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的石库门里创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取名为“外国语学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众多干部学校中,外国语学社算是最早的一个。它既是建党早期为全国各地离开家庭和学校要求进步的青年搭建赴俄学习的平台,也为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供了公开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
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
1920年1、2月间,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书记处的领导人之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提议,由远东局外国处组建一个代表团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指定维经斯基为负责人。这个代表团的重要使命就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列宁给代表团下达的3项任务中,其中有一项就是“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安排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首先要在国内进行语言方面的学习,这就亟须建立一所干部学校。由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也需要一个公开的场所开展革命活动。于是,维经斯基的重要助手兼翻译——杨明斋经手租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石库门房子。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这所革命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
这是一幢两楼两底一天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楼下是教室和餐厅。客堂间放着一张可供十几个人同时进餐的大圆桌。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和课桌,并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棚,打起了铺板。楼上亭子间分别为校长杨明斋和较早来校的学员李启汉的卧室。楼上的客堂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办公室,里面放了办公桌和油印机等。楼上东厢房是一部分学员的宿舍,外国语学社的秘书俞秀松,来自湖南的学员刘少奇和许之桢以及来自安徽的柯庆施等曾住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南腔北调,却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这里相聚。三尺讲台,豪情万丈;房子虽小,胸怀天下。
在这所青砖黛瓦的石库门里,除了外国语学社之外,中俄通讯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教育委员会也在此创建和办公,这里成为上海党团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的公开活动场所。
学员大多是早期党组织介绍而来
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旨在培养革命青年干部的学校。教师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讲授俄语的杨明斋、讲授法语的李汉俊、讲授日语的李达、讲授英语的沈雁冰和袁振英、讲授《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等。此外,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青年教员王元龄也讲授俄语,还有讲授世界语的斯托帕尼。
外国语学社从1920年9月28日至10月2日连续在《民国日报》第一版刊登了5天的招生广告。后又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添招新班的广告。尽管外国语学社公开刊登了招生启事,但学生大多是通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而来,也有一些是经人介绍的,毛泽东、贺民范、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等人都曾介绍不少革命青年到外国语学社学习。介绍来校的外地家庭困难学员的住宿、膳食等费用,均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安排。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浙江、安徽、四川等省学员最多。
学员的学习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学员除了学习外国语,还要求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社特别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安排学生到工厂调查,帮助编辑报刊,到街上散发传单,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工人罢工等,以多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
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为加强对进步青年的教育和管理,上海早期党组织于1921年初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教育委员会,包惠僧担任委员会主任,杨明斋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选择青年团的优秀分子去苏俄留学。在这期间,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中选派了30多名学员分批被送到苏俄,多数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然,由于革命形势需要,也有一些学员留在国内开展革命斗争。在这些学员中,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卓越领导者,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柯庆施等。我们更不能忘记从外国语学社走出的罗亦农、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伯台、傅大庆、吴芳、雷晋笙、陈为人、叶天底、刘汉之等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
早期党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还是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觉,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受到法租界严密监视。8月,外国语学社宣告结束。外国语学社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却为党组织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外国语学社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革命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办学特色鲜明,从创办之日起,就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体现了开创性、灵活性、革命性、国际性的特点。外国语学社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壮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