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乡里四十年

年近六旬的残疾老人，凭着少年时的一句承诺，“我一定好好学医回来报恩”，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一干就是40年。他说：“这是我的初心！不能忘！”

这位乡村医生名叫石志利，房山区城关街道东瓜地村人，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行动十分不便。采访当天，是个工作日，天还下着小雨，但病人仍络绎不绝，以至于记者与石大夫的对话常常被打断——2个小时里，有10多位村民陆续上门求医，这些人中，甚至还有从几十里外的山区专程赶来的。

不到20平方米的小诊室里，只有一张小桌和几把破凳。不论是谁来看病，石大夫都是笑脸相迎，仔细询问病情。开好药方，拄上拐棍，他从凳子上缓慢站起，一步一蹭地挪到隔壁药房。因为走不稳，他每次都要抠一下门框，手指用力按在墙壁上保持平衡。日积月累，这处经常被接触的墙壁，掉了墙皮，露出了灰色水泥。

村民集资送他学医

16岁，是石志利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那一年，他从中学毕业，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自身又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更干不了农活，感觉自己是个废人！”一筹莫展之际，村民们主动集资，凑了几十块钱，又找到房山卫校，推荐他去学医。

那是一个冬天，窗外下着漫天的鹅毛大雪，村里的老书记敲开了石家破旧的院门，手里捧着一大把零钱，“孩子，这是乡亲们的一份心！”顾不上把人往屋里领，石志利在大雪中哭了出来，皱皱巴巴的纸币，就像一团火，像是要把冰雪融化。

“那可是大家伙儿的血汗钱啊！”回忆起这段，石志利甚至老泪纵横，“那个时候，男劳力干一天活，也就挣2毛钱，有的家为了帮助我，甚至提前卖掉养了一整年的猪。”也就是在那时候，石志利告诉自己，一定要回来报恩。在卫校的那段日子，他总是看书看得眼睛睁不开了才去休息，“那时看过的书，一个人用扁担都挑不动。”最终，他以优秀学生的身份拿到了从业资格证。回到东瓜地村，背上小药箱，成了一名乡村医生，到现在已是整整40年。

看病只收取成本费

“医者有仁心，慈悲济世人。”这句话被石志利诠释得淋漓尽致。从医40年，他坚持只收取成本费，遇到家庭困难的乡亲，还会主动帮人家减掉费用，“我就是农村人，大家生活不容易，我深有体会。”

除了需要每天在诊室接诊以外，石志利还要背上小药箱上门问诊，深夜出诊更是家常便饭。这当中，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冬夜，已经熟睡的他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原来是一位村民家的孩子高烧，需要他连夜去给输液，他赶紧披上大衣，拿上拐杖拎上药箱就出了门。

石志利没有车，只能拄着拐杖，在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路上摸黑快走。那天，也是个大雪天。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村民送他的那一捧钱。到了村民家，为孩子试过表、输上液，又一直陪在床边，等孩子烧退了、睡熟了，才拿起拐杖轻声离开。忙活了大半宿，也没收一分出诊费。来到大街上，这才发现，原来天已经大亮了。后来，为了方便快速出诊，石志利买了辆三轮摩托车，跑遍了周边村庄，也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因为使用频率高，这辆车没几年就报废了。现在，他使用的电动三轮车，已经是第5辆出诊车了，但座椅已经有些残破，刹车也不是很灵，“看来我又要换车了。”石志利笑着说。

愿服务到生命尽头

当了40年村医，石志利也没攒下太多积蓄。他家住的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比其他村民家的大瓦房，要足足矮上半米多，木质窗户上，一部分油漆已经剥落。屋内陈设也很简单，最显眼的是个书柜，打制于30多年前石志利结婚时。书柜上，十几本医学书籍已被翻阅的有些残破，“最近准备补充一些新书，医生这工作，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除了自学，借助国家政策，石志利还曾到多所学校进修，也让自己的医术大涨。包括房山中医院在内的多家公立、私立医院都曾邀请他离开村子，到城里当“大医生”，但都被他果断拒绝了，“我哪儿也不去，就在东瓜地，要为乡亲们服务一辈子。”

现在，石志利的儿子也已经成家立业，但在家乡，当他做自我介绍时，总是会说：“我是东瓜地石大夫的儿子。”听者往往竖起大拇指，赞叹他父亲40年如一日服务乡里的坚守，或许只有石家人自己明白，“咱这是在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