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礼：革命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

秦邦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胞弟。相较于哥哥秦邦宪，秦邦礼没有完整的求学经历，早年间他甚至不能“光明正大”地为党做事，包括后来他所走的也绝非一条常规的红色之路。他默默无闻为党的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而有些事情是鲜为人知的。

弃学从商投身革命

秦邦礼，1908年8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家中排行老二，秦邦宪比他大一岁，妹妹秦邦范比他小3岁。因与哥哥年龄相仿，秦邦礼便与他同班读书。1916年，秦邦礼父亲患肺结核去世，家中就此断了直接的经济来源，只好变卖祖遗老宅，租族人秦琢如家宅居住，靠田地及遗留的存款放债为生。

秦邦礼自幼懂事，虽不是家中长子，却主动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为母亲减轻了很大的负担。1922年，14岁的秦邦礼为了资助哥哥和妹妹读书，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工。不久，秦邦礼参加了无锡钱业职工会，并担任执行委员。这是一段非常难得且受益匪浅的经历。通过钱业职工会，秦邦礼认识了很多商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从商经营的基本技能。同时，他也有了更多机会与进步人士接触，受他们革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哥哥会经常跟他讲社会是何等黑暗、政府已如何无能，而他又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百姓的残暴欺凌。从那时起，他就明白，自己弃学从商，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生计，更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出诸水火。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4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无锡制造反革命政变，各级中共党团组织和农会、工会遭到破坏，农民运动受到摧残。1927年10月，无锡农民革命军和农民革命委员会成立。11月9日，无锡农民2000余人，高举农军大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作为进步青年，秦邦礼参与其中。但国民党无锡当局残酷镇压，并以“暴徒”的罪名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起义未达到预期目的。秦邦礼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亲戚的关照下，他在一家小店铺做起了店员。虽然年轻涉世不深，文化程度也不高，但秦邦礼天资聪颖，又细心好学，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并将店铺经营得红红火火。这段从商经历，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他日后开展红色实业经济埋下了伏笔。

潜心救国蓄势而出

在上海期间，秦邦礼虽以学商为生，但他的革命之路并没有就此而中断。1930年，已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4年的博古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秦氏兄弟二人的革命之路开始走在了一起。1931年，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由于陈云在顾案发生后，机智果断地协助周恩来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进行转移，再加上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参与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周恩来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于是，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此时，王明也离开上海，去了共产国际。临危受命，博古担任了临时中央负责人，陈云则接替周恩来成为新特科的负责人。

这时候，上海为党的工作提供掩护的联络点已经不能再使用，新特科必须重新选择联络点。事实上，所谓的联络点就是上海街头的小商铺。一方面，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为党的工作提供掩护的场所。另一方面，还可以为上海地下组织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由于特科人员大部分已经暴露，陈云决定起用新人。于是，博古就把秦邦礼介绍给陈云。陈云听说秦邦礼还有经营店铺的经历后，甚是惊喜，决定精心培养他。

陈云约见了秦邦礼，还带了两根金条作为“见面礼”。这份“见面礼”，便是秦邦礼的第一个任务：以这两根金条做资本，为党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筹集经费。很快，秦邦礼便用这两根金条，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米店，把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出售。这也是新特科开办的第一家店铺。有了这个店铺，共产党在租房子或者营救被捕人员的时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单”。秦邦礼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因为经营有方，米店很快就盈利了。在组织的应允下，秦邦礼又开了一家家具店，为党组织开会打掩护。有一次，党组织正在家具店开会，突然遭到了国民党警察的搜查。于是，开会人员迅速将文件藏在家具中，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麻将拿出来，摆出一副正在打麻将的样子。其实，家具店不是一般的家具店，家具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家具。由于藏文件的家具是特制的，国民党警察没有发现秘密夹层中的文件。待国民党警察空手离开后，秦邦礼就借“家具被损坏要维修”的名义，派人将家具搬回家里，从而保全了会议的重要资料。

一边继续为党打掩护，一边继续做生意。秦邦礼采用滚动发展的办法，在一年之内又先后开设了糖坊、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博古推荐有力，陈云慧眼识人。1931年冬，经严朴和顾初介绍，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尽千帆政商两肩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仍在上海，共产党人经常往来于上海和瑞金之间。但从上海到瑞金，路途非常周折，要经过香港或广东，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路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三段，而且以大埔为节点，前段全是水路，后段净是山路，有些路段还需徒步行走。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汕头建一个联络站。陈云决定把这项工作交给秦邦礼。秦邦礼拿着陈云给的经费，在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作为秘密转移党员和交换文件的交通站。

通过中法药房汕头分店，秦邦礼为临时中央搬迁至中央苏区做了大量工作。据资料记载，经由这条线路进入苏区的党员干部达到200多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经秦邦礼亲自护送而到苏区的，包括刘少奇、张闻天、博古、陈云、林伯渠、李维汉、陈赓等等。当年，护送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的过程，尤其考验秦邦礼的经验和智慧。李德是德国人，外貌特征与众不同，很是显眼，路上不断遭到盘查。为把李德安全护送到苏区，秦邦礼为李德设计了不同的身份。先是把李德装扮成游客，乘坐英国轮船到汕头，并安顿到汕头的中法大药房。从汕头出发后，秦邦礼又把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待到大浦后又将其化装成传教士的模样，身穿一袭黑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经过这些巧妙且细致的装扮，秦邦礼帮助李德避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盘查，成功到达中央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秦邦礼的使命仍未结束。因为要照顾上海的生意，还需要打通“白区”与“红区”之间的贸易，为红军反“围剿”提供各种物资，秦邦礼仍需奔波于上海、汕头、瑞金之间。其间多少艰难险阻，多少生死坎坷，依靠他灵活的商业头脑和缜密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5月，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前往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陈云经重庆抵达上海后，与秦邦礼取得了联系。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无法展开工作，指示陈云赴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党所处的困境并希望得到下一步指导。1935年秋，陈云同曾山、杨之华、陈潭秋、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抵达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陈云一行和先行到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一行还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进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礼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原计划无法实施，中央指示秦邦礼卖掉店铺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由于有留学苏联的经历，组织决定秦邦礼担任马列学院教师，教授联共（布）党史。

寇深祸亟转战香港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作为这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蒋介石允许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那时，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陷，香港暂时没有受到战火波及，成为大后方与海外联系的最重要通道。经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一致，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7年冬，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和潘汉年赴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地点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粤华公司”。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另有工作人员19人，大部分是当地的和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只有很少数担任交通和机要重任的工作人员是从中央部门调来的，其中就包括秦邦礼。临行前，陈云找秦邦礼谈话，让其前往香港隐蔽经商，具体负责三项工作：首先，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其次，做好秘密财政工作，将党组织带往香港的外币（如美金、英镑等），以华侨捐款的形式，兑换成法币或银元汇回；再则，利用商业活动掩护物资采购，按上级下达的采购清单，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秦邦礼当时虽然只有30岁，但他有丰富的特工经验，留学过苏联，又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再加上他相貌堂堂，在香港隐蔽经商的重任交给他再合适不过了。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用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抗日。为更加隐蔽地做好这项工作，有必要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专门负责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1938年夏秋之交，一家名为“联和行”的商贸公司在香港开业，老板正是秦邦礼，他对外公开使用的名字是杨廉安。相对于同时期开办的其他公司，这家公司门面很小，注册资金也很少。公司公开的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上是秘密采购陕甘宁边区急缺的物资。从西药到医疗设备、从电子管到X光机、从鞋袜到军毯、从运输车到发电机，党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

1939年3月的一天，香港英国警察突然查封了粤华公司，廖承志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接收捐赠和转运的重任便都落在了秦邦礼身上。此时，秦邦礼在征得党组织允许后，入股香港新亚药厂，并陆续在香港开设了五家商号。秦邦礼的工作非常繁忙。为帮助他减轻负担，廖承志的母亲、已迁居香港的何香凝给他找了一位颇有来历的女助手黄美娴。黄美娴时年23岁，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毕业于加州大学，精通英语，还能讲上海话。黄美娴的父亲是美国加州商会主席，曾热心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香港侨界很有影响力，而她的叔父则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关系，特别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秦邦礼和黄美娴工作配合非常默契，久而久之便互生情愫。1944年，经中共南方局批准，秦邦礼和黄美娴结为连理。

服从革命毅然北上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这时，国内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隐蔽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撤销除去重庆和西安两地以外的所有八路军办事处，所以必须把最可靠、最安全的人派往这两个办事处。根据组织安排，秦邦礼于1942年10月北上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工作经历，但秦邦礼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稳健的工作作风，让党组织对他颇为信任。1943年春，周恩来指示秦邦礼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在华南一带继续经营西药、纱布、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商品，将延安所需要的物资分批运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

华南地区是秦邦礼开拓的又一个“战场”。因工作需要，秦邦礼又将公开姓名改为杨琳，这个名字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1943年春起，秦邦礼在桂林先后开办了经营纱布和食盐的庆生行，经营西药的新亚药店；在曲江（今广东韶关）开办了新苏建筑材料厂；在桂林、曲江两地间经营起规模较大、存货较多的协成百货公司。一年中，他曾三次押车去重庆送货。秦邦礼是一个有谋又有勇的人，既可以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又能与社会各阶层人士融洽相处。凡遇国民党关卡或车匪路霸，都能机智巧妙地化险为夷。1944年下半年，日寇进攻湘、桂地区，11月占领桂林。秦邦礼的生意损失惨重。根据上级指示，他带着黄美娴和几个忠实的伙计，携带协成百货公司所有的存货，疏散至广西平乐、昭平、八步一带，侍机东山再起。他发现经营汽车轮胎盈利颇丰，便将梧州的桐油贩到广州和香港，再将广州的轮胎、香港的百货贩回梧州。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资金链又恢复正常了。

红心向党润泽中华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1947年，陈云向中央提议，在香港设立外贸公司，将东北地区的粮农资源转化成货币资金，以补给前线需要。这一时期，隐蔽战线中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特别是解放区的对外贸易工作，直接关系外汇的流通和战略物资的供应。周恩来曾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南京局财委副书记钱之光，提出尽快开辟解放区的沿海口岸与香港的海上通道。考虑到秦邦礼有在香港经营贸易公司的经验，党中央便决定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接受任务后，秦邦礼速回香港，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

最初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仍旧是秦邦礼和黄美娴的“夫妻店”，组织上没有资金投入，生意一时很难展开。黄美娴便将父亲留给她的花园洋房的一部分，租给两位英国工程师，靠收房租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公司一开始的业务，就是将解放区的粮农物资通过大连港经朝鲜运送到香港，在香港出售，同时又以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载着解放区需要的物资返程。后来，随着生意渠道逐渐拓宽，秦邦礼与港英当局、汇丰银行、华比银行、怡和洋行、上海纱厂建立了融洽关系，开始积极接触海外市场，开拓远洋贸易。经过一年多的经营，联合进出口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名声飞扬海内外。

1948年，这年秦邦礼40岁。他从14岁辍学经商开始，始终以一颗向党的红心经营着事业。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使命。当联合进出口公司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时，秦邦礼心中所想的仍然是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便用更改公司名称的方式，表达他对党的这份赤诚之心。经商议，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1948年12月，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同时，中央决定将党在香港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陆续将党在香港的几家贸易机构全部归于华润旗下。1950年夏，中央决定在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16个单位合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秦邦礼任主任，兼任华润公司董事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48年9月至1949年初，华润公司在经营解放区货物贸易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四批将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300多名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安全运送到解放区，为确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作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这样，华润公司交由对外贸易部管辖。秦邦礼奉命回到北京，任对外贸易部综合计划局局长。1955年，秦邦礼被派往印尼，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1961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1964年设立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前身）成立，秦邦礼也从印尼调回国内负责相关工作。

1968年年底，秦邦礼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不幸去世。1975年8月，对外贸易部为秦邦礼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悼词中写道：“杨琳同志虽然逝世七年了，但是当我们回忆起他的革命精神时，无不感到沉痛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