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电报文稿折射出的思想内涵

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的电报（1949年4月18日）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住进北京香山双清别墅；9月21日，毛泽东同志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决胜万里，通过嘀嗒嘀嗒的电波声，直接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的历史伟业。虽然这些电报的对象、内容、落款各异，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分析中共中央进驻香山期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电报文稿（简称“电报文稿”），可发现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重要启示。

电报文稿的落款反映了工作重心和侧重点的不同

这时期的电报文稿对象广泛，具体体现在不同的抬头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称谓之上，折射出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广泛的工作联系和社会联系。根据抬头称谓或目的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八类情况：一是发往人民解放军前线，二是发往前线及党的地方各级领导集体，三是发往党的地方各级领导集体，四是推动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五是发往外交领域，六是发送范围很广的通电，七是发往同乡同学朋友，八是发往国民党当局。

这些电报文稿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反复修改的，但绝大部分并不是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去的，主要分以下几类情况：一是以军委/中央军委名义，共114件，与此相对应的抬头一般多是前线党政领导集体、前线党政指挥员。二是以中央/中共中央名义，共41件，与此相对应的抬头一般多是地方党的各级党政领导集体。三是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共26件。四是以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名义。五是以其他人名义。六是未提和未署名。

通过对电报落款的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采用何种落款发出，绝非偶然的个人习惯，每一件都经过毛泽东同志缜密思考与周密安排，反映了工作重心和侧重点的不同，反映了对敌斗争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反映了对外关系中的彼此尊重，反映了统一战线中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小小方寸间，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

电报文稿内容大体可归为五大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入驻香山期间所发电报文稿内容涵盖领域非常广泛，大体可归为解放全中国、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五大类，共涉及261处。

一是解放全中国。这无疑是此时期电报文稿最主要的内容，有150处。具体又可分为两大类情形：涉及武装斗争内容，共有111处；涉及和平方式内容，共有39处，又可分为和平谈判、和平解决（谋划起义、改编）两大方面。从之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通过和平方式的谋划，对于尽早实现国家统一、最大程度减少损失、最快速度医治战争创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电报文稿中涉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内容有27处，分为三种情形：涉及筹备新政协内容，共有7处；涉及嘉勉国民党起义/改编将士内容，共有10处；涉及共话同学同乡友情内容，共有4处。涉及其他内容的有6处。

三是人民民主专政。电报文稿中涉及这一重要内容的有32处，包括六种情形：涉及接收管理城市内容，共有13处，尤其以谈及接收、管理上海的最多；涉及开展新政权建设内容，共有3处；涉及号召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内容，共有7处；涉及践行群众路线内容，共有3处；涉及经济政策内容，共有5处；涉及保护文化文物内容，共1处。

四是对外关系。电报文稿中涉及对外关系的有25处，分四种情形：涉及处理涉外问题原则内容，共有1处；涉及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友好往来内容，共有7处；涉及开展民间外交内容，共有1处；涉及开展外交斗争与合作内容，共有16处，可分为处理紫石英号事件、谋划应对外国武装干涉封锁、与美国开展外交接触、保护外国侨民合法权益等几种情形。

五是党的建设。电报文稿中涉及党的建设的有27处，分为五种情形：涉及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内容，共有5处；涉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内容，共有13处；涉及关心、关爱前线将士内容，共有5处；涉及强调作风建设、工作方法内容，共有3处；涉及其他方面的1处。

电报文稿内容折射出的思想内涵

经过梳理、研究发现，这些电报文稿立场鲜明、脉络清晰、深入浅出，是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尤其是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有效落实。

党的建设贯穿始终。在香山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重视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注重作风建设和工作方法。对于解放全中国的所有战略、战术，大的战役和重要的战斗，他都统一谋划、亲自指挥，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对军队建设的高度重视，保持了军事战略的一贯性、一致性以及军令、政令的高度统一；同时，又充分尊重前线党政指挥员因地制宜制定正确的战术措施，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

坚持武装斗争同时，首选用和平方式推进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意图贯穿始终。先是与南京李宗仁当局进行国共和谈，并因此一再推迟渡江战役的时间；还曾与白崇禧集团进行接触，商谈用和平方式解决华中问题的可行性；发起太原战役前，也曾首先考虑采用和平方式；经过运筹帷幄，在绥远问题、湖南问题、云南问题、新疆问题解决上，和平方式取得了圆满成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在尝试用和平方式解决宁夏问题。

建立基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贯穿始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致力于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战胜内外敌人；广泛联络各界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筹备新政协。从北平和平解放开始，一再亲自公开致电国民党起义、改编官兵和军政人员，对他们进行嘉勉。

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贯穿始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适应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需要，始终致力于接收并探索管理城市；致力于建立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致力于召开汇集民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致力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致力于执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注意保护民族工商业，缓和劳资关系；致力于保护文化文物。

妥善处理对外关系贯穿始终。在对外关系方面：一方面，一边倒，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妥善处理紫石英号事件，对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图谋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同时，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并保护外国侨民在华合法权益。

电报文稿对我们的现实启示

电报文稿是一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教科书，非常直观和生动，对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增进党性、改进文风学风和工作作风等都大有裨益。

学习公仆情怀和良好文风学风。香山期间，毛泽东同志日理万机。短短半年时间内，他亲自起草了大量电报等，体现了勤勉敬业的公仆情怀。这些电文，既有他主动的致电，也有给各方面人士的复电，在这一致一复中，掌握了真实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这些电报文稿文字简洁凝练、段落层次清晰、文义通俗易懂，体现了简明扼要的文风和务实朴实的学风。

学习精准快捷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一份份简短的电报文稿，折射出的是精准快捷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正如毛泽东同志自己所讲：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个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

学习高超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同志提倡并非常善于“弹钢琴”。在香山期间，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殚精竭虑地处理党政军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既进行战略谋划，又进行战术指挥；既领导军事斗争，又领导党的建设；既强调武装斗争，又倡导和平手段（北平模式、绥远模式）；既开展阶级斗争，更扩大统一战线；既关注国内局势发展，又统筹对外关系；既尊重前线党政指挥员、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在战役战术方面的决策权，更站在全局战略高度，给予适时指导与提醒；既注重眼前的战役战斗，更注重利在长远的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接收管理城市；既激励前线将士奋勇杀敌，也关爱关心他们的后勤补给和身体健康；既注重对以往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又积极学习经济工作、管理城市以及处理对外关系等；既注重解放全中国，也注重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

学习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8月14日，在回复华东局发行公债的问题上，他有很多疑问。8月17日，在致陈云并告陈毅等人电文中，认为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后经中共中央集体讨论研究，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决定，从1950年1月1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一万万分，计一万二千亿旧人民币。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电报，完成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极为关键的时期，与同时期他发表的文章、讲话稿、新闻稿、信札、声明、诗词等一道，集中展现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现代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