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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多、沟多、英雄多，是贵州省毕节市生机镇留给外人的第一印象。但当地人都知道，这“三多”中的后“两多”，是被“一少”给逼出来的——当年的生机，水少，水太少了。
“生机公社山连山，看见河水喊口干。缸里没有三碗水，只用干粮来就餐。”
这是生机镇高流村多年前的一首歌谣。生机镇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高山沟壑纵横，天上下雨少，河边挑水难。
村里的老人回忆，“下山挑水一个早上最多三个来回，只够人畜饮水，灌溉庄稼只能望天求水。”
生机镇，苦旱久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机人开始在茫茫大山中开凿水渠，将山顶的一处处水源引往山间的村里。前赴后继的生机英雄腰挂绳索，手持钢钎錾子，挂在一面面几百米高、刀削般的绝壁上，一锤一炮，硬生生开凿出十条沟渠，为自己的家乡带来了流淌的生机。
“就想苞谷饭里的酸菜少一点”
赤水河畔，莽莽群山，生机镇就嵌在大山间、困在沟壑里。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也吃不了水。曾经，生机镇里缺生机——尽管守着赤水河，可水不会往高处走。缺水、盼水、抢水，是当地老人回忆时常挂嘴边的关键词。
“当时村里哪里发现水源，大家都会连夜去抢水。接水的时候发现有人来，就扔石头装神弄鬼吓唬他。别人又怕又没办法，嘴里嘀嘀咕咕念着自己发明的‘咒语’，硬着头皮去抢水。”高流村村民许明权回忆，对鬼神的恐惧阻挡不了对水的渴望。
因为缺水，生机镇的农业多年跟在别人后面跑。“我们有土地，就是没有水，种不了庄稼，只能种野菜和红薯。”镇江村村民胡家珠说。
玉米耐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玉米晒干，打成米面，蒸煮过后就成了当地的主食“苞谷饭”。苞谷不够，酸菜来凑，用野菜发酵做成的酸菜，反而成了生机人苞谷饭里的“主角”。
“小时候，都不指望能吃上白米饭，我们就想那苞谷饭里的酸菜少一点，酸菜刮油啊，怎么也吃不饱。”提起曾经的岁月，许明权满脸苦涩。
实在想吃白米饭了，那就背上玉米，蹚过赤水河，到河对岸的四川省叙永县换稻谷。“背着一百斤玉米过去，就只能换回八十斤的稻谷。”镰刀湾村的老人唐兴国说。
就要这样穷下去了吗？生机镇座座高山的山顶并非没有水源，但溪流似乎专与生机人作对，它们绕过乡村，直接流进了山谷的赤水河。要想引水入村，就得在一座座巍峨大山里、一道道悬崖绝壁上劈山开渠。
“怕不怕？怕。干不干？干！”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的凿渠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每每提到这份坚定的初心，说起这句无畏的口号，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着年轻时的神采。
“打不出这条沟，我就不回来！”
在生机镇镰刀湾村，卫星大沟依然流淌不息。半米宽的沟，半米宽的路，弯弯绕绕穿过村里的良田。顺着沟一路往上走，则越行越险，直至再无人烟，才惊觉已处百米山崖之上。
把时钟拨回1956年，当时从毕节县水利科（今水电局）来了几名技术员，勘测镰刀湾村修渠的地形条件。这已经是第三批了，之前到此的技术员看到这里险峻的地形，都摇摇头回去了。“有个领导抬头看悬崖，毡帽就掉到底下去了。太险了，都说打不成。”81岁的唐兴国回忆道。他也是后来的修渠人之一。
和之前一样，勘测人员依然没有把握，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一位叫徐荣的技术员站了出来。
徐荣上过战场，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性格很倔，脾气火爆，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完。”唐兴国说。在所有人都觉得不行的时候，徐荣说：“这沟能成。”枪林弹雨走过来的战士，自然也不愿屈服于眼前的天险山难。
多年后，徐荣的小女儿徐永书见到当年一位老领导，老领导红着眼眶告诉她：“一开始我不让他去，说去了几拨人都打不成，凭什么你就成。你爸爸当时就扒了上衣，露出战场上留下的伤疤，要给我立军令状，非去不可。”
“打不出这条沟，我就不回来！”这是徐荣当年立下的誓言。随即带上妻子和一岁多的大女儿，与60多名修渠队员，一头扎进了山里。
几百米高的绝壁，坚硬的岩石，手不能抓、脚不能落。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山顶挂下来，一点一点炸出沟渠。
徐荣是这场硬仗的总参谋。山间炮声隆隆，正像他当年经历过的战场。徐荣也是冲锋陷阵的排头兵，唐兴国说：“几百米高的悬崖啊，他就在那儿上蹿下跳，像个猴子，一会儿勘测，一会儿埋炸药，我们都跟在他后面干。”
谁也没有想到，修筑沟渠的工程进展没多久，徐荣的大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山里没路，无法及时送医，孩子走了。安葬好大女儿，徐荣又继续进山开渠。
奋战两年，全长八公里、能灌溉800亩田地的卫星大沟通了，哗哗水响，是镰刀湾村民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
可徐荣觉得不够，太不够了。他对修渠队员们说：“山里没有路，如果这条沟，再拓宽一点，能过人，那镰刀湾村种的粮食不仅能自己吃，还能运出去卖。”
“听人说，爸爸脾气不太好，但是心里永远装着别人。也许大姐的夭折，让他意识到有条路对镰刀湾村有多重要，他不希望大姐的悲剧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徐永书说。
1958年8月，唐兴国外出，在当时的毕节县见到了徐荣。徐荣高兴地说，他申请到了开山用的黄火药，黄火药威力更大，卫星大沟可以扩成山路了。
“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唐兴国低下头，喃喃念道。
就是在给黄火药装箱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好几箱火药就在徐荣面前炸了。
这一年，徐荣29岁，他的小女儿徐永书，刚刚出生七天。
2017年，徐永书来到镰刀湾村，想走走那条父亲为之牺牲的卫星大沟，却怎么也不敢上去。“我没有那个勇气，迈不出腿，走到沟上，害怕往下看，害怕想起父亲。”徐永书说。
村里的老人听说徐永书来了，紧紧抱着她不松手，哭着对她说：“姑娘，真是不知道你父亲还有你这个女儿，镰刀湾全村人都会记住你父亲，以后你随时回来，这儿就是你的家。”
悬崖峭壁上“安家”的“长修队”
卫星大沟的成功，让其他村子看到了希望。
1958年，时任高流村村支书高体贵到区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会上讨论了高流村缺水问题。水源是有的，山顶有一处“山洼洼沟”，但山那头的庆坪村也盯着这块水源。区里领导左右为难，当下决定：谁先开出渠，水源就归谁。
接到高体贵的电话，没有半分拖延，当天夜里，高流村村民就提着火把进了山，“砰砰砰砰”，四声炮响炸开乱石，也宣告了这处水源的归属。
年过八旬的单怀中，是当初高流大沟的修渠人之一。老人耳朵不太好，一个问题要听几遍。说到高流大沟的来由，老人突然来了精神，手舞足蹈，中气十足。“就是这四声炮响，炸出了我们的高流大沟啊！”单怀中激动地说。
高流大沟有多险呢？
大沟全长5公里，有两公里是在悬崖上。走在沟上，头顶是参差不齐的岩壁，地上满是掉落的碎石。行至中途，一棵两米来长的枯木在崖顶被山风吹落，从记者眼前滚进山崖，扑扑簌簌带下一堆落石，令人心惊胆战。
崖山壁立，云气蒙蒙。记者第一次在崖山行走，不敢站直，只得弯着腰，身子往里斜着走。一侧是近乎垂直、没有任何遮挡、高几百米的悬崖；另一侧是涓涓流淌的渠水。渠旁的崖壁上，留着当年修渠队员们用石灰写下的各种标语，“向荒山要粮”“不要忘记”等等，穿越大半个世纪，依然醒目。
“当年根本没有路，是腰上挂着绳子，从山顶上吊下来，一钎一錾砸出炮眼，再用自制的黑火药一点一点炸，直到人能够走过去，这才有了渠。”单怀中描述着当年劈山凿渠的“动作要领”。
单怀中提到的黑火药，是就地用山里含硝的黄土熬制过后加上炭灰自制的，威力不稳定，有时可炸开一片山石，有时只能炸出裂缝，石壁上如今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炮痕。
山间有一处山洞名为“娃娃洞”，挂在大沟上面十多米的垂直崖壁上，爬进山洞需要抓住树根和凸出的岩石，如同攀岩。而当年的“长修队”，为了节约每天上工翻山越岭的时间，在此一住就是三年，甚至将猪也养在了洞里。
当时负责饮食的队员许光福，为了看管物资，就这样“夜不见烟火，晓不闻鸡鸣”的在洞里孤零零过了三个春节。“也没什么，为了大沟，家人能理解，在洞里也很愉快的。”如今82高龄的许光福回忆当时的场景时云淡风轻。
前来帮工的村民放工后能回家，因而成了“长修队员”家人心中的“吉祥物”。“每天就在村口等这些人回来，问到山里的家人都平安，这一天心才落地。”单怀中的老伴丁世英说。
“娃娃洞”口有一处石坑，那是修渠队员们凿出来的擂钵；洞旁还有一处小洞，是养猪的地方；另一处的土坑，则是熬硝的地方。山洞早已归于沉寂，却留下了队员们舍身修渠的故事。
许天珍是单怀中的搭档，一次他开渠凿至一石洞口，山顶上不去，为了挂上绳索，许天珍架了一根长木爬上去凿桩挂绳。长木顶端太细，操作时，长木断了，许天珍连人带木落下了百米悬崖。
“想着人肯定没有了，老天有眼，他掉下去那个地方有一堆刺木丛，给他挡了一下，人是保住了，可拉上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血葫芦。”单怀中说，“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渠还在修吗？”
因为历史原因，1958年开工没多久就停工了，再一次动工，是在1962年。伤好之后的许天珍，又上了渠。和之前不一样的是，他的腰再也挺不直了。
危险来自脚下，也来自头顶。1962年10月12日，重新开工刚一星期时，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山顶脱落，“长修队员”刘明志牺牲了。
高流村的牺牲不是个例，生机镇的天渠壮歌，也并不只是男人们的独奏。
一山之隔的镇江村，流淌着自己的镇江大沟。1958年，时任村支书张成举看到了吃水的希望，镇江村的转折，也从那儿开始了。60多名修渠队员，浩浩荡荡进了山。队里十几名女同志，自发组成“刘胡兰排”。“龙洞龙泉万古千年，如今妇女要你灌田。”这是“刘胡兰排”最爱唱的歌。
如今77岁的胡加珠，是当年最小的修渠队员，回忆起往事，胡加珠说：“吃住在山里，和男人们换班赶工，这些女人们干的一点不比男人们少，不比男人们差。”她们就这样撑起了镇江大沟的半边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机镇缺水的村，先后发起多场“引水战”，除高流大沟外，还修建了镇江大沟、卫星大沟、半边山大沟、长岩大沟、落涧岩大沟、西山坪大沟、峨峰岩大沟、峨峰沟大沟、孙家堰大沟等十条引水大沟。
从1957年动工开凿第一条卫星大沟，到1966年镇江大沟完工，生机镇的十大沟渠工程耗时近10年，全长130公里，覆盖13000多亩土地。生机人民以血肉之躯抗衡大山的“刁难”，与凶恶的旱魔短兵相接于崖山峭壁之上。
条条大沟给生机镇带来了什么？
“牵牛花儿像喇叭，劈山引水力量大，叔叔们打通了大沟，我给你们戴上大红花。”
1965年，高流大沟正式通水。奋战三年的“长修队员”回到村里，全村人在村小学为他们庆功，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许明权至今还记得这首庆功歌。
缺水的高流村，种不出多少庄稼。高山流水进村后，灌溉出了七百多亩良田。“先是苞谷饭里的酸菜少了，后来可以掺白米饭，最后村民的餐桌上全都是白米饭了，还能剩余下来拿出去卖，附近集市上出售的大米六成来自高流。”许明权说。
如今，七百亩良田已种上了经济效益更高的柑橘，而高流大沟，依然哺育着这片土地。
刘中华是生机镇镰刀湾村村民，卫星大沟从他家门前流过，灌溉着长势喜人的辣椒。“这些辣椒，每亩一年产个一千来斤不成问题，能卖四五千元。”刘中华说。
唐兴国身体硬朗，饭后喜欢喝点酒。问及生活的变化，老人红着脸高兴地说：“那变化太大了，以前翻山越岭换白米饭舍不得吃，现在家里养的狗都能吃上白米饭。”
“老一辈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
条条大沟，是生机人心中的骄傲，也像是精神图腾。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不畏艰险，凌霜傲雪。这种精神如天渠的水缓缓流下一般，传承了一代又一代。“擦耳岩”公路的修建，就是生机精神孕育的又一个故事。
“擦耳岩”是生机镇大寨村和镰刀湾村的一处悬崖路，也是当年出村的唯一通路。说是路，其实只是峭壁间的一处落脚点。要穿过“擦耳岩”，身子需要紧紧贴着岩壁，“擦着耳朵”才能过去，“擦耳岩”因此得名。
“背着背篼得弯着走，要是碰到崖壁，人就掉下去了。”大寨村村民刘成伍说。
刘成伍从小生活在大寨村，“擦耳岩”带给他的记忆，是苦涩的。
十几岁的时候，一次周末和堂哥上山割猪草，年纪稍长的堂哥要穿过“擦耳岩”去多割几捧草，刘成伍在后面跟着。堂哥脚一滑，在刘成伍眼前直愣愣掉下了悬崖……“这条路，要命啊！”刘成伍说。
当时村里的稻谷、养的家禽牲口，往往卖不出好价钱。路太难走，小贩们进村之后往往把价格压得很低，运输成本占了大头。村民们只好冒险自己把东西往外送，无一例外，又要经过“擦耳岩”。
刘成伍还记得村民刘显超赶猪的往事。为了卖个好价钱，刘显超赶了五头猪出村售卖。路过擦耳岩，第一头猪一个脚滑，哼唧哼唧滚下悬崖，后面的猪受了惊吓，一只跟一只，通通掉了下去，只剩最后一头，离得远，总算保住了。
刘成伍看得心惊肉跳，刘显超欲哭无泪，待了一会儿，只能默默返回。
很多年后，刘成伍承包工程，做了生意，成了村里的能人，可当初那些画面，依然是他心里散不去的阴霾。
“有机会一定要把这条路修好。”刘成伍在心里暗自发誓。
机会很快来了。2014年，大寨村至镰刀湾村通村公路纳入政府建设项目。可本来准备承包项目的施工单位，派专家到实地一勘测，都嫌“擦耳岩”太险了，要修通村路，成本高，风险大，事儿眼看着就要黄了。
刘成伍不愿意，这是他多年的心愿，机会来了怎么能放弃呢。“别人修不了，那就自己来！老一辈能干的事，我们也能！”他说服当地政府，签下安全责任保证书，带上自己的施工队开工了。
时隔半个多世纪，熟悉的场景再一次上演：生机人民腰挂绳索，手拿钢钎锤子，在“鸟都无法落脚”的悬崖上开山铺路。
“第一次从悬崖上挂下来，山风特别大，人吊在半空中，被吹得左摇右摆，压根不敢动。”刘成伍心有余悸地说，第一次下崖，他足足在悬崖上吊了40分钟，才缓过劲来。
一次埋进炮眼的雷管没响，吓坏了刘成伍。哑炮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时间结束前，随时可能爆炸。为了防止人员伤亡，刘成伍远远地守着炮眼，没日没夜守了两天，这才踏实。
工期尾声，已是寒冬，山间白雪皑皑，也挡不住开路的热情。为了早日完工，刘成伍那段时间基本守在工地上。每一个守在山里的夜晚，他都能感受到前辈们的坚韧与不易。“想着他们当年也是这么过的，待在山里也没那么孤单。”刘成伍说。
大年三十前一天，工程如期完成。曾经要命的“擦耳岩”，拓出了5.5米宽的标准硬化路。擦耳过岩成为历史，大寨村的各类农产品也走出了山村。
尽管如今，通向村外的公路已经不止这一条，但“擦耳岩”是其中最便捷的。它是生机人面对绝壁天险，为自己开出的一条幸福之路。
“子孙吃上大米饭，不能忘记他们”
生机镇联合社区位于赤水河畔上游，第一书记刘真红告诉记者，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茵红李种植，目前已经种植了1600亩茵红李，收获喜人。
如今的赤水河畔，放眼望去，山清水秀，梯田边则是崭新整齐的农家新房。一排排的蔬菜大棚，绿油油的辣椒苗，金灿灿的瓜果，单是坝上水库中活跃跃的野生鱼，赤水河畔随风摇曳的橘子柚子，就能让人看到生机的颜色，嗅到生命的味道。
据当地干部介绍，产业结构调整后，生机镇大力发展沿河立体生态农业，种植柑橘1万余亩，李子1.6万亩，刺梨1万亩，其他经果林及经济林木1.6万亩，油菜1万亩。如今能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机人告别了缺水缺粮的日子。
那些大沟有的已经不再使用，有的仍在涓涓流淌，滋养着生机人。
当年的修渠人，大多已经作古。2016年，生机镇曾统计过，还健在的修渠人仅剩40余人。也有人提议过把当年修渠人员的名单都列出来，立碑纪念，但时间久远，加上参与人员实在太多，这一想法最终没能落地。
提到那些消失在天渠里的年轻生命，胡加珠说：“正是他们的牺牲，我们的子子孙孙吃上大米饭，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不能忘记，是生机人的共识。因为，天渠流下的是水，也留下了精神。在生机镇，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四个大字：英雄生机。高流村村主任刘洪杰说，这是村民们自发想出的标语，“大家都觉得，不能忘记这种精神，得传承下去。”
80岁高龄的单怀中，还会在村委的组织下向村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付立武说：“生机精神是不会过时的，放到我们今天来看，脱贫攻坚的战役这么艰巨，让大家知道当年的长辈们是如何奋斗，谁还好意思继续等靠要呢？”
几十年来，这些大沟震撼了无数行商游人，兴致所至他们还会作诗留念。一首被路人刻在高流大沟上的小诗，或许能够成为这段历史最好的注脚：“人民不怕修渠难，悬崖绝壁敢登攀。回顾当初英雄泪，展望明朝人欣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