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新时代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悠久丰富的家训文化,重构伦理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意义。
家训的由来与演变
一个人来到世上,家庭是最初的生存环境。家中长辈通过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处世原则、人生经验训示、规劝后辈,是谓家教。后辈耳濡目染,受其教化,代代相传,遂成家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家教传统。虽然“家风”一词出现于西晋,但家庭教育由来已久。有关家教较早的记载,是《尚书》中的《无逸》。周成王当政后,周公恐其贪图享乐、荒废国政,故作此文以告诫。《论语·季氏》记载,孔子看见经过庭院的儿子孔鲤,问他“学诗乎”?“学礼乎”?并告诫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后世把孔子的这番训导称为“庭训”,也就是家训。家教的方式除了谆谆教诲,还有以身作则的垂范,如孟母断织、曾子杀猪等,都是著名的家教典故。而后世所习称的“家训”,则主要是指那些形诸文字的训导、规约内容。此类载籍源远流长,篇什众多,蔚为大观。
史上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全书共二十篇,包括“教子”“治家”“风操”“涉务”“养生”等,旁涉文学、音乐等,内容丰富,紧扣现实,语言浅近。此书既有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悟,也大量引用古人的格言警句,还有不少当时的民谚俗语,如“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教妇初来,教子婴孩”“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从中反映出不少当时社会的家庭教育观念。《颜氏家训》被誉为“家训之祖”,它开家训撰述之风气,也奠定了后世家训的基本形式。
家训大行于世,在宋元时期。此一时期流传的家训大多出于名公钜卿、宿学硕儒之手,如北宋的范质、范仲淹、苏洵、司马光,南宋的陆游、朱熹、吕祖谦、真德秀。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司马光的《温公家范》。这是司马光采集古今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一部家训著作。司马光将儒家伦理作为全书的纲领,将其基本精神落实到家训的具体内容中。《家范》在体例上也有所创新,将经典格言、历史案例和行为规范三部分结合起来,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典型示范,还有实践指导,条理清晰、史料丰富、通俗易懂。
明清时期是家训撰述的繁盛期。收入《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的家训,明代有八十余种,清代有一百四十余种,这还仅仅是存世家训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家训的作者,其身份已不限于高官和名士,上至帝王,下至布衣文士,乃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的著述。家训的体裁,有训诫、故事、格言、书信等,内容则不离儒家修齐治平之宗旨。进入民国后,家训的撰述逐渐式微。
修身、齐家、处世之道
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家训无论内容还是体裁,都可谓层出不穷、丰富多样。就其思想立场、道德观念、价值标准而言,因时代社会不同、作者身份各异,自然会有所区别。但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儒家思想是积极入世的伦理哲学、道德哲学和生活哲学,直面现实社会中的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提出了系统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思想,也成为历代家训中道德教化、行为规范的根本依据。儒家最为重视人格养成与家庭建设,将其视为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基础。众所周知,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纲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是家庭基本人伦关系。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则是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家训的立足点无外乎此,其主要内容就是教育子孙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严夫妇、守妇德、重教育、勉读书、崇勤俭、尚廉洁、睦宗族、厚邻里。概括而言,重在修身、齐家、处世。
首重修身。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的首要在于“进德”,要在重孝、守礼、立志上下功夫。传统家训十分重视对子女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如司马光《家范》,强调要“以义方训其子”。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告诫子弟,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郑板桥在《家书》中也教诲其堂弟郑墨:“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齐家之要,在于处理好父子、夫妻、兄弟这三重关系。在父子关系上,传统强调父慈子孝,无一例外把孝放在首位予以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父子关系,许多家训作者认为是双向互动的,尤其强调父母的表率作用。如明仁孝文皇后《内训》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父不慈则子不孝”。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还有的家训提出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袁氏世范》开篇就是“睦亲”,提出父子兄弟和睦相处的基本原则:“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不失为通情达理之论。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妻顺。不可否认,在男尊女卑的观念盛行之下,传统家训总体上以“夫主妇从”为基本立场,对女性多有约束,这是时代局限。
处世之道,则以“温良恭俭让”为圭臬。杨简的《纪先训》在这方面的议论较集中,语多警策。如“吾家子弟,当于朋友之间,常询自己过失。此说可为家传。”“处世取法于贤者,则不费力。一事贤,则取法一事,积则成功,不必问细大。”立身处世,都会遇到交友、治生、为官等具体问题,历代家训中都有相应的规箴。论交友,《颜氏家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李邦献《省心杂言》也说:“与善人交,有终身了无所得者。与不善人交,动静语默之间,亦从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为不善如就下。交友之间,安可不择?”都强调要慎交友,近君子而远小人。所谓治生,即生活和生产,古人强调的是勤俭。但明伦《诒谋随笔》就说:“骄傲是一生招祸之根,谦恭是一生受益之本。奢侈是自己取败之道,勤俭是自己受用之方。谦恭二字,非谄谀之谓也。勤俭二字,非鄙吝之谓也。”在重义轻利的儒家财富观影响下,古代家训大多教育子孙要淡泊名利,不要贪财弃义。同时,中国古代又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要求子孙不得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从事劳动,体会生活的艰辛。论为官,清廉是传统家训中强调的官场品德。张廷玉《澄怀园语》中指出,“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尝记姚和修之言曰:‘有钱用钱,无钱用命。’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而且古人认为,清廉不过是为官的本分,做一个好官,更重要的是秉持公心、勤政为民。靳辅《庭训》有言:“清则清白,一心不敢自私自利;慎则事事敬谨,不敢毫有贻误;勤则夙夜匪懈,不敢苟且晏安。”
从家教方法上看,古代家训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强调“蒙养”,主张家庭教育要从小抓起,即《三字经》所谓“幼不学,老何为”。第二,主“礼”重“敬”,致力于强化行为规范,建构生活秩序。第三,治家主严,奖惩分明。第四,善用故事,通俗易懂。家训的对象主要是子孙晚辈,且从童蒙时期就要施行教育,因此教育方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作者必须关注的。或从丰富的历史故事中萃取典型垂范后世,或从现实生活乃至自身经历中就近取材、现身说法,这些都是家训常用的方法。
家训文化的继承发扬
立足当下,应该如何继承发扬古代丰富的家训文化遗产?首先在系统整理传统家训文献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传统家训文化的精神内涵,借鉴其中的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提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合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如爱国、重德、崇礼、敬业、勤俭、清廉等,深入阐释这些价值观的现实意义。从丰富的传统家训中萃取名篇名句,运用新型的技术和媒介,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扩大影响力。借鉴传统家训中讲故事的方式,寻找体现美德的当代事例,见证传统家训的生命力。
其次是注重实践,将家训文化与当代家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当代中国的家庭,与传统社会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男女平等观念普及,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家庭伦理和文化建设正面临着新的课题。应大力倡导传统家训中修身、齐家的宗旨,为家庭建设树立精神标杆;在基层大力推进“找家训、立家规、育家风”活动,向传统致敬,为家庭注入精神动力;通过评选“好家庭、贤伉俪、好孩子”等活动,加强正面引导;通过舆论监督,谴责有违道德、破坏良好家风的人和事,激浊扬清。
还要深入研究传统家训基本精神的当代转化。传统道德观念,由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所决定,局限性在所难免,但其合理成分仍值得继承并转化。如家训中普遍存在的家规,某些具体内容已经不适合当代,但其“规矩意识”,可以适当转化为当代公民的法治意识。又如忠孝观念,在当代语境下可与爱国敬业、奉亲敬老的美德相对接。更重要的是,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传统家训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发展出新的家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