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确诊、疑似病例乘坐过的列车消毒,被认为是铁路旅客列车消杀工作中最危险的一环。万里铁道线上,杨波总是身背消毒桶、手拿喷雾器,冲在消毒队伍的最前面。
2003年,18岁的杨波走到高考这一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原本准备报考师范类院校的他,因遇上非典,人生转了个弯。
“救治在临床,防范在预防,上工治未病,预防做好了,能救更多人。”杨波改了高考志愿,填报了南昌大学预防医学专业,这位80后憧憬着,有一天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自己能冲锋在前。
毕业后,杨波来到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疾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南昌疾控所”),从事铁路站车消毒、杀虫、灭鼠工作。消杀工作是公认的“脏、苦、累”,杨波不在乎,他最大的渴望是疾控防疫领域能为公众所知,“疾控所似乎是公众视野内的‘小透明’,和临床医学相比,预防医学几乎没有存在感,铁路疾控更是被大家遗忘的角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昌疾控所临时从其他科室抽调9名职工,16人的旅客列车终末消杀组一夜成军,不分昼夜对江西境内所有列车进行消杀作业。作为疾控所消杀科科长,杨波临危受命,任旅客列车终末消杀组组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
杨波的微信朋友圈里最多的是深夜驱车赶路的小视频,疫情期间,他辗转于各车站、存车场间,消杀到凌晨三四点,唯有星月路灯相伴。
今年4月,杨波被授予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全国铁路行业唯一一名获奖者。“很意外,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疫情当前,青年要挑起担子。”
2020年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是杨波35岁生日。春节前,为了完成所有旅客列车的全覆盖消杀任务,他连续加班一个星期,大年三十下午才匆匆踏上回家的火车。
杨波家住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距离南昌60多公里。因长期没回家,火车到站时,停放在车站的电动车早已没了电。除夕夜,杨波带着春联、顶着大雨把车推回了家,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看着一桌子菜和等待自己的家人,他忍不住落下泪来。
春运前,杨波的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杨波承诺,今年一定要陪老人好好过个年。可年夜饭刚吃两口,他就接到了单位取消休假的通知。杨波来到父亲床前,哽咽着说,“对不起,爸,明年一定陪你好好过个年。”大年初一一早,他又赶回南昌。
每一次消杀作业都是与病毒的殊死较量,不能留任何死角与隐患。一列长约200米的单编动车组,杨波要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喷雾器往返十几趟,50分钟才能完成整车消毒。最紧张的一天,杨波完成了9趟列车的消毒,脱下防护服时,衣服早已湿透。
相比普通列车的预防性消杀,对乘坐过确诊、疑似病例和发热旅客的列车进行终末消杀要求更高、风险更大。
作业前,杨波花20分钟将自己武装得“密不透风”,然后在同事帮助下,背起40多斤重的电动喷雾器,带头钻进空无一人的车厢。
行李架、通风口、厕所、踏脚,很快车厢里便满是浓烈刺鼻的消毒水气味。“相比预防性消杀,终末消杀的消毒液浓度要加倍,喷洒时要更细致。”
穿着防护服,消毒水一喷,封闭的车厢雾蒙蒙一片,早已看不清谁是谁,但同事们都知道,背着大桶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杨波。“我是党员,又是负责人,还是我们组最年轻的,终末消杀的敌人是看不见的病毒,我必须走前面‘排雷’,这样后面的同事感染风险就会小一些。”杨波说。
刚走到第三节车厢,消毒水便见了底。杨波往回走到车头,给桶里加满水,又撒了一把消毒泡腾片。“一列车8节车厢,差不多要用5桶消毒液。”
结束消杀作业,渴急了的杨波打开水壶灌了几口,再用冷水仔细洗手。消毒液的腐蚀性强,时间一长,杨波的手上布满了细小裂痕,一碰热水就疼痛难忍,因此在寒冷的冬季,杨波每天冷水洗手、洗脸。
终末消杀组是24小时连轴转。几个月里,为了赢得时间,杨波吃住都在单位,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早上7点又迎来列车消毒高峰。“列车白天要运行,必须连夜处理完,不能等到天亮。”他每天至少走上2万步,有时在办公室座椅上打个盹,休息不了一会儿,就又投入新一轮战斗。
长期与消毒水打交道,杨波的嗓子常常干涩、疼痛,呼吸不畅。干呕、咳嗽折磨着杨波,杨波就尽量少说话,多用手势。因长时间休息不足,杨波和一些同事都出现了耳鸣、眩晕、失眠的症状。医生建议他们休息,但没有人愿意从前线撤下来。
疫情发生时,杨波带头写下请战书,主动要求到铁路疫情防控最需要、最危险的地方去,“我的同学们在一线,我也要去一线。他们有他们的战场,我有我的战场。”杨波说,“阻断病毒传播渠道,我们是旅客和病毒之间的屏障。”
3月28日,杨波终于在家过了个简短的周末,探望了父亲,很快又马不停蹄返回南昌。
随着各地复工复产、学生复学,返程人数不断增加,南昌疾控所日均有400余辆列车需进行预防性消杀,20余辆列车需要终末消杀。杨波团队必须24小时“待机”,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截至4月30日,这16人团队已完成消毒任务1570组32675辆车。其中,为发热旅客、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乘坐过的列车终末消杀150组1364辆,为旅客筑起牢固的健康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