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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年初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不曾对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有过丝毫的动摇与怀疑，因为我们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因为我们有千万个奋战在一线的扶贫干部。突如其来的疫情是灾难也是考验更是经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思考“如何持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战疫”精神融入扶志思想，激发衔接动力
“扶志”一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词，“扶贫先要扶志”，“志”是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原点。脱贫摘帽不是重点，是我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即使是在2020年后，“扶志”作为精神激励最重要的内容仍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工作核心。
对“扶志”的思想内涵应继续拓宽和加深。脱贫攻坚时期的“扶志”是摆脱贫困，“后2020”时期的“扶志”是防止返贫和实现生活富裕；“志”产生的源泉，既有内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外部激励，如优惠政策、帮扶措施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国家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的坚定、果断和担当令人震撼，“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这次疫情战斗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奋进、团结、愈挫愈勇、勇往直前的中国精神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再次得到充分彰显，这种中国精神应当作为催化“志”产生的重要外部激励因素，融入到“扶志”的思想内涵中，在精神层面上继续深化激励，打造“为自己奋斗，就是为国家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当前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的消极思想，确保全面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更是构建稳定长效脱贫机制最关键的内生动力，在今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中也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升级监测与帮扶机制，焊合衔接纽带
精准的监测与帮扶机制是贫困治理框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疫情冲击下，我们的监测与帮扶机制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暴露出应变能力稍弱、稳健性不足的缺点，出现诸如贫困户外出务工难、扶贫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
随着“后2020”时期的到来，一方面，在相对贫困的治理框架中，监测对象会逐渐调整和拓展，新的监测对象对帮扶机制的诉求重点将会与脱贫攻坚时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帮扶机制本身也将发生演化，如随着扶贫产业的发展，企业的成长等，对政策环境、员工知识文化水平等内外部条件的要求标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首先，监测机制要以防止返贫为重点，同时提高医疗卫生、教育等指标在监测系统中的权重。一是调整、扩大监测范围，重点聚焦存在致贫和返贫风险的人群，特别未来1-2年内，防止返贫将是重中之重。二是以收入为核心指标逐渐向多维度辐射拓展，将更多福利指标纳入到贫困识别，尤其要提高医疗卫生、教育等指标在监测系统中的权重。三是基于技术进步提高监测精确性，通过升级监测手段、改进统计方法、完善监测预警等手段，放大技术进步提高监测敏感性的作用。四是提高监测手段与不同类型监测模式之间的适配性。
其次，帮扶机制要在稳定支持政策的同时，提高帮扶措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水平。一是要在“后2020”时期设置3-4年左右合理的过渡期、缓冲期（情况特殊的地区，如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甚至整个十四五都可以作为过渡期），在延续当前扶贫政策的同时进行动态调整，逐步有序的退出。二是要从供需两端提高帮扶措施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水平，增强帮扶机制的有效性；供给端重点在于形成稳健的帮扶机制，特别是要在继续增强帮扶机制的同时，加快各项帮扶措施的转型升级；需求端重点在于以各类对象的需求为导向，进行分类施策。
再次，要基于减贫路径推动监测机制向帮扶机制的自然延展，实现监测机制与帮扶机制的耦合。通过引导监测与帮扶机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协调、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进一步提高监测分析结果与帮扶措施之间的针对性。
3.紧扣基层医疗与农业生物安全管理，扛稳衔接保障
“软硬兼施”，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网络。
将重大疫情防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嵌入衔接中。深刻领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精神，将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嵌入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框架中。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进一步顺势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在全科层面上提高基层医疗水平，切实增强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屏障作用。
重点在于通过“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的升级进一步优化基层医疗卫生系统。一是通过切实提高待遇、整合资源等手段，破解基层医疗人才难题，有效增加基层医疗的人才供给，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二是继续扎实提高基层医疗的各项硬件水平，尤其要紧跟信息化发展趋势，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加快提高基层医疗信息化水平。
加强农业生物安全管理，打造“农业生物安全链”。
乡村产业的发展与农业生物安全管理密切关联。尤其随着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相关扶贫产业在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符合更高的农业生物安全管理标准。
构筑更高级农业生物安全管理系统首先依赖顶层体系的优化，关键在于：一是优化顶层体系设计，构筑农业生物安全管理系统。在相关职能部门设立“农业生物安全司”，发挥管理及协调职责；同时在地方设立对应机构，形成农业生物安全管理系统，并作为子系统嵌入国家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中。二是推动农业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匹配和强化生物安全的紧迫性要求。特别是实验室农业生物安全管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动植物检验检疫管理等焦点、重点问题必须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作为生物安全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加快提高技术科技创新能力，为保障农业生物安全提供强力科技支撑。以重大项目为载体推动关键农业生物安全技术进步；以重点高校及科研机构为主要载体，战略性的培养一批具备国际前沿水平的农业生物安全科研团队；加快重点农业生物试验室建设，强化平台建设，实施最严格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明确开展科学研究必须依法依规保证生物安全的红线不动摇，杜绝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注重相关数据收集与积累，加快开发风险评估和预测模型，提高对农业生物安全风险的观察和预测水平。
将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嵌入到涉农产业中，强化农业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紧扣生产、流通、销售关键环节，打造“农业生物安全链”：一是在生产环节，加强种植、养殖生物安全管理，通过科普与技术培训等提高生产环节的生物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筑牢农业生物安全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二是升级强化流通运输过程中农业生物安全的防控机制，不仅要淘汰一批过于简陋的运输设备，积极推动物流运输设备的技术创新，更要强化监督管理机制，提高物流运输过程中的生物安全标准。三是加强销售终端农业生物安全保障水平，重点对活禽交易市场进行更高级别的生物安全防护管控，降低疫病发生和传播的风险。四是多措并举整肃网络销售中生物安全乱象问题，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紧扣网络销售平台、其他网络销售模式、快递、销售者与购买者等关键点，采取强硬惩罚措施，彻底消除网络销售动物存在的生物安全隐患。最后，厘清以草地贪夜蛾为代表的外来物种入侵方式、载体、路线，分类施策，全方位打造外来物种防御与治理机制。
4.强化乡村治理，稳固衔接基石
在此次疫情冲击下，农村作为“大后方”的功能再次凸显，在“后2020”时期建议通过继续强化乡村治理，完善治理体系的途径，夯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基石。
一是要打造“永不离开的扶贫工作队”。乡村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村级组织带领，因此在衔接期要加深驻村扶贫工作队对村级组织的指导和帮扶，加快提升村级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是危机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增强治理能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二是要以乡村产业为载体，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变”改革等，发挥治理效应。基于利益联接机制，将农户融入到扶贫产业向产业兴旺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增加农民福祉，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凝聚人心。建议“后2020”过渡期内，在考虑不同地区资源要素禀赋等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原则，重点关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有针对性的遴选部分地区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创新发展试验区”，特别要鼓励跨区域连片开展，探索创新改革发展道路，有效阻止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稳步实现衔接。
5.构筑粮食安全防线，鼓足衔接底气
粮食稳则国家安；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六保”工作重要的“压舱石”，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即使目前粮食储备充足，保障供应无忧，但考虑到疫情冲击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仍然要通过多种途径，坚定的巩固和升级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进程中，要进一步突出粮食安全的基础地位，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一是要提高粮食作物在扶贫产业中的比重。目前的扶贫产业更多的集中在诸如猕猴桃、火龙果、蔬菜等经济作物、经济林果或养殖业，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由于比较收益偏低，不仅相对较少成为扶贫产业，甚至有被经济作物替代的情况发生。提高粮食作物在扶贫产业中比重的关键在于着力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通过多种手段提高粮食种植效益水平，这其中除选择优质品种、改进种植制度、发展加工业等手段外，尤其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支持的作用，提高粮农种粮积极性。
二是要找准切入点，通过细分地区、细分对象，捕捉粮食生产种植中的增长点，消除遗漏点。如在长江中下游一些贫困或生产条件次适宜地区，基于相对落后的田间生产条件和机械化普及前的偏低生产力水平的现实情况，可通过因地制宜引导发展再生稻作为重要补充，发挥再生稻省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特点，降低生产成本，辅以稻田养殖，在增加收入保障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也保障了粮食安全。（作者系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