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换了“容颜”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造成水土流失，这给了黄河两副面孔——既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又是制造贫穷苦难的“灾害河”。

黄河清，锁住苍龙济苍生。变害为利，成了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

这个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泥沙的减少，生态环境的改善，让黄河水越来越清，一曲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越发嘹亮。

泥沙减少——

一河清水向东流

时令已至盛夏，历来是黄河含沙量最高的季节，沿黄各省（区）却纷纷传来“黄河清”的消息——

青海贵德，黄河水碧波荡漾，拥绕丹霞地貌，流入天际；内蒙古乌海，黄河两岸水草丰美，花香扑鼻；河南小浪底，群山万壑之中，波光粼粼，小船游弋；山东济南，绿水绕城，百羽翔集……

控制着黄河九成径流量的潼关水文站，掌握着大量泥沙数据。2019年底实测，黄河每立方米含沙量只有0.66千克。一吨水里一斤沙，捞一杯上来，几乎看不到沙子。再把时间维度拉长一个世纪，1919—1959年，潼关站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而最近十年，这一数据仅为2亿出头。

黄河水越来越清，意味着什么？

把“黄河清”视为毕生梦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显谟认为：治理黄河，根本在于遏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现沙退水清。

黄河清，谈何易？

黄河流域大约70%的地方为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将黄河两岸碎裂成千沟万壑，失血的土地广种薄收，以致大部分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

“曾经这里荒滩连片，狂风夹着尘沙，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脸。平日里缺水，暴雨时又来山洪。”王利军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水利局水保室主任，20多年的“水保”工作，让他见证了黄河治理的变迁。

达拉特旗位于黄河中游南岸，境内有10条季节性山洪沟，当地俗称“十大孔兑”，由南向北纵贯库布其沙漠，每年向黄河输沙2711万吨。水土大量流失，人也被迫迁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末，旗里约30万亩农田因积沙过厚而弃耕，31个村庄因土地沙化而迁移。

黄河为害，下游尤烈。自桃花峪以东，横贯华北平原的下游河道，农业灌溉、日常生活，吃的都是黄河水，但黄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的27%，泥沙淤积带来的改道、断流等问题，让用水更加捉襟见肘。

实际上，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中国历史上先贤都曾为治理黄河呕心沥血。但是，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黄河两岸的水土流失问题一直无法根治，“黄河清”的难题，也在一代代治河人的遗恨中留给我们破解。

保持水土——

春风又绿黄河岸

甘肃境内的黄河庆阳段，位于中上游多沙区。上世纪80年代，这里每年向黄河输沙1.684亿吨，占入黄泥沙总量的1/10。

大片消失的植被，是水土流失的主因。绵延在庆阳东部的子午岭林区，是黄土高原中部地带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屏障。然而，伴随着屡禁不止的伐木行为以及石油资源开发等因素，子午岭的森林开始大面积萎缩，南北两端都成了光山秃岭，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治理子午岭，已到了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时候。

宋建邦是子午岭中段太白林场韩家庄森林资源管护站的护林员。每天吃过早饭，他就会骑上摩托车，带上两大壶水和一袋干粮，一头扎进林海，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出山。

上世纪60年代，宋建邦的父母从河南支边来到林场。他们本是来“上山伐木支持国家建设”的，没想到，后来国家生态保护政策提出要向大山“还债”，两人就在子午岭栽了20多年的树。

在宋建邦的记忆里，跟着父母种树是件“苦差事”：树苗要在山下培育两三年，幼苗不易成活，移栽时须先把树根沾上泥浆，绑好了再运走。“那时候全靠人背，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把树苗运上山。”

1998年，宋建邦退伍回乡，准备接父母的班。

有人劝他：“种树这活儿，‘麻达’（麻烦）得很，干嘛受这个罪？”

宋建邦回答，他舍不得这片林。

“你看这山上的树都是我的父辈们栽的，年龄都和我一样大，谁要是砍一棵树、挖一株花，我都心疼得不行，可得看好了。”宋建邦说。

正是一个个“宋建邦”，撑起了子午岭的生态大局——2013年，庆阳市定下一个新目标：用7年时间，“再造一个子午岭！”

这意味着，需要在荒山荒地每年造林100万亩！

如今，这一目标已经接近实现：截至2020年初，庆阳已造林62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了9.2个百分点。预计到今年年底，“再造一个子午岭”的任务将全部完成。植被的恢复保持了水土，入黄泥沙也大幅减少。据统计，2019年底，当地年入黄泥沙量减少6997万吨，降幅超过40%。

子午岭的生态恢复，是黄河流域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缩影。据统计，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已从1999年的32%，提升至2018年的63%，一道坚实的“绿色长城”已然成形。

科学综治——

奏响黄河大合唱

保持水土是个科学问题。打坝拦沙还是种树蓄沙，以及能不能种树，种什么树合适，都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依靠科学支撑。

辛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始建于1953年，隶属于黄委绥德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他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植被研究。

“这片水泥板隔开的单元是37个径流小区，地皮由人工修整过。”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试验场副场长崔乐乐，指着高坡上的试验田说，水保人员会给每个小区种上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等不同作物，再结合各小区的坡度、土质等情况，长期观测，以此得出水土保持的最优方案。

数十年如一日，水保园建成了陕北第一块山地果园、第一片人工梯田，也是第一个引进林业新品种、牧草新品种的单位。通过科学研究，“让荒山穿上了绿衣，让黄河水更清”。

除了造林，修建淤地坝、梯田等工程措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拦住泥沙，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近6万“拦沙卫士”功不可没。这就是被称为“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的淤地坝。

榆林市淤地坝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屈蒲生，从1995年开始，就在淤地坝建设一线工作了。谈及新中国淤地坝的建设历程，屈蒲生记忆犹新：“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开始了淤地坝的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工作，到了60年代，陕北已开始大量建设。如今，黄土高原上已经建成了5.9万多座淤地坝。”

一座座淤地坝，让入黄泥沙量大减。据测算，大型淤地坝，每淤一亩坝地可拦泥沙8720吨。

科学治黄，非一时一地可以成功。保障“一河清水向东流”，需要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一体谋划，协同推进。

——上游涵养水源，修复生态。

一批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施，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三江源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达6%以上，草地植被覆盖度达77%。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治理成效显著，黄河玛曲段水量补给大增，年均径流量10年间增加18.6%。

——中游保持水土，治理污染。

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明显增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库布齐沙漠植被覆盖率达到53%；加快治理支流污染，今年1月—6月，汾河流域13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质，累月及单月水质均创历年同期最优。

——下游恢复湿地，提升生物多样性。

河口湿地面积逐年回升，黄河三角洲水面面积达到5.9万公顷；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野生动物达到1627种，其中鸟类368种。

“经过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实现年均减少入黄泥沙4.35亿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副局长刘正杰说，64万平方千米黄土高原中，45.5万平方千米属于水土流失区，如今，已有22万多平方千米得到治理。

科学综治，也让黄河水质有了很大改善。生态环境部统计，今年1月到3月，黄河优质水质（一、三类）比例达到78%，同比增长6.5%。

水利万物——

造就人民“幸福河”

黄河流域，既是国家的生态屏障，也是重要的经济地带。水土保持与经济发展之间，能不能找出一个最佳结合点？经过多年探索，沿黄人民开始给出答案。

“人不能被沙赶着走！”这些年，达拉特旗实施了砒砂岩沙棘生态减沙工程等项目，完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250万亩。

“现在，黄河水越来越清，山越来越绿，老百姓不再受迁徙之苦，像沙棘树一样稳稳地扎了根。”王利军说，现在旗里大部分农牧民家里能养100多只羊和几头猪，玉米一年收成约1万斤，平均一户人家年收入近10万元。

像达拉特旗一样，沿黄各地不少老百姓都吃上了黄河这碗“生态饭”。

本地人都知道，位于黄河中游的山西省吕梁市岚县界河口镇一带曾经“十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如今这里满目都是苍翠欲滴的小油松。

“咱这儿的山，地软土薄，大雨一冲庄稼就全泡汤了。”贾引明是镇里的贫困户，几年前，听说政府组建了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抱着试一把的心态就加入了。没想到，近两个月就能收入6000元，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了乡亲们口中的“林得财”。

沙少了，水清了，还带动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河南人周德勇，2012年在陕西省大荔县的黄河滩流转了1200亩鱼塘。不想，鱼苗受不了这片“连草也不长”的盐碱滩，投放下去没多久，就翻了白肚皮。

要不是看到政府大刀阔斧地改善水质，周德勇差点就放弃了。事实证明，坚持下来是对的——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黄河滩里的盐分比例也更加合理。

“这些年，黄河滩的水质越来越好，鱼的品质也跟着提升。”周德勇说，他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也从最初只有鲤鱼，增添了草鱼、鮰鱼等，明年还计划增加对水质要求更高的鲈鱼。

目前，水产养殖已成为大荔县的特色产业——全县渔业总人口4000余人，每年产出水产2.5万吨，人均年收入1.6万元。

一河清水养一方人。放眼整个黄河流域，好消息接踵而至：截至2019年9月，2014年以来沿黄河9省区已经有1547万人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