待着下一声报告……
等待了很久,却等来了揪心的声音——
“发射失败!”
朱坤愣怔在那里。“我的脑子和心里一片空白,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第一次发射试验就失败了,那种心情很难描述。”朱坤说道。
铩羽而归。朱坤咬紧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他还要强表坚强,给那群跟着自己干的年轻人信心。
时隔数日,又迎来了第二次试飞。
这回,导弹一声闷响——又失败了。又失败了!朱坤的心情彻底跌到了谷底。当时安排了七次试验,前两次预试均失败了。
“既然是试验,就应该允许失败。有时,失败是因为出了问题,这样的失败是要尽力避免的。有时,则不然。”对于失败,朱总有自己的看法,“就像测试一辆跑车,平平稳稳虽然可以确保成功,但我却希望把各种指标都拉到极限,哪怕最后把车开报废了。看上去是失败了,但我们知道它能力的上限在哪儿,这会进一步激发我们向上挑战的动力。我们依然坚信,我们能搞出来!”
朱坤说自己性格上属于粗线条,胆子也很大,虽然遭到了许多质疑和失败,但从来没有后怕过。“湖南出湘军,我性格中也有湘军的那一面。长沙有句土话叫‘霸得了蛮’,意思是横、竖都要坚持下去,作为长沙人我也有股子这样的劲头。”
事实上,即使是军事强国,在此技术上也是遭遇多次挫折,国内外此类发射失败的例子太多了。
痛定思痛,朱坤带领团队把导弹拆开进行了严密的分析,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后五次正式试验开始时,朱坤和用户的代表讨论的结果是:五次试验有一次成功就代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那是所有团队成员荣誉感达到巅峰的时刻——经过前两次失败,后面五次正式试验,连续五发五成。之后,在反复进行的数十次发射试验中,他们次次成功,无一失败。
每个跟朱坤一起干过这个型号的人,后来追忆起这个项目的各个节点时,都有些许不同的感受。一些人说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一些人说自己的小船变成了能经风浪的巨轮。而朱坤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大家想干的事儿干成了,把那些创新的点子“变现”了,这就足够了。
朱坤说,湖南人之所以有“霸得了蛮”的性格印记,条件艰苦是一个原因。长沙曾被称为“屈贾之乡”,这和屈原、贾谊两位流贬的名士有关。屈原自不必说,曾在湖南境内漂泊、流亡,西汉的贾谊也因被人诬告被贬长沙,可见古时在中原人眼中长沙就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霸得了蛮”或许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吧。
但朱坤理解的“霸得了蛮”除了“坚持”还有另一层含义,它是对明明能实现却实现不了的目标的坚持。“不是蛮干,是有科学依据的。”朱坤朴素得笑着解释。
与朱坤同样简单朴素的,还有他的办公室。屋外是阳光正好,屋内一盆盆绿植长势喜人,鱼缸中一拨拨红色小鱼欢脱畅快,桌上摊开了几本专业书和《航空知识》杂志,墙上挂着几幅长照片,那是他多次获奖后与全国最前沿的技术专家的合影,他说那是自己被中国航天选中之后最美的回忆。
朱坤平时不喜开车,钟爱走路,亦如他享受在科研中殷殷求索的旅途。
一叶萌新意,路未已,又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