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发挥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作用

核心提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作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基本趋势的优势保障之一，要求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这里所讲的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宏观经济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本文将着重讨论居民消费意义上的超大市场和内需潜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投资需求实际上是由消费需求所派生的，并且投资的终点也是消费。其二，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形成投资与消费平衡的需求结构，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其三，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可能受到冲击的居民消费。

规模庞大的中等消费群体

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意味着我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随着经济发展成果得到广泛地分享，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虽然学术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众说纷纭，采用不同标准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不尽相同，但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我们仍然可以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总规模，作出一个粗略的估计。

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万元。在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分组中，被归入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的住户总数为1.81亿户，占全部户数的40%。2018年，这两部分住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440元和1.44万元。其余60%的住户，即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住户合计为2.72亿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32万元、3.65万元和7.06万元。由于这三部分住户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起点人均收入约为每天18.2美元（中间收入组的平均水平），系世界银行绝对贫困标准1.91美元的近十倍，因此，把人均收入在中间收入组水平以上的这60%住户，作为宽泛定义的中等收入家庭是有充分理由的。

并且，如果按照学术界常用的相对收入标准来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即把达到并超过平均收入水平75%的人口组别都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话，2018年中间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已经符合这个标准。其实，如果仅以占全国家庭户40%的中间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作为中等收入家庭，也高达1.81亿户。

在作出适当调整后，粗略地把家庭数与人口数对应起来的情况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体上在5亿人到7亿人之间。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也是潜在的消费群体，为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奠定了人口基础。从消费者的构成和每个群体的收入增长趋势来看，在消费潜力提高方面，我国至少有两个独特优势。第一，目前的较高收入者是一个消费不断升级的高消费人群，相应地，对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提出不断更新的需求。第二，目前的较低收入者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以庞大的数量充实和提升现行的消费者群体，发挥保持消费市场及其超大规模可持续性的作用。

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外发展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实现发展成果的充分和均等分享，现实中也不存在随着经济总量扩大，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自然而然得到改善的所谓“涓流效应”。同样地，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保持和不断壮大，而只能是在经济发展前提下充分分享的结果，也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因素，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和持续扩大提出新的挑战。

首先，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效应减弱。在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推动了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扩大，城乡劳动者通过更加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从整体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改善中获益。随着201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逐年减少，出现了经常性的劳动力短缺，相应推动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随后，当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成为新常态时，上述两种效应都会减弱，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不再能够产生期望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果。

其次，技术变革和产业调整会给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冲击。新技术革命、新一轮全球化，以及我国加速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都要求淘汰低效和过剩产能，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淘汰旧岗位。虽然不应再为了保护岗位而给低效产能留下生路，然而，在转岗中面临困难的劳动者及其家庭，需要在充分覆盖的社会保障框架中得到保护，从而使居民的基本消费不至于因这些必要的调整而降低。

最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人口因素，同时也显示对特定人群予以特别关注的需要。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提高了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减缓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产生了资本报酬递减效应，也缩小了通过重新配置劳动力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其结果便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也可能遭遇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的冲击。要维护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必须采取措施保障这些人口群体的民生不断得到改善。

塑造更加平衡的需求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作出较为重要的贡献。然而，总体来说这一外需因素对GDP的贡献份额并不是很高，年度之间波幅却较大。每逢净出口受到世界经济不利形势冲击的时候，国内投资在弥补需求缺口方面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作出的反应也比较及时。相比而言，消费需求的这种作用显得平缓，却更加可持续。

例如，2008年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时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目的就是改变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当时，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上年的10.6%骤降到2.6%，资本形成的贡献率相应从44.1%提高到53.2%。之后，净出口的贡献率变成负值，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进一步大幅度提高，2009年达到86.5%。虽然当时出台一揽子投资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产能过剩等一系列后遗症。与此相反，在应对金融危机和消化前期政策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提高，呈现出势头稳定的特点并持续至今。可见，消费作用的增强不仅表现为拉动经济增长，也体现在平衡宏观经济需求结构的作用上面。

在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同时，我国经济相应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同时要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传统发展模式所具有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特征，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上面。对于这一模式及其带来的后遗症，需要通过两种途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解决。首先，针对存量进行改革，旨在消除过剩产能和降低债务杠杆。其次，针对增量进行调整，利用新的体制和机制形成更加平衡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超大规模的消费者群体，是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保障。

实施逆周期调节的有效手段

宏观经济周期的下行波动，是指在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即潜在增长率的基准上，由于需求侧因素的冲击导致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使实际增长率偏离（低于）潜在增长率。其中，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就意味着出现周期性失业。这里，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有两点含义。

第一，失业率变化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应比较灵敏。一项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衰退与失业率关系的分析表明，如果三个月平均失业率比此前12个月的最低点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出现经济衰退。这个规律性现象因其发现者而被命名为“萨姆法则”。从以往的经验看，在出现萨姆法则所显示的预警信号之后，失业率通常继续攀升至经济衰退结束之时。该法则说明，失业率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信号是一个领先性指标，基于这个信号的预警机制，可以帮助宏观经济政策部门及时作出决策，采用相应的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节。

第二，失业率上升自然会对民生产生负面影响。从理论逻辑和数据分析都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受到就业状况的直接影响，而收入增长状况又以一种时间上略为滞后的方式影响居民消费。由于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终极目标以及检验标准，是通过把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就业稳定和民生改善，所以，就业状况无疑是最恰当的政策实施依据，譬如把失业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出台时机和实施力度的依据。此外，以直接针对稳定就业的政策措施实施宏观调控，具有目标明确和手段有效的优势。依据劳动力市场信号作出旨在稳定民生的政策应对，对于稳定居民消费进而保持内需具有显著作用。可见，稳就业和惠民生的政策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手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