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德厚的女革命家蔡畅

（蔡畅，1900年5月14日-1990年9月11日）

蔡畅，1900年生于湖南农村，1990年逝于北京。漫长的90年里，她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成长为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见证了中国跌宕起伏的20世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历程的参与者，她并没有留下多少“传奇”的故事。但蔡畅崇高的思想品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贞不渝、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甘为人民公仆的本色，使她不仅获得“功髙德厚”这样堪称完美的评价，在其生前身后更赢得了来自基层妇女普遍而真诚的爱戴。因为她用一生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件事——开辟了妇女解放的道路，而这件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毛妹子”：唯抗争，是成长

蔡畅，原名蔡咸熙，父亲蔡蓉峰，母亲葛健豪。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她最小，大家都叫她“毛妹子”。6岁，到了缠小脚的年纪。那个时代每个乡下女孩“到了岁数”，都要过这一关。可是毛妹子偏偏不想“过关”，6岁的小女孩当然不懂什么进步意识，可是裹脚的过程无异于一次酷刑。承受不了强加的疼痛，她连哭带闹的不依。这小小的抗争也不算出奇，差不多所有小女孩都曾为裹脚而哭闹，可最后在家长的权威下还是要屈服。毛妹子特殊的幸运，是她有一个开明而且能在家里做主的母亲，还有一个读了书还一心向着妹妹的三哥。三哥劝说，加上母亲心疼，毛妹子居然赢得了不裹脚的特权。直到老年，蔡畅还会提起这次“反封建”的胜利。她说，她从那时起才懂得女娃子要学会反抗来保护自己。

此后的9年，毛妹子一天天走上和其他乡下女孩不同的道路。除了农村劳动，她还曾经随着同样日渐进步的母亲葛健豪、三哥蔡和森到县城读书，甚至十三四岁就在母亲创办的学校里成了小教员，还在体育课上带着小伙伴们撕掉裹脚布。也许是天足让她能走出家门更多的接触社会，也许是第一次反抗的胜利教给她超出常人的勇敢，毛妹子的心悄悄飞出小小的双峰县。在三哥去长沙读书以后，她更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可能有自己更大的未来。心灵已经悄悄地打开一扇窗，她注定不会再低下头，去走别人的老路了。

可是15岁那年，毛妹子还是迎来了一“劫”。15岁，在中国乡间已经是个大姑娘，可以真的“放人家”（结婚嫁人）了，何况，读书识字、品貌端庄的蔡咸熙早就是家乡的小小名人。于是，父亲以500大洋的代价，要把她许给一个地主家做媳妇。平心而论，这在那个年代是小户乡绅的惯常做法。不过，这个已经读了一些书、有了－些自我意识，满心憧憬着未来世界的小＿女孩再次拒绝“惯常，，，她不要和千百万乡间女子一样，成为封建礼教的奴隶。“抗婚”，在“父为子纲”的时代，已经触犯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难度远远大于9年前的“放脚”。这－次，怒不可遏的父亲不仅固执己见，甚至不惜提刀追砍又一次支持女儿的母亲。毛妹子的三哥为她指出了新的道路：“逃婚、出走、远行、求学”。那一年在母亲的支持下，15岁的毛妹子沿湘江离开了故土。也是那一年，考入周南女校的她改名为“蔡畅”。毛妹子的时代结束了，蔡畅走向了新的生活。

（1923年，蔡畅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济陷入极度困难时，到巴黎橡胶厂做工，转为中同共产党正式党员图为蔡畅在法国时留影）

少女时代，开眼看世界

1918年11月28日，湖南《大公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周南女校运动会自上午九时起、下午三时止，其指挥者为该校体育教员蔡畅女士。她精神愉快，深得儿童心理……鼓掌之声，响彻云霄。”其时，18岁的蔡畅已经在长沙生活了三年。

蔡畅的长沙生涯并不轻松。她15岁入周南女校音体专业读书，16岁毕业。此时，和儿女同期毕业的母亲葛健豪沦入了“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中；三哥蔡和森完成学业后，和同学结社自学，不但毫无收入，还要增加若干开支。恰在这时，周南附小为蔡畅提供了体育教师的位置。在周南女校的几年里，她八块大洋的微薄月薪要应付全家人的开销。经过艰苦生活的打磨，蔡畅愈发显得稳重坚定。

当时，几千年中华文明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危局中，列强虎视眈眈于外，儒家思想式微于内，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长沙既是四方通衢，又有爱国主义传统，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蔡畅初来长沙，原本只是谋求个人的自由解放。但置身于火热的时代，接触到《新青年》这样的进步读物，又亲身体会到人民对于国事危亡的痛心和激愤，以她勇敢坚强的个性，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影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家民族“救亡图存”这个大主题上。结合国家的不幸和自身的遭遇，蔡畅开始意识到，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要解决个人问题，非从解决国家的社会问题入手不可。虽然这种认识还只是处在模模糊糊的阶段，却为她日后的探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918年，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成立。当时，蔡畅并不是学会会员，而是学会最热心的“旁听生”。旁听“大哥哥”们思想的感悟、交锋和碰撞，让蔡畅大开眼界。更主要的收获，则是她得以和一直关爱自己的三哥蔡和森朝夕相处，近距离接受他的思想熏陶和学业指点。以后的十多年中，蔡和森不但常常充当蔡畅工作上的领导和同志，更是她思想上无可争议的导师。70年后，蔡畅为新民学会题词：“毛蔡寄庐流芳千载，新民学会建党先声”，以此纪念这个让自己人生“转弯”的关口。

学会成立只有两个月时，蔡和森突然离开长沙，远赴北京。整整一年之后，三哥从北京给蔡畅来信，传来一个重要信息：他在这一年里为自己、为蔡畅、也为众多同志找到了新的努力方向：留法勤工俭学，去寻求改造中国的良方，了解外部更广阔的世界。

异域生涯，战士是怎样炼成的

从1919年10月离开长沙，到1925年8月回到上海，蔡畅的异国“取经”之路将近6年，其中除了1925年受中共中央安排在苏联学习的半年，其他时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虽然后世通称这段在法经历为“勤工俭学”，但单就求学而言，所占的时间并不长。赴法生1920年2月才到巴黎，真正上学头尾不过一两年，其中多半还用来学习语言。1921年2月，在法国，留学生为反抗北洋政府对留法生的迫害而与之发生大规模冲突，6月、9月又接连爆发了两次冲突，赴法生连续冲击中国驻法公使馆和中法合作的大学，以致北洋政府停发赴法生的生活费。到1921年10月，蔡和森在内的多数留学生被强制遣返，蔡畅和留下的同学靠做工自食其力，稍有余力再互助学习。虽然不能算是正式的“学生”，却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其实蔡畅和她的同学们，原本就不是为了学习某一科专门的学业而赴法。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当时比东方更加先进的欧洲社会中，寻找中国的，同时也是自己的方向。来到法国不久，新民学会彻底分裂成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个分支。蔡畅运用生涩的法文，依靠字典的帮助研读理论书籍，在三哥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从此，蔡畅一生也没有背弃自己的信仰。在三次和北洋政府面对面的冲突中，她作为蒙达尼公学的女生领袖，直接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对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有“女学生之加人运动，是长男学生之势，壮男学生之气也”的评价。特别是在三哥回国之后，远离“主心骨”又被断绝经济来源的蔡畅并没有慌乱，她一边在电灯厂、胶鞋厂做工，用一天十个小时的苦工换取留在法国的经济外条件，一边苦读马列著作，还担负起中共旅法小组的宣传工作。跳出中国旅法生的圈子，她还在身边的法国工人和留学生中广交朋友。就是在这个阶段，她赢得了与加香（后为法共领导人）、胡志明（后为越共领导人）的终身友谊。在此期间，蔡畅实现了自主婚姻的理想，与李富春结为夫妻。

旅欧生涯里，另一件触动蔡畅的事情是欧洲妇女地位的解放。法国和苏联当时的社会制度差异很大，实现妇女解放的方式也相去甚远。但在两种不同甚至是冲突的制度之下，男女平等都已经作为基本原则被法律保护，也成为社会大众所公认的准则。相比之下，中国的一般群众已经饱受压迫，而妇女的地位则更低。通过学习和实践，蔡畅初步认识到妇女问题不仅仅是女性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男女平等，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于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达到全社会的男女平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带着这个问题，在苏联的半年里，蔡畅全力以赴研究苏联的妇女儿童工作。除了钻研理论著作和法律文件，她还到工厂、农村、学校、医院，观摩苏联的基层选举，考察苏联的儿童托养。她不但看到社会对妇女的解放，也进一步去了解妇女的贡献，认识妇女的价值，对于“妇女对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这个命题，得出了清晰的认识，对于“妇女如何求解放”这件事情，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在心中，她把共产主义信仰和妇女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执着地追求了一生。

1925年8月，蔡畅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上海。此时的蔡畅在异国艰难的岁月里，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她的思想、才华和意志已经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战士，即将走上属于她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决定，蔡畅调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科工作。）

转战之路，不忘初心

1925年8月，蔡畅回国，旋即从上海赶赴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离开妇女工作。最初几年，拥有丰富的工厂、农村生活经验的蔡畅和战友们，把精力投入到更具活力的底层妇女运动之中。随着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蔡畅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伐军唯一的女军官，随军一路南下，在一块块新开辟的土地上宣讲和实践她妇女解放的理想。

正当胜利看上去触手可及时，南京“清党”、武汉“分共”。捕杀、战争、流血无处不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几入绝境，无数亲密的战友牺牲。四年后，更大的一次伤害不期而至：1931年6月，蔡和森在香港被捕，同年8月，在广州被杀害。对中国革命而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创始者和极其出色的理论家，而对于蔡畅而言，失去了自己的三哥。

面对灾难，蔡畅选择了坚强。蔡畅知道，轮到她去举起火炬，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在1927年到1949年这22年的战争中，蔡畅辗转中国许多地方，留下了这样一份复杂的“年表”：

1927年，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妇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1930年，妇女部部长；

1931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参加长征；

1935年，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6年，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8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委、书记；

1941年，中共中央妇委书记；

1945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6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务委员；

1947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8年，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女工部部长；

1949年，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

（1947年2月27日，蔡畅出席国际民主妇联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作了主题发言。）

时局让蔡畅走过太多地方，担任过太多职务，她几乎没办法在一个“专职”的岗位待上几年。但是每到一地，她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首先，扫除封建礼教、破弃买卖婚姻，教妇女能独立自主；兴办学校、进行教育，教妇女能自尊明理；组织生产、传授技术，教妇女能自食其力。

接下来，把妇女训练成工人、农夫、教员，还有战士，前方出力、后方生产，让女性的力量得以彰显。

在政权稳固的地方，制定政策和法律，使种地的妇女有田耕，做工的妇女同工同酬，家庭里的妇女有平等的继承权和财产权。

培养他们中的一部分和自己一样的干部，让从前的村姑媳妇能够施展身手，做其他千万个村姑媳妇的榜样。

22年的转战，她帮助无数受欺凌与受压迫者，帮她们自立和成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这些战士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又推动她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1949年4月，蔡畅当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9月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半百之年，她走到了自己事业新的高峰，等待她的将是一个崭新的舞台。

（蔡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作《拥护新宪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发言。）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畅任全国妇联主席时的会见接待活动）

蔡大姐，把名字写进历史

中国妇女被轻视和压迫了几千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多地区，“男尊女卑”的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存在。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风俗礼法，妇女工作者必须想出更多办法，来彻底清除封建思想的影响。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台，明确把重婚、纳妾、童养媳、买卖婚姻等封建恶习，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家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单位，《婚姻法》的实行，让每个妇女感受到自己地位和权利的变化，中国的妇女事业，从这每个成员的变化中焕然一新。

种过地、做过工、留过洋的蔡畅认为，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就要经济独立。全国妇联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在农村，随着《土地法》的出台，蔡畅明确提出，未婚女子要分“姑娘田”，出嫁、改嫁还要把自己的土地带走。在城市，她大力发展女工、促进同工同酬，还督促普遍建立保育院托儿所为女职工解除后顾之忧。随着女工、女司机、女测量员、女子列车组等层出不穷，广大女性在社会生产中不仅提高了生产技能，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自身也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与此同时，她还还重视妇女精神的独立。短短几年之间，无数为女性开设的学校建立起来，无数历史悠久的学校对女性打开了大门。妇女们学到的不仅是科学知识和一技之长，更学到了自尊和自信，增强了做自己命运主人的觉悟。

1954年普选，蔡畅回想起30年前考察苏联普选的经验，把参选当成了妇女权利教育的大讲堂。一张“选民证”，成了妇女口中的“当家证”，女选民投票率高达84%，全国选出各级妇女人大代表98万人。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年纪和职务的变化，已经不允许此时的蔡畅继续行走在基层工作的第一线。她所能做的，除了把握党关于妇女工作大的政治方向，当好中央的参谋，把妇女工作的需求随时融进国家法律政策，以及抓住一切机会向国际宣传中国妇女的新形象之外，更多的是放在选拔、任用年轻妇女干部上。纺织工郝建秀、赤卫队队长李友秀、公社社员申纪兰、种棉能手张秋香，以及其他许多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遗憾的是，在其后一二十年起起伏伏的政治斗争中，妇女工作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对于蔡畅本人而言，虽然由于她一贯的温和厚道，以及和毛泽东多年来如兄妹一般的亲密关系，让她免遭许多伤害，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巨大冲击。当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后，75岁的蔡畅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8岁时连任。这个职务是对她过去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充分肯定。1980年，80岁的蔡畅提出辞职，从此再未担任过任何有实际职责的职务。此后的蔡畅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却没有走出人们的记忆。从二十几岁起，她就被身边的战友称为“蔡大姐”，这个称呼也许是对蔡畅最合适的概括，她质朴、温和与厚重的品格，虽然不见棱角，却能不受环境、职位和岁月的侵蚀，始终如一。美国作家索尔斯伯里曾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蔡畅便是。”20世纪80年代末，《蔡畅传》的作者曾走访了多位她旧日的同事和部下，这些人提及多年前帮助和关心自己的“蔡大姐”，都毫不掩饰心中的尊重和爱戴。1983年，在蔡畅彻底退休3年之后，40位曾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妇女干部聚会，联署给她这位40年前的老领导发出慰问信，信中写道，“大姐：每当我们妇女集会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您。大家非常怀念您，因为您和我们妇女的解放、和我们妇女干部的成长是分不开的。大姐：您年事已高，望你多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

（1980年5月14日，蔡畅八十寿辰时，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卓琳等前去向他祝寿。）

晚年的蔡畅，就这样在故人的敬爱当中，安静地享受了10年退休时光。1990年，90岁的蔡畅病逝。此时，她曾穷尽一生去追寻的目标已逐渐成为现实。

现在，蔡畅的名字，对许多读者已经有些陌生了。也许未来若干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名字变得陌生。但他们共同写下的、属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将会长存，因为所有的不屈、抗争、奋斗和坚持，所有抛洒的血汗和泪水，已经汇进了民族的血脉之中。

（作者：原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