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叔侄接力守长城

接力保护长城的叔侄俩、认养文物古建的志愿者队伍、功能类别多样的民办博物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怀着敬畏与热爱，探索创新方法，参与到形式多样的文物保护利用之中。因为他们的加入，越来越多散落各地的文物得以被发现和呵护，从而更好地为人所认知，更好融入生活、焕发光彩。

2月1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的长城保护员孙志伟，爬上其负责的董家口段长城，如往常一样边走边检查。

这一圈走下来要数小时，一路上不少坡段与地面呈40多度夹角，大多是没有垛墙的“野”长城，好似“通天石阶”。孙志伟走在上面，如同沿着没有护栏的陡峭石土路向上爬，左右两侧是离地面几十米高的山壁，瞟一眼都让人感到眩晕。

提起万里长城，人们总会想到这样的画面：一排高大整齐的垛墙，横卧群山，绵延万里，烽火台缀连其间。然而，受千百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影响，不少段长城已经退化为一道陡坡或仅留地基。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其中保存较好的不足10%。

为此，在长城沿线大约有3000多名长城保护员，他们定期巡查，防止人为破坏。可巡查长城并非轻松的郊游，保护员经常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干粮、水、垃圾袋及测绘仪器，徒步行走。

在这样辛苦的条件下，孙振元却和侄子孙志伟在长城上接力巡查，一走就是40余年。从过去阻止村民拆砖盖房、撬砖找蝎子，到如今制止游客乱涂乱画、监视城墙坍塌险情，两代人一步一个脚印，为保护长城贡献着力量。

如今，当地长城保存较为完好，鲜有破坏行为发生。

为了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些文化遗产

生于1951年的孙振元，是当年长城守军后代，自小长在长城脚下，对长城有着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他不顾周遭人的反对与不解，和邻村闻名全国的长城保护员张鹤珊一道，开始义务保护长城。

“那个时候大伙普遍没什么长城保护意识，盖房子没砖，就直接从长城上扒下来用;甚至还为了挖药材、抓蝎子撬砖。”孙志伟回忆，伯父每次见到这类破坏长城的行为，都会大声喝止，常常跟人争个脸红脖子粗。为了制止村民在长城砖缝里翻蝎子，孙振元还曾专门去县里采购站，苦口婆心劝说负责人不要再收购蝎子。

在孙振元心中，破坏长城就是在践踏祖宗的文化遗产。他坚持巡逻长城多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上长城去。看到放羊的、乱涂乱画的就制止;碰到被翻开的城砖就归位;10点巡完一遍，再回家种地。基本上是一天一近处、三天一远处，每天要走上几十里路。

“我想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些文化遗产。”孙振元常常这样对晚辈们说。因为他对长城的热爱和多年保护，1997年，孙振元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第一批6名农民会员之一。

孙志伟从箱子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工作证，这是当年秦皇岛市抚宁县(现抚宁区)文物局发给孙振元的文物保护员“委托执法证”，是他大伯心中最珍贵的东西。

2004年起，抚宁在全国率先成立长城保护员队伍，制定相关管理考核制度，定地段、定专人、定责任、定补贴、定奖惩。孙振元成为其中一员，对他来说，一年几百元的补贴倒没什么，真正高兴的是自己对长城的保护得到了认可。

2012年，孙振元因心力衰竭去世。去世前，就算身体爬不动了，他还惦念着再上长城转转……

长城保护也与周边乡亲的生活紧密相连

“那年我25岁，跑运输、开农家乐，‘大把钞票’向我招手。突然，伯父病倒了，最终喊我去接班。”孙志伟说。

2007年，为长城保护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孙振元、张鹤珊等老人，获得由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全国优秀长城保护员荣誉称号。后来，孙振元患病，无法上长城巡查了。自己儿子还在上学，他便劝侄子孙志伟继续做长城保护员工作。

“做长城保护员没啥收入，但我从小看着伯父保护长城，也想接班把这份事业做下去。”孙志伟卖了货车，一边开农家乐，一边巡查长城。

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思想观念也有了显著变化。到孙志伟巡查长城时，扒砖盖房子、撬砖找蝎子的行为基本没有了，连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的行为也变少了。

特别是近年来《长城保护条例》落地实施，长城保护工作越来越规范。当地在长城周边村里成立长城保护工作站，加强对长城保护员的业务培训，力争使保护员个个成为长城的宣传员、土专家。“培训外，我也向老长城人请教，学习长城知识，了解长城历史，传承长城文化。”孙志伟说。

另一方面，孙志伟家附近的长城作为景区，近些年来开发旅游资源，周边村子的往来游客多了起来。孙志伟的农家乐也越来越红火，旺季时每天能烤20多只羊，一年经营农家乐可以挣10多万元。“身边的文物保护好了，咱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孙志伟感慨道。

长城保护不仅与历史文化相连，也与十里八乡老百姓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对孙志伟来说，巡查长城不只是事业，更是一份责任，“保护长城应该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巡查手段的科技含量正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对长城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但长城保护员及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单位仍面临人员老化、资金经费不足等问题。

过去“长城保护员”属于义务保护，从2004年开始成立专门队伍后，各地财政发放一定报酬，但金额有限。孙志伟每个月做长城保护员的收入仅五六百元，生活来源依然靠经营农家乐。而且，长城沿线的区县多为山区，自身经济不发达，很难单纯依靠本地县一级财政提升长城保护员待遇水平。

此外，长城保护员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现年38岁的孙志伟是其所在长城保护工作站里最年轻的长城保护员。而附近村的年轻人大多因待遇低、强度大，不愿意做这项工作。

文物保护是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长城保护员往往都是附近村民，大多是“半路出家”，需要更多培训来提高专业知识。

除了上述问题待解决，在孙志伟看来，加大科技设备投入，用机器设备减少甚至代替人力步行，会更有利于未来的长城保护工作。

可喜的是，长城巡查手段的科技含量正越来越高。目前海港区投入资金，在部分城墙附近装上高清摄像头，在长城保护工作站里装上大屏幕，保护员可以坐在屋子里对长城部分段落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如果发现哪个位置有塌陷或其他险情，可以迅速发现;如果有游客私自攀爬野长城，也能及时制止。坐在屋里对着监控大屏“巡视”长城，成了孙志伟的一个新习惯。

此外，在山海关，长城保护员开始使用无人机对长城进行航拍巡视。无人机能够克服地形困难，360度全方位立体地对长城进行拍摄观察，大幅节省了人工巡视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