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子书》中的修身齐家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若论以忠贞和智慧的形象最深入人心者，恐怕非诸葛孔明莫属。立德方面，诸葛亮身上忠贞仁爱的圣贤气象，感染了自帝王将相到市井平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立功方面，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为汉室开疆扩土、逐鹿中原立下的汗马功劳自不必言;立言方面，除了流传千古的《出师表》，他的《诫子书》也成了中国古代家书最优秀的代表作。

何样之人，何样之文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管是在历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民间百姓的口耳间，这位孔明先生早已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诸葛亮写下《诫子书》是在公元234年，时年54岁，儿子8岁。彼时，距刘备驾崩已有12年，“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抱负似乎慢慢成空，后主刘禅依然不像是一个明主贤君，所以“朝政巨细，皆决于亮”。那么，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在临终之年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殷殷嘱托给幼子的?短短的八十六字，又寄托和诠释了怎样的一种人生至理?

《艺文类聚》版的《诫子书》全文如下：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核心目标：示儿做君子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诫子书》开门见山，以“夫君子之行”开篇，让我们一目了然：诸葛亮为儿子树立的一个根本目标，正是做一位“君子”，全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事实上，君子的概念，在西周时期特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时至孔子，“君子”才成为儒家人格的典范和标尺，人们开始称呼那些有德之士为君子。

有不少人质疑君子人格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也曾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流传。然而，幽默的鲁迅先生却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为什么我们理应崇尚君子?首先，从大处讲，是否确立和推崇君子人格，直接关系到整个文化生态的健康有序，甚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中华文化，就是要寻找和优化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践行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才会找到故乡。

另一方面，从个体生命来讲，只有做个君子，才能得到精神上恒久的力量、安宁和喜悦。正所谓“君子固穷”、“君子坦荡荡”。在面对人生的困境乃至于绝境的时候，唯有真君子才能有所坚守和秉持，淡定坦然，如松柏屹立不倒。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如果说通往君子之境的路是由一对铁轨铺就的，那么一边的轨道是“静”，另一边就是“俭”。

君子静以修身

在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中，安静的人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今人对于“静”的内涵也缺乏深刻的理解。

老子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说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一个人若想成为君子，首先就要具备静定的力量，保持内在自我不被扰乱。古往今来，任何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具备高度专注的能力和恒久的耐心。反过来讲，不能守静，是因为人经不住外在的各种诱惑，被欲望所牵引和绑架。修身首先在于正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有意思的是，在古汉语中，静和净曾经是通用的，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急不躁，恰恰也说明他心地的纯净，没有很多的私心杂念，没有过分的奢求和欲望。我们要先降伏这烦躁的心，才能致虚极，守静笃。

我们常常以镜喻水，说水面如镜可以映出世间万物，然而，这种映射唯有平静的水面才能，波涛汹涌的水永远都无法做到，是因为其间充满了泡沫。对人来讲，道理其实一样——静水流深，静能生慧。

君子俭以养德

除了静，诸葛亮要强调的另一个修身重点是俭。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君子首先是爱物惜物的，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因此古人常常教育子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俭已经过时了，更有甚者，还会鼓吹“有消费才能促进生产”“越会花钱的人才越能赚钱”等。

《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当下社会，很多人热衷炫富，在他们眼中，占有更多、更高级的物质就是成功的标志。古人讲“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力量，没有对于“道”的理解和认同，就会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牵引，以满足物质欲望为最高追求，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道永恒，古今相通。近些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物质利益上的不当贪求而落马的，这也正验证了《周易》所说的“君子以俭德避难”。

值得指出的是，“俭”的意义远不止于物质层面的节省和简朴，它更蕴涵着深刻的精神价值。《说文》上讲“俭，约也”。这个“约”是约束克制的意思，这种约束不只是说物质上的，更指语言、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约”。

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选择一种“俭”的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物质方面的简约，更意味着减少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减少那些君子所不齿的夸夸其谈，减少那些浅薄的社交和八卦，把自己的精气神留在对生命有积极影响和意义的事情上。

君子之志，修齐治平

诸葛亮教诲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志和远又是指什么?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君子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必将确立宏图伟志于更广阔之处。事实上，除了《诫子书》，诸葛亮还有一部《诫外甥书》，开篇即为“夫当志存高远”，可见他对于后辈确立正确和远大志向极为看重。

若要立志，先要辨志。很多人以为，立志就是确立职业理想，或者就是要出人头地，要赚大钱扬美名，其实，这是把欲望和志向混为一谈了。梁漱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告诫年轻人要将欲望和志气区分开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真正的志向，必定是突破了个人对一己功名利禄的满足，一定紧紧围绕一个人在人格境界上的提升，旨在“止于至善”。

回顾诸葛亮自身的人生志向，我们从《出师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说，他自己的人生追求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名闻利养。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诸葛亮在年轻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对此，“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也就是说，只有崔州平和徐庶两个人认同诸葛亮的自比。

就好像王阳明12岁时立志“读书做圣人”，在很多人眼中也似痴人说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常常为世人所不解。但历史上真正被人铭记的圣贤，所秉持的一定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事名”的信念。

静、俭、志、学的内在逻辑

事实上，静、俭、志、学这四件事是相互关联、相互决定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向的人就可以静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不忘初心、稳如磐石，如如不动。正如《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没有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积累，志向会成为空头支票。没有宏伟的大志，人又不容易以“俭”抵御声色犬马的诱惑。

静与俭之间亦是一对孪生兄弟，“静”是从内在说，“俭”是从外在说。不管是静还是俭，都是在考验一个人面对各种不良诱惑的自省、自知和自持，这是一个人精神的固本培元，开源节流。

圣贤终驯致

作为一个对人性有深刻体察的智者，诸葛亮深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在《诫子书》的结尾，他反复叮嘱幼子万不可“淫慢”“险躁”，如果不能坚定意志、珍惜时间，就会导致“悲守穷庐”的后果。

滚滚长江东逝水，当我们站在公元2018年之初，再去回望历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诸葛亮写下《诫子书》29年之后，魏国将军邓艾征西，在与邓艾的交战中，38岁的诸葛瞻与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双双战死在绵竹。

老子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如今，绵竹纪念诸葛瞻父子的诸葛双忠祠，与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遥遥相对，不禁令人慨叹：短短的一部《诫子书》，连接了祖孙三代忠贞仁勇的光明气象，也感召了无数后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