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教子

古往今来，贤母多多。为让子孙正心诚意，志存高远，精忠报国，不虚此生，或剪发退鱼，或三迁其舍，或袒背刺字，或杀猪践诺。甚至，尚在孕时，即“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行胎中之教，冀他年之果。其殷殷之心，切切之意，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丽凯歌。在这母爱的交响中，唐代郑氏的捶楚之教虽显别样，却尤具严母光辉。

《资治通鉴》记载，“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独抚三子的郑氏，日谋衣食，夜忧子教，为使三子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遂隐慈为严，化柔为刚。

李景让为郑氏长子，领教母亲的教诲最多，即便在飞黄腾达，贵显龙庭时，母亲依然对他极为严格。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时，一位部下因触怒了他，使他冲天火起，拿起廷杖，一顿痛击。仅凭个人好恶乱施惩罚，显然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服众。果然，“军中愤怒，将为变”。此时，后堂中的郑氏闻知此事，立即敏锐意识到顷刻之间即可发生不测之变，遂当机立断，走上前台。她命令大儿子老老实实站在众部下面前，厉声斥责说：“国家刑法岂能成为你个人随意发泄喜怒的工具，一旦导致一方不宁，你不只是上负朝廷重托，就是我这个白发老人也要含羞而死，还有何颜面见九泉之下的先人！”说完就让左右家人剥下李景让衣服，取来“家法”，要结结实实地鞭挞他的脊背。郑氏的慷慨陈词和大义凛然，瞬时熄灭将佐们心中的激愤，遂纷纷为他求情。但郑氏不许，“将鞭其背，吏大将再拜请，不许，皆泣谢，乃罢。”

郑氏之严厉可见一斑。其实，李景让当众受罚不过一个小小片断，捶楚之教伴随他一生，史载“景让宦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惩前是为了毖后，是防微杜渐，避免以后犯下大过，是以独特而鲜明的“语言”告诉他，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做。

起初，郑氏和孩子们住的小房子，大雨之下一段残墙坍塌了，不想，其中竟有大量钱币露出，这对于饥寒交迫的郑氏一家而言，不啻一张巨大的馅饼从天而降。可她却异常严肃地对诸子道，不劳而获必受灾殃，更何况意外之财，怎敢贪心据为己有呢？于是尽将钱币深埋地下。

在郑氏的严教之下，三子皆进士及第，且“位至方镇”，特别是长子李景让最为突出，历任御史大夫，西川节度使，官至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谥号“孝”。

李景让清廉如水，一尘不染。曾有好心人劝他：“公平生廉洁没有一点积蓄，难道不为几个儿子考虑吗？”李景让淡然地笑了笑：“儿子们难道能饿死吗？”同僚李琢敬畏他的刚正和声望，找机会前去拜访他，据《新唐书》记载，李琢为安南经略史时，搜刮民脂民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导致不堪忍受的当地百姓奋起反抗，“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见势不妙的李琢拔腿就跑回了中原。这样的人与李景让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怎么可能坐到一条板凳上呢？李景让故意回避不见，等李琢离去后，命令家人立即砍断他上马时踩过的踏脚石。

李景让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宰相蒋伸曾在一次宴席上，特意斟满一杯酒说：“请忠于国家、孝顺父母之人饮此杯。”此言一出，满座宾客皆不语，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条件，要达到忠孝双全的完美标准才有资格端这个杯。只有李景让从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蒋伸充满敬意地说：“名副其实，没有比李公更适合饮这杯酒的了。”李景让在朝廷上从来都是威风凛凛，不怒自威，但一回到家里，则是孝顺儿子，雍雍睦睦，一堂和气，“故虽老犹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

时人对李景让不吝褒美之辞，纷纷誉之。唐人沈询云：“中含柔嘉，表以坚白。直比汲黯，孝如曾参。素怀澹然，清节可贵。峻风规于台阁，流恺悌于方州。居为国桢，出作藩柄。”《旧唐书》云：“景让有大志，事亲以孝闻，正色立朝，言无避忌。”

郑氏三子皆以忠孝名于世，其捶楚之效自不待言。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就是她“训厉诸子必以礼”，而绝非动辄棍棒相加，以压代教，更非暴力万能。只不过是用“礼”这个准绳来规范之，捶楚之厉使之不敢轻易逾“礼”，“虽贵达，稍怠于辞旨，犹杖之”。正由于郑氏对“礼”的严肃和坚守，对原则的毫不妥协和退让，才使她“贞干严肃，姻族敬惮”，才使诸子终生敬之畏之。

郑氏的捶楚之教，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看似冷冽无情，实则情深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