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第三届气候变化经济学对话中发言指出: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环境恶化程度也相当严重。国内理论界和舆论界还由此产生一个说法,把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归因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速度太快,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的经济快速发展。
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正确。环境恶化当然与经济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采用的也是传统技术,比如耕地大多是人力和畜力,所以当时真是青山绿水。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崛起,农村也开始用拖拉机和化肥,排放密度和污染程度加重。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因为牺牲了环境,所以才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此,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与印度。
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比我国高30%,如今只有我们的20%。也就是说在过去40多年,印度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慢得多。如果按照有些人环境换发展速度的逻辑,印度的环境应该比我们好得多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按世界银行还是其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印度的环境指标都比我们差很多。所以上述简单的归因未必科学。
如果按照前面的逻辑,为环境就得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放慢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速度,延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低耗能低排放阶段,结果恰恰是我们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中等收入阶段要停留更长的时间,延缓重污染阶段的时长。不仅如此,因为延缓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的收入水平就相对低,用来治理环境的能力也会相对弱。
因此,我们首先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否则,良好的愿望可能使治理的代价更高,问题存在的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