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家风的养成之道

“诗书传家门毓秀，博爱处世人长久。”眉州苏氏，人才辈出，老而发奋的苏洵，经世治国文章天下才的苏轼苏辙，三苏的性格养成背后，有着怎样的家风润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处事必公、为官必廉、敦亲睦族、敬老尊贤……”这些家训中，又有着怎样的家风之道，他们怎样践行齐家治国的大义，又是怎样处理夫妻、亲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怎样平衡忠与孝的两难。苏门家风，堪作当世圭臬。

读书正业  奋厉有当世志

宋代，苏家在眉州是三大家族之一，苏氏定居眉山300多年，虽算不上地方豪富，但家风优良，族人淳朴善良、淡泊豁达，孝亲睦邻，乐善好施，且非常重视家法礼制教育，良好的家风代代传续，人人称赞，有口皆碑。苏家祖辈都无意于置产增富，且将大量钱财用于购置书籍、解困乡邻之上，故而经济状况日渐衰微，到苏洵的父亲苏序这一代时，已是田不满二顷，屋陋不葺，但这位乐观豁达的老爷子依然倾注大量钱财与精力用于子孙的学习教育之上：“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苏家的书房中称得上是经史子集，卷帙浩繁，可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

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环境当中，读书自然乃第一要务。苏洵的两个哥哥苏澹、苏涣都十分刻苦，且二哥苏涣天资聪颖，取得进士及第。苏洵虽然年轻时游荡不学，但也及时悔悟，发奋苦读，尽管事不遂人愿，功名之路倍艰，到老才跻身朝堂，但十载寒窗不仅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两个孩子作出了读书正业、奋厉有当世志的榜样。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苏洵夫妇在教育孩子方面居功甚伟，苏洵自然是满腹经纶有经世致用之才，他的妻子程夫人也是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深知礼仪，眼界与理念高于旁人。他们深知身正为范、身教大于言传的道理。延续苏家一贯的温厚旷达，苏洵对孩子的教育从不强迫、不说教，而是尊重并利用孩子爱玩好奇的天性，挖渠引流，顺势而为，用点有趣的小方法将孩子快乐地引入学习的殿堂。程夫人则更是以为人母的良苦用心，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自己编教材，亲自教授孩子诗书。且注重因材施教，苏轼活泼好动，思维开阔，但缺少恒心。倒是弟弟苏辙喜静，做事沉稳。于是程夫人便让苏轼抄写经典，以磨去浮躁，这样日积月累，苏轼不仅仅是对典籍烂熟于胸，增加了学识，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情操，一并长进的还有书法的功力。日后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书法“宋四家”之一也就不难解释了。抄书的习惯一直相伴苏轼终身，成为每天的功课，他晚年时曾对弟子王古说：“我每读一部经典，都是从头抄到尾。”世人皆道苏轼是天才，却鲜知其勤奋，可见小时候的习惯养成是非常重要的。

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苏洵的妻子程夫人出身眉州首富，在嫁与苏洵之后，勉夫教子，安贫守志，经商致富不忘乡邻，将苏家一步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三苏的成就程夫人功不可没。司马光撰写的《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这样评价：“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

苏洵大器晚成成一代佳话，但其中少不了程夫人背后的默默支持和辛苦付出，不仅要操持家计孝养老人，苏洵专心于读书做学问，很多时候教育孩子的重任还是在程夫人肩上。而这都没有难倒她，精心培养的两个儿子均成大器为世人楷模。“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这句话形容程夫人再合适不过了。温良恭谨识大体，深得苏轼祖母的喜爱，得到府中上下的一致好评，而且见识高觉，帮助夫、子文章成才显重于天下。对待丈夫，她极尽温柔，哪怕年轻时的苏洵游历不学也从不曾冷眼相待。对待孩子她躬亲示范，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从小“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从贤人典故到古今成败，以一个个质朴善良、气洁志高、诚信守义、孝笃忠勇的故事，在苏轼兄弟心中埋下刚正不阿、舍生取义的种子；不残鸟雀，爱护生命，仁爱宽厚；不发宿藏，生财有道，非义不取；三白之宴，布衣粗食，成就三品俱佳好儿郎；不吝家产，仗义疏财，与几百年后林则徐家训“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同工异曲。

有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时时刻刻做表率，也就不难理解苏轼兄弟之后为官做人的性格养成，无论是身处朝堂还是遭贬谪播迁，始终清正廉洁，宽厚爱民。杭州城中疏浚西湖解民忧，创办安乐坊，施粥舍药，扶危济困，流放儋州守志安贫，开水井、办学堂，造福百姓。东坡一生屡遭坎坷，四处流落，但从没荒废一寸光阴，不仅亲自开荒种粮，养鱼栽桑，还推广种树，所到之处，荒山变绿野，废土成良田，本着生性旷达乐天知命的态度，吟诗作赋，留下了无数精神财富，将本是遥远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乐土，这就是东坡的力量。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有着程夫人当年教诲的影子。“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就是母亲当年不发宿藏的再体验吗？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

要说兄弟情深的典范，当推子瞻子由了，与同是一门三文豪的曹氏兄弟最终落得个“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相比，苏家兄友弟恭的深情厚谊着实令人感动，单单是这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已胜却千言万语。从小相依相伴，在嘉祐六年制策考试同举入第之前，一直生活在一起，是兄弟、是朋友，更是知己。两人血脉同源，志趣相投，都是彼此最亲近和信赖的人。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这半阙出自《沁园春·孤馆灯青》，是苏轼写于由杭州赴密州任职的途中，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苏辙在济南为官，为能离弟弟近些，苏轼自请到密州任职得准。诗中回忆了嘉祐年间兄弟二人初到汴京时的情形，正是少年风华正茂，诗书万卷在胸，心怀致君尧舜之志，只可惜，世事沧桑难料，现实屡屡碰壁，几经宦海浮沉之后的甘苦之言也唯有与胞弟倾诉。所谓患难中尤见真情，“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诬获罪入狱，自以为罪将不赦的苏轼在绝望之中唯独给弟弟写了两首诗《狱中寄子由二首》，一个在自己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想到的人，该是有多深的情分，而此时苏辙也在为营救哥哥奋力奔走，冒死上书《为兄轼下狱上书》，并请求削去自身官职替兄赎罪，来换哥哥一命，其情可鉴。也许是神宗受感动，也许是王安石的一句圣世不杀贤才，苏轼终于获释，从轻发落。

一个“乌台诗案”，让两人的感情弥笃，苏轼自是十分疼爱弟弟，其实更多的时候，苏辙更像是兄长，为这个哥哥操碎了心。正是苏辙的坚韧沉稳，奔走相护，成就了苏轼的锋芒与伟才。只可惜，兄弟二人“功成身退，对床听雨”的约定始终未能实现。公元1101年，带着无法见弟弟子由最后一面的遗憾，巨星陨落，闪耀整个大宋的东坡先生与世长辞。苏辙尊兄长遗言将其葬于嵩山之下，并将三个侄子接到身边同住。十年后，苏辙亦葬于嵩山，虽远离家乡眉山，但兄弟俩相伴，也算了了平生心愿，不再孤单。

（《人民周刊》2020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