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不仅因为这是一支有理想、有文化的队伍，还在于其非常注重身体素质的锻炼，突出表现为开展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体育运动。事实表明，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大大提升了将士的军事素养，增强了团队合作，活跃了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许多好的经验与传统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训练与生活。

红军的日常军事体育训练

红军的体育事业是伴随着红军的发展而勃兴的，因为军事本来就与体育密不可分。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日常军事训练就有很多的体育成分。战争间隙，红军指战员根据每天的课程安排出操训练，进行跑步、刺杀、投弹、摔跤、攀爬等。步云山是红四军的练兵场，从山下到山顶约5里。每周都会组织战士们爬山，爬得最快、练得最好的战士，不仅会受到表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还会获得一双草鞋、三颗子弹等奖励。后来形成了“三操两讲”制度，每天3次操练的内容就包含了许多体育项目。

红军经常举行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走到哪里，体育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军事体育训练注重军事技能训练和团队协作，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形式体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提出了“体育军事化”的口号，同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性，因为这种体育的任务“不是为的赛胜负，乃是锻炼铁的筋骨，保卫苏维埃政权”。红军的体育使工农战士练就了钢铁般的筋骨，这对行军打仗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也培养了红军战士集体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军事教材《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中写到训练的目的“不只在于训练各种机械的制度操法，而着重在锻炼体力与适合战斗中的活泼运用”。因为新兵在入伍前大多“久在农村劳作，身体胖大活泼，虽有气力，但用时常限于横力直力”，故要“以适当方法，在操场或野外，训练其适合战斗的动作与体力”。可见，军事体育训练要达到两个效果：其一，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增强体力和耐力，如腿部力量；其二，避免过于呆板使用蛮力，而要掌握灵活运用身体及枪械的能力，也就是协调性、柔韧性，如快速跨越障碍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日后在战场上能有效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减少损伤等。

红军时期强调“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以此“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养成强健身体的阶级斗士”。朱德曾精辟阐述其深层用意，“所谓提高技术，并非狭义的仅作球艺而论，而是说，在使身体强健的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办法，而为将来训练大批军事技术人才作准备”。

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

为了推动红军体育活动的开展，部队各级俱乐部、列宁室经常组织有趣的体育竞赛。红军各级政治工作部门也常在战斗胜利或各种重大节日期间，举办一定规模的运动会。

为庆祝福建漳州战役胜利，1932年5月4日红军在漳州举行了红五月运动会，由红一、五军团参加。运动场是在赛前3天，由工兵连和各单位抽调的人员紧急修筑而成。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跳高、跳远、百米赛跑、刺花枪、劈单刀和双刀、投手榴弹等。时间为3天，各类运动项目分别进行比赛。

1933年七八月间，红军的许多部队为了纪念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在8月1日前后纷纷举行运动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全军首届赤色体育运动大会。为避免敌机袭扰，故选择在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地势平缓且远离首府瑞金的永丰县藤田地区举行。红一、五军团选派了4个团，另有永丰独立团和龙冈独立营，6个参赛单位共计6000多名选手。兴国、宁都、赣县等县均派出参观团前往学习观摩。赛前成立了筹备处，平整出比赛场地，建了临时新剧台、指挥台、主席台、参观团休息室、救护室等，还就地取材制作了一些简易的篮球架等体育设施。

8月6日举行开幕式。比赛在永丰藤田、瑶田、湖西三地进行，中心赛场在藤田，项目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4个方面共30余项。体育方面：田赛包括跳高、跳远、单双杠、高低杠等；径赛包括100米、200米、500米赛跑；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军事体育项目有刺枪、投弹、射击、武装越野和队列等。结束时，由评判组评出各项比赛获胜单位，红一军团二师五团被授予“模范红五团”光荣称号。8月14日闭幕，朱德和周恩来出席并作讲话，向获奖单位与个人颁发了奖旗、奖章和奖品。

这次体育盛会堪称中国军事史、体育史上的伟大创举，标志着红军的体育运动步入了鼎盛时期。此后，“在苏区内，体育运动是一天天地向前开展着。红色的体育健儿，一天天地多起来了”“到处都在举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运动”。红军还积极参加苏维埃政府、社会团体、学校等举办的运动会，与工农群众一起开展军民体育竞赛，从而促进了军民团结。

党和红军领导人积极倡导和参与体育活动

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党和红军领导人积极提倡体育运动，亲自组织体育运动队，为体育赛事作指示，担任体育裁判等。他们还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

当时中央机关的体育活动很丰富，以球类为主，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参加人员十分普遍。各机关还成立了不少球类代表队，如中央政府篮球队、中共中央局篮球队、少共中央排球队、中央联合足球队等。如中共中央局篮球队的队员有任弼时（中锋）、邓发（中锋）、方子琴（右锋）、段锡明（左锋）、王德林（前卫）、陈益声（后卫）。可见，许多红军领导人都曾在球场一展身手。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是体育积极分子，几乎每天的休息时间，都要在一张简易乒乓球桌前“厮杀”一番。

毛泽东深知强健体魄的重要性，不但自己坚持参加跑步、爬山、游泳、打秋千、骑马、体操、爬竿等体育活动，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还常鼓励身边的年轻战士通过锻炼增强体质。他与徐特立、谢觉哉等人一起组织修建了沙洲坝大运动场。担任过体育比赛裁判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陈云、项英、凯丰、邓颖超、何长工、刘伯承等。杨尚昆、王盛荣还是出色的篮球裁判员，每遇重大赛事，都少不了他们上场执哨的身影。张爱萍、施碧晨、汤建、肖华等人经常撰写体育报道，大力宣传体育运动。

最喜欢体育运动的领导人要属朱德总司令，他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体育学堂，当过体育教师，体育项目样样精通，尤其对篮球情有独钟，而且球艺精湛、技术全面，有“篮球健将”之美誉。朱德经常与战士们一起报名参加篮球赛，他在球场上能攻能守，与队友配合默契，传球快、投篮准、运球稳，跨步、跳篮、断球都有一套。朱德没有架子，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同场竞技，有时为了轮流上场等很长时间也毫无怨言，故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尊重。他除了直接参赛外，还会在场下与其他战士一起做拉拉队员，为场上的球员加油与喝彩。

红军时期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体育与军事有机融合，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推广特色鲜明的体育运动，形式灵活、大胆创新，寓教于乐、广受欢迎。此后，我军始终把开展体育活动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事业也成为服务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