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领导干部要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并多次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在家风建设方面，为全党作出了榜样，要把弘扬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传统，作为促进家风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陈云家风实例为个案，从一个视角展现老一辈革命家在家风家建设面的品德风范。

一、“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在家庭，第一任老师是父母。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点，精神品格确立的土壤。启蒙教育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陈云有五个子女。长女陈伟力、长子陈元，次女陈伟华，小女陈伟兰，次子陈方。在陈云成为五个孩子的父亲时，已身肩党和国家多项要职。1950年，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0月递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随后兼任中央财经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商业部部长等职。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日理万机，闲暇时间极度有限。但他非常爱家，爱孩子，挤出闲暇时间，高度关注正在成长的五个孩子的教育。

在孩子幼小心灵里，陈云首先留下的印象是，爱他们的父亲。五个孩子在回忆中都说过：“在我们眼里，父亲永远是那样慈祥可亲，深爱着自己每一个孩子”。他让孩子们摸他的胡子，用十分宝贵的休息时间，给孩子们照相，带他们去大海游泳，听评弹。夫人于若木回忆说：陈云同志和我，对儿女们的教育是很投入的，孩子们有某种爱好，尽量支持和满足。伟力对科学比较感兴趣，给她订了《大众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伟力还喜欢音乐、舞蹈，给她买了相关书籍。陈元小学一年级开始装矿石收音机，后装电子管的，为开阔眼界，给他订了无线电杂志；陈元小学时就喜欢打乒乓球，给他买了红双喜牌球拍。陈方喜欢航空，给他订了航空杂志，等等。在教育上，陈云给孩子们一个宽松环境，不给过重压力，为孩子们的天性和潜质的生长营造了沃土。

陈方回忆说：父亲对我们十分慈爱，从没有说过重话，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我们；但对我们的品质教育又非常严格，涉及原则问题，从不留有余地，要求我们读好书，做好人。除一般道德品质教育外，陈云根据家庭情况，对孩子还有一些重点要求。

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搞特殊化。陈伟力说：“爸爸从来不允许我们因为有特殊家庭背景，而产生优越感。”伟力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在家里长大，比较自由散漫。她上小学一年级时，陈云把她叫到办公室，特别嘱咐：“到学校后不许提爸爸是谁，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什么本钱可骄傲，你是你，爸爸是爸爸。”这件事给伟力留下深刻印象。对其他几个孩子，陈云也有同样要求。所以，五个孩子一生都低调处事，从不张扬。伟华上师大女附中时，伟力骑车把她领到学校，以后伟华每天就按姐姐告诉她的路线，骑车上学。陈元考上清华，是伟力和他一起驮着行李，到校报道。伟力考上科大，是自己驮着行李到校的，因为东西多，一次没驮完，就又驮了一次。于老回忆说：“我们的儿女、孙辈，在学校里看不出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

要严守规矩，遵守纪律。陈云很早就立下三条家规：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20世纪50年代，于老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一个月，是骑车去的；从北京城骑到十三陵工地要四个多小时，为准时赶往工地，她天不亮就出发。60年代中期，于老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属的香山植物园担任党支部书记，始终从北长街骑车到香山上班；因路途远，为不影响工作，她平日吃住在单位，星期六才骑车回家，途中累了，停下休息，买点东西吃，继续赶路。80年代，于老调到科学院政策办公室工作，仍骑车上班，当时已70有余；一次途中被人撞倒，脚面骨折，休息好长时间，从那以后，陈云才不再让她骑车上班了。

陈云是严守规矩和纪律的楷模，对此家人有着深刻印象。他一生肩负国家经济重任，管财管物，从不谋私。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百业待兴，陈云身负重任，夜以继日的工作，身体十分虚弱。有一年11月初冬，北京气温骤降，陈云披着被子办公，恰好周总理到他那，见状实在于心不忍，当即说，特许提前供暖几天。陈云坚决地说：“11月15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伟力清楚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妈妈在市场上给爸爸买了一条毛巾被是高价的，挺高兴；第二天报上就登出消息，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取消高价商品，所有商品都降为平价，当时妈妈有些抱怨，爸爸平静严肃地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陈云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五个孩子，他们从小都规规矩矩，严守三条家规，没有人逾越。这种好的教养带到学校，对老师知敬畏，对校纪严格遵守，没有一个孩子因违反纪律受到过批评。

要公私分明，严守信用。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陈云要求孩子从小就要公私分清。陈方上中学时学游泳，从勤务员手中要钱买脚蹼，超出预算。晚上散步时，陈云问陈方：“你从哪拿的钱？”“石头（勤务员石长利）那儿。”“石头哪儿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是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爸爸。”“记住，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这次谈话使陈方深受教益。以后在他担任中国中山实业公司总经理时，时刻记着父亲不要浪费人民一分钱的教诲，上任何项目，都精密筹划，注意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陈云曾给孩子讲过一个警卫员的故事。这个警卫员叫张廷春，打仗特别勇敢，平时比较鲁莽。在他复员回家时，陈云特别嘱咐他，今后不管到哪，做什么工作，永远记住：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拿。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一定要查的。张廷春牢牢记住陈云的话。多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查账，很多人出了问题，但他始终未出任何问题。这个故事伟力记得特别牢。她在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和以后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岗位上，曾多次在领导班子中谈父亲的这个观点；在工作中严格照章办事，公私分清，除应得的工资和奖金外，从不多拿公司一分钱，带动单位营造了好的风气。

陈云及于若木对孩子从小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潜移默化渗入孩子心灵，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五个孩子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后来上了大学的长女和长子，始终品学兼优。踏实、朴实、低调、严谨、坚韧、思考，是家风教育在五个人身上打造出的共同品质，坚实地奠定了他们人生发展的基础，并终身受益。

二、在逆境和家庭遭受打击的特殊岁月，给孩子们温暖、信心、力量，把他们引导成眼界开阔、意志坚强的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云的五个孩子都到了走向社会、迈上人生新台阶的关键时期。由家庭到学校，这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由学校到社会，是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十分重要的成长期，恰好在这个阶段，五个孩子首先面对的是重大家庭变故。

父亲陈云的政治地位骤然下降。先是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只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随后，在北长街的家多次被抄，中央文革小组煽动造反派成立“彻底批斗陈云联络站”，企图揪斗陈云，因周恩来的保护未能得逞；但陈云所有文件停发，待遇降低，到1969年中共九大时，仅剩下中央委员的名义。

母亲于若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随后，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在干校，因给江青贴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失去了人身自由；从1967年到1972年一直没能回家，开始还能和家里有通信联系，后来不准联系，家里人只能从旁人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

面对巨大变故，陈云泰然自若，处变不惊；坚信历史是硬的，经得住考验；人民群众是公正的，人心是雪亮的，混乱不会长久！陈云大无畏和沉着、坚定的气质感染着孩子们，使他们不自卑、不懦弱，勇敢面对着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母亲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陈云以百倍的父爱温暖着孩子们的心。

大女儿伟力坐月子是陈云亲自安排的。因为当时伟力讲了江青的问题，在单位属于“敌我矛盾”，加上陈云的政治背景，不可能雇到人照顾她；陈云就让初中刚毕业的陈方留在家中，照顾姐姐坐月子；交待家人把伟力坐月子房间的窗户用纸糊上，以免受风；还交待秘书肖华光回家问爱人，如何坐月子，如何喂孩子，如何带孩子，然后讲给伟力听。伟力记得，在肖秘书给她讲时，父亲也站在旁边细心听着。在父亲的关心和爱护下，伟力顺利渡过妇女一生中的特殊时期，孩子带的也不错。后来，陈云幽默地说：“看来带孩子是母亲的天性，天然就可以会的。”

长子陈元的婚礼是陈云安排的。陈元清华毕业后，被分到湖南电池厂，离家很远，父亲很难见到他。1969年10月，陈云与邓小平、王震被疏散到江西后，陈云陆续见到了伟力、伟华、伟兰、陈方，只有陈元还没有来过。陈云惦念陈元，盼着能见到他。陈元也十分想念父亲，计划1972年春节到父亲那结婚。陈云知道后，非常高兴，专门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陈元当新房。陈元的爱人从北京带了毯子和褥子，当时在陈云身边照顾他的伟力觉得不够，又到干休所借了两床军被和褥子，用一袋糠和两个面口袋做了两个枕头，帮助父亲准备了大弟婚前再简朴不过的结婚用品。陈元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赶到江西青云谱陈云的住地。第二天，陈云没办酒席，买了包糖，分给干休所老干部和职工。陈元和爱人到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伟力提议照张相，留个念；陈元用旧照相机先给父亲照了一张单人照片，然后用自拍键与爸爸和爱人合影、同大姐伟力合影，同爱人自拍了结婚照，最后四个人又一起照了合影。陈元用过期的相纸，冲印了这些照片，始终珍藏着。这个由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财经大管家的父亲，为他举办的比平民家还要简单的婚礼，让陈元终身难忘！2010年，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陈云画传》时，陈元拿出了珍藏近40年的结婚当日照片。揭开岁月的沉封，陈元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深沉平静地说：从照片“看得出来大家都挺高兴，尽管当时政治环境严酷，家里却是其乐融融，父亲在困境中保持了非常乐观的情绪。这也是‘文革’时期父亲在南昌留下的唯一照片。”这几张珍贵的照片，后公展在上海陈云纪念馆陈云生平业绩展中，并部分收入2011年出版的《陈云画传》。

陈云关爱并严格要求到乡村从教的次女伟华。1968年学校分配伟华到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开始说进深山区，那有喇叭沟门公社、还有碾子公社，但没有最后确定。伟华向父亲如实说了情况，陈云对她说，你要准备进深山，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喇叭沟门和碾子公社去任教。后来怀柔教育局把伟华分到半山区慕田裕长城脚下，陈云得知后，嘱咐伟华，不要穿皮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当地老百姓及同事们打成一片，不要特殊。山区寒冷，有的同事铺了狗皮褥子，伟华想让家里买一个。陈云反复问她，狗皮褥子是不是很需要，同事们是不是都有，最后从严要求，没给伟华买。陈云非常关心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常向伟华了解；父亲关心的问题，对伟华也是个引导，她细心观察，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父亲，陈云非常高兴。在父亲严格要求下，伟华和当地人民相处非常融洽，学校领导和公社党组织给了她很大关怀和帮助；她也从普通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身上，感受到了朴素无华的感情，丝毫没有受歧视的感觉。特别可贵地是，她感受到，父亲长期抓经济工作，关心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人民爱戴他，惦记他；在她准备去江西探望父亲时，许多老乡托她向父亲问好。这份真挚的感情在伟华心里注下了深厚的正能量，生活虽然艰苦，但愉快。伟华将乡亲们百里挑一的两个又大又圆的核桃带给陈云，作为保健用具活动手指，陈云非常珍视，这两个核桃一直陪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成了宝贵的文物。

陈云让全家为远行西藏的小女伟兰送行。1968年，伟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被分配到西藏。当时伟兰18岁，去那么远、气候和风土人情完全不适应和不熟悉的地方，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有人给她出主意：让你爸爸和有关领导打个招呼，留在成都，不去西藏。陈云知道后，明确对伟兰说：这招呼我不能打！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但陈云心里是很惦记伟兰的。最小的女儿进藏区，任何父亲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伟兰出发那天，陈云很难过，站在家门口，让全家所有人去送伟兰。他平和坚毅地对伟兰说：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浪，你都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西藏冰天雪地，部队里面生活十分艰苦，伟兰在那经受住了从小到大从未经过、也未见过的磨炼，一直到1970年复员。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伟兰说：“每当遇到困难，一想到爸爸对我说过的话，心里就好像有底气，就想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趁年轻时能够增长自己的能力”。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饱含深情的慈父教诲，就是伟兰在困境中坚持，在困境中成长的动力！

陈云给小儿子陈方留下终身受益的教诲。和哥哥姐姐比起来，陈方算是幸运的。他中学毕业，赶上工厂招工，便和同学们一起分到北京当工人。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他和同学们到西北“大串联”，一直走到新疆。回来后，陈云问他，你们吃饭和坐火车的费用如何解决？陈方告诉父亲：坐火车不要钱，有时吃饭交点钱；我带的钱不够，在新疆借了15元钱。陈云听了，当即对陈方说：“钱马上还回去”。随后，陈方按借钱地址，把钱邮寄了过去；新疆接待“大串联”的单位，寄回了收据。陈云嘱咐陈方存好收据。“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新疆曾接待过陈方一行的单位，要求还钱；陈方把收据寄了过去。陈云知道后，对陈方说：借钱一定要还，还了要把收据存好，以此证明，以后你一定要这么作！在这件事上，父亲的态度给陈方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他还年轻，对父亲要求他借钱要还，能够理解；对还了要存好收据，不十分理解。有必要这么认真吗？！但这是父亲的要求，他照着做，没有往深处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担子的加重，陈方越来越感到父亲在这件事上对他教育的意义。在钱的问题上严谨处事，清清楚楚，守信用，有原则，对于在社会上立事为人，在单位各方面关系的有序处理，都十分重要。父亲一辈子管钱管物，在党内有“红色大管家”之美誉，与他严谨慎重，一丝不苟的作风有着密切关系。

除了生活上的关心，思想上的要求和引导，“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在学习方面，对五个孩子有很深的影响。

孩子们小的时候，陈云就注意这个方面的指点。陈元小学就开始看《参考消息》。因为住校，一个星期只能看一次。后来上中学，天天回家，做完功课就到爸爸办公室看《参考消息》。陈云大办公桌放着各类文件，不许家人靠近；各类报刊放在单人沙发前的小圆桌上，陈元就静静坐在那，一言不发的看，看后一言不发地离开。陈云注意到了儿子的举动，积极鼓励。时不时问陈元看什么了？陈元把看的消息告诉父亲。陈云进一步问，你了解世界上这些国家和懂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吗？陈元说，不大明白。然后，陈云就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给陈元讲解。很长时间，教陈元看参考，观察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成为父子二人交流最多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云闲置在家，文件停发，订阅了更多的报刊；并让子女帮助购买各种各样的世界知识年鉴和各种国内年鉴。这些枯燥的书，陈云读的有滋有味；看后还给孩子们讲，叫他们也看。孩子们看了，开始读不进去，看多了，加上陈云的引导，潜移默化，慢慢明白也学到一些父亲观察问题，看事情的方法，受益非浅。

1969年11月，陈云疏散江西时，带了三箱子书。去探望他的孩子，都有和父亲共同读书和探讨问题的美好并深受教育的记忆。

伟兰曾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在江西探亲时，和父亲一起读书的情景。陈云先让她读《共产党宣言》，伟兰读懂了；接着又让她读《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越读越吃力。陈云见状，就让她停下来，读毛主席的书，第一篇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次日，陈云问伟兰：“这是一篇什么著作？”伟兰说：“是一篇军事著作，讲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 陈云说：“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实际上这是一篇哲学著作。毛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就已经发表这些观点了，到延安后，才把它写成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它之所以有说服力，就是里面处处充满哲学观点。你要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篇著作。”随后，陈云又引导伟兰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伟兰在部队也读过这些著作，但从没有人像爸爸这样辅导。父亲读书非常细致，用亲身实践讲书中的哲学道理，让人感到这些深奥的哲学道理就发生在你身边，不那么神秘了。江西的读书使伟兰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嘱咐：“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

除了读马列和毛泽东经典著作外，陈云还广泛阅读财经类的书籍和报刊，并和身边孩子一起讨论。伟力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在报上看到一篇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报道，很自然地聊起美国。父女俩对比了中美两国自然环境。陈云说：中国与美国纬度相似，面积相似，但自然条件差很多。美国山很少，大片平原，可耕面积非常大；中国可耕面积只有16亿亩，大片沙漠荒滩，寸草不生，人也无法居住。美国的石油、煤矿资源非常丰富，人口也少；中国的人口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要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确实不易。所以搞经济建设，我们的自然条件比美国差很多。陈云还谈到美国的农业。他说美国基本是以工业化的方式搞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非常高，而且农民不用自己留种、育种，从种子公司购买。中国农业基本还是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陈云如此客观分析中美两国经济情况，许多说法是科技大毕业、已在中科院工作的伟力从未听到过的。父亲顶着这么大的政治压力，广泛涉猎如此之多有关美国知识的书籍，并如此坦然、客观、科学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不仅使伟力佩服，也使她格外吃惊。后来伟力去美国进修，美国学者都觉得陈云只懂中国，对美国一无所知，伟力告诉他们“文革”中听到父亲说的这些，美国学者也感到谅讶。

陈云还从江西写信给伟华，教她如何开展学习。嘱咐她把学理论和学时事结合，坚持每天看报；要读中外历史和伟人传记；马列著作很多，读懂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资本论》看不懂，可先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要点都有了。父亲的这封信，对伟华学习是个很大的促进，既有了明确的学习方向，又了解了学习方法。

陈元在父亲影响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开始潜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陈元记得，在他1966年至1967年开始系统学习《毛泽东选集》1至4卷时，父亲对他说，其他文章先不要看，先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在父亲的指点下，陈元认真阅读了毛泽东这五篇著作，终身获益。陈元认识到，毛泽东这五篇文章贯穿着一条思想理论主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方法。以后在工作中，陈元又反复阅读了毛泽东这五篇著作，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他作好工作，特别领导和开拓好国家开发银行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陈元自己总结了两点：一是妥善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一是看问题、分析问题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

陈云对陈元在学习方法方面的影响是深刻的。陈元对父亲的学习思想和学习精神曾有三点总结：第一“贯彻和体现科学理论武装的要求，坚持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第二，“贯彻和体现具有世界眼光的要求，善于用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观察与把握时代发展要求。”第三，“贯彻和体现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在工作实践中检验学习成果。”陈元回忆说，父亲下放江西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同时非常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注意比较外国与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关注苏联、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从头到尾看了苏联农业部长考察美国后写的《美国农业考察报告》一书；并亲自收集报上的文章，研究当时正在发生的美国布雷森体系解体、美元跟黄金脱钩这一重大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正因为父亲在学习中有开阔的视野，当“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受周总理委托，主管对外贸易并承担研究国际经济形势的任务时，能够率先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思想，并亲自指导有关部门研究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国际金融和货币、世界市场价格等问题。陈元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说，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大家都在摸索当中前进。”

在学习方面，陈云对陈元要求比起其他四个孩子要更严格一些。一次伟兰看见爸爸拿着陈元写的一个纸条，上面记着哥哥学习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想法。这张纸条被爸爸批注了许多地方，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用红笔划的很重。伟兰不理解地问：哥哥这些观点非常有见地，你为什么批评？陈云说：能够正确提出、分析、认识问题不容易，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锻炼过程。在延安时，毛主席提出问题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有时听不到反面意见很着急，自己站在对立面批驳自己的观点。你哥哥还年轻，他的这些意见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成真知灼见。我就是要考验一下他提出问题的能力，不断给他提出反面意见。事实证明，陈云的严格要求对陈元的成长有着重要帮助。

1972年4月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毛主席若干著作、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若干著作”。同时带动全家学习。

此时夫人于若木也随单位从湖南回到北京，但没有解除“群众专政”，仍不准回家。从1967年春节后，陈云就再没有见到过妻子。在江西时，陈云从伟力那了解到妻子因给江青贴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消息，经过严酷革命实践锻炼的陈云，完全承受的住这种打击。他坚信爱人没有问题，几十年的夫妻，他了解于若木。他对孩子们说：“你妈妈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这个事情组织上一定会处理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陈云的坚定和坦然，给了孩子们很大的定力和信心。

但陈云内心深处始终惦记着于若木。他了解到于老在北京的情况后，嘱咐孩子们去探望妈妈。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的陈云，破例为于老的事情给毛主席写了信，希望给她一个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信发出去不久，于若木的“群众专政”被解除，获准回家。伟力记得清清楚楚：在他们几个孩子把妈妈接回来的那天，爸爸穿得整整齐齐站在楼梯门口等着妈妈，一见到妈妈，就上前握手，并激动地说“欢迎你回家！”

一家人终于在1973年春节团圆了！

随后，陈云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于老以及她的妹妹于陆琳，还有在家的孩子和配偶每个星期日早晨六点半到九时半集中一起学习，从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开始。这个家庭学习小组，对每个参与者提高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此，于老和几个孩子在回忆中都提及过，

如果说，从家庭到学校，陈云对在温馨、愉悦、宽松，完全不同于平民生活环境的孩子们，以严格的品德教育，扶正了他们的思想根基；那么，从学校到社会，在家庭环境骤然变化，每个人迈向不同但都起步艰难的人生旅程时，陈云以无限的慈爱和深邃的思想影响力，进一步夯实了孩子们优良品质的基础，引导他们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通过学习，增长了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掌握了方法，学会了独立、坚强、乐观的生活本领，练就了宠辱不惊、心有定力的意志，形成了良好的读书和学习的习惯。“文革”艰难岁月，闲置在家的陈云，给了孩子们更多接触他的机会，这段不平常的日子，在每个孩子心中都留下了美好记忆，如同寒冬腊梅。父亲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更加丰富生动、有血有肉，所有的教诲都化成了他们前行的力量！

三、严管厚爱，引导孩子，坚守理想信念，继承光荣传统，奋发有为，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五个孩子其中有四个走上了领导岗位，一个当了人民教师；良好的家教形成的思想品质和作风，化成了每个人推动工作，开拓局面的正能量。年迈的陈云，对已经成人的孩子依然十分关心，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提升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注意对子女进行坚强的党性教育，并在四个方面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 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陈元在回忆中说：“父亲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一生把社会主义当作理想追求，认为是最神圣的事业，认为是最正义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父亲认为，旧中国的烂摊子，在新中国能发展的这么快，就是因为共产党搞了社会主义，这是最大的成功。对建设社会主义，“父亲一生致力于中国特色”；始终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点，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父亲对20世纪50年代，他抓的财政、商业、外贸、金融，很少照搬苏联经验，而是自己摸索适合国情的路子，搞突破，很自豪。父亲反复讲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基础差的特点，强调要根据这个特点，找出使中国尽快发展的路子。父亲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很开放，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在早期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张，也看到了在苏联的成功、失误和教训。父亲认为苏联垮台，不是社会主义不行了，主要是党内没有民主，搞特权，少数人说了算；经济发展太慢，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部分领导人没有全局观念，应对失策等。父亲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一些能从他自己工作经验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陈元说：爸爸对社会主义的感情非常深厚，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成功；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能够代表群众利益，能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获得人民拥护坚信不疑。陈云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伟兰说：父亲确实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人民，交给了中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社会主义事业，“把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当成了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信仰也感染了我们子女。”“我们做不了他那么大的事情，但至少在行为上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

第二，共产党的干部要用权于民，为人民办事。

五个子女都回忆过，父亲常对他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在他们年幼时，对主管全国经济的父亲，总是惦记老百姓生活的许多实例都记忆深刻。

经过“文化大革命”，文教科技成了重灾区，知识分子许多问题急待解决。陈云很快注意到这个群体。他从于老那看到北航教师反映知识分子生活负担重的来信；又从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的伟力那具体了解了知识分子待遇长期没有改善，工资收入低，住房紧张；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很差；生活负担大，营养状况不好，健康水平下降等情况。然后，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并建议此事“责成中央书记处来抓”。这事不久，陈云在家破例放了一次电影，影名是《人到中年》。电影放完后，伟兰注意到，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泪流满面。父亲面色沉重，对身边秘书说：“这部电影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从电影厅回到办公室，爸爸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不说话。

此前，已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工作的于老，曾向陈云建议，中国食品工业要大力发展方便食品。因为当时中国食品工业就是生产糖果、饼干和点心；从国外考察回来的同志反映，外国食品工业主要是生产方便食品，一个家庭主妇半个小时就能准备好一顿丰盛的午餐，就是因为很多食品是半成品。于老对陈云说：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条件请保姆，解决家务问题。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方便食品。看了《人到中年》的电影，陈云认定了这个建议的价值，向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提出建议，促进了中国方便食品工业的发展，也大大减轻了知识分子和所有双职工的家务负担。

伟华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批入学的大学生，这届学生学习能力强，又有社会经验，很多人毕业后，分到国家机关。伟华被分到人事部。“文革”中，教师被视为“臭老九”，很多人不愿意当老师，师范生毕业后，都另谋出路。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很忧虑。伟华也从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今北京师大实验中学）校长那了解到这个情况，而且知道学校历史组缺人。她是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曾在农村当了十年老师，也喜欢教师工作。但这时她在人事部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有很好的发展前途。陈云通过秘书，向伟华婉转建议：她是学师范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伟华非常清楚当时教师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清楚自己现在职位的前途。但她考虑到父亲对整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忧虑，考虑到国家教育事业现在需要人，自己作为一名师范生，又是陈云的孩子，应该带这个头。所以，1985年伟华毅然决然放弃了在人事部的工作，回到母校当了一名普通的历史课教师。对于伟华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认为是“作秀”。事情在社会上披露后，不少人给她写信，记者也前来采访。伟华觉得，这正说明，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像她这样背景的干部子弟，当普通教师让人难以置信。伟华没有张扬，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踏踏实实地在这个普通中教岗位上干到退休。在校工作期间，她没有丝毫特殊，兢兢业业，以敬业精神和精湛业务，赢得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学生们发自内心的把陈老师称为“国宝”。这个一辈子骑车上班，衣着极其朴素，谈吐朴实，看似平常的知识女性，不了解情况的人，又有谁会想到她是“共和国大管家”陈云的女儿呢！？多少年过去了，以世俗的眼光看，伟华在她家，或与同样家庭背景的子弟们相比，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是低的。但伟华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觉得作一名人民教师无尚光荣！是爸爸帮她下了这个决心，在国家教育事业需要后继有人的时候，踏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陈云一生奉行的准则，伟华以一辈子在普通中教岗位上勤恳工作的实际行动，学习和践行了父亲的诺言。

伟力曾在回忆中说：“父亲这一生，始终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最重要位置，他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权力，从来没有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第三，要摆正自己在工作中的位置。

陈云一辈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在党内有口皆碑。陈方回忆说：父亲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时，都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填上“小学”二字。父亲曾坦诚地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陈云把名利看的很淡，一向反对宣传自己。伟兰记得，1983年春节，父亲在家中会见部分烈士子弟并座谈，大家都很激动，父亲也很激动。散后，她陪父亲回办公室，看到爸爸情绪仍未平复，脸涨的通红。这种状态对于向来心态平和，善于控制情绪的陈云来说，极其少有。陈云对伟兰说：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的人都牺牲了。很多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都没有宣传过。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因条件局限我们都没有宣传过。所以，陈云对伟兰讲，对自己就是不能宣传！以后不止在一个场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都交待了这件事，并作为一项原则，要求严格执行。陈云对一些老同志也非常严肃地讲了这项要求，说，不是所有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1983年，伟兰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寻问开展工作的情况。伟兰报告了情况，也说了自己的打算。陈云半天没说话，静了一会儿问伟兰，“如果你工作中有一点别人认为做的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伟兰说：“我谦虚谨慎呀”！陈云进一步问：“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 伟兰说：“就是时时在思想上警示自己”。听了伟兰的回答，陈云平静地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块儿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块儿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在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账上。”陈云又问：“如果你工作有缺点，别人批评你怎么办？”伟兰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人再谈谈”。陈云点点头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精神，才配做共产党员”！伟兰记得，这次谈话结束后，她已经从父亲办公室走出来了，爸爸还在她身后喊着：“记住，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陈云类似的嘱咐对其他几个作领导工作的孩子也有过。在陈云严格要求下，谦虚谨慎，低调平和，宽容厚道，不仅成为几个孩子共同的品质，也成为他们的工作作风，各自都能在工作岗位上恰当处理好各种关系，将淡泊名利的家风很好的传承了下来。

第四，共产党的干部要严格自律，清正廉洁。

在这方面陈云身体力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陈元记得，大跃进时期，父亲开完郑州会议，从河南上车，往徐州、上海方向去。父亲从不坐专列，只坐公务车，挂一节车皮，跟着所在列车正常运行。省里在他挂的那节车箱，装了两三只鸡，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到下一站，硬是把这几只鸡拿下去，并让人告诉省里收回。为这事，父亲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认为这是腐败作风。以后没有人敢送礼。陈元还记得，父亲破例收过韩先楚叔叔的一只野鸡。韩叔叔和父亲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次他提着一只野鸡来看父亲；说：这不是送礼，是自己打的。父亲收下了。除此以外，什么礼品都没收过。家里人也知道，陪陈云休养，照顾他，不能再拿单位工资。1959年，陈云因心脏病到杭州休养一年，于老随同照顾。陈云告诉于老，你陪我期间工资一分不能拿。于老回单位后，国家科委把一年的工资发给她，她全部退回，科委开了收据。“文革”期间，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近十个月。陈云也明确对她说，国家给你发工资，是为国家做事，你来照顾我，就不能拿工资。伟力谨记父亲的话，把物理所这段时间发她的工资全部退回，单位也开了收据。

陈云类似严格自律的事例很多，给家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也深深影响着他们。陈元说：父亲在党内的声望有三个方面是比较一致的。一是长征前后，大家认为陈云公道，做干部工作最合适。1937年他从苏联回来，做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在党内是众望所归，毛主席和中央都支持。二是关注群众，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生活，这在全党也是闻名的。三是他的清廉，为人正派，在高级干部中声望很高。大家拥戴他做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跟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风格和特点有关。父亲特别憎恨党内以权谋私现象，认为共产党员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多次提出，要严抓党风，而且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父亲说，许多事情都是上行下效，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干部自己开口子，下面就乱套了。陈元记得，有个老干部的孩子卷入一个案件中，转着弯找父亲说情。父亲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事情要自己负责。以后就再也没有对这件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20世纪80年代初，党内出现严重经济犯罪现象。陈云主张坚决打击，开杀戒，决不能让此风蔓延，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定的支持。在家中，他一方面嘱咐家人防止犯罪分子报复；另一方面，警示孩子，管好自己。陈方记得，一次他下班回来，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见他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陈云对陈方严肃地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加了，影响很坏，你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跟着他们做错事！记住了吗？！”陈方使劲儿回答：“记住啦！”自小的严格教育，陈方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但陈方十分理解爸爸这样向他提出问题。父亲身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处在严打指挥的第一线。这个工作现在非常重要。作为他的子女，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出任何事情，否则父亲作为中央纪委书记将如何主持工作？！陈方说：“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方面的责任，管好我们自己来支持爸爸的工作”。

陈云在上述四个方面的突出要求和身体力行，给几个孩子扣好了一生不走邪路、不投机取巧、廉洁奉公、勤奋努力、正直做人的“风纪扣”。陈云的“家风戒尺”，将他们铸造成了真正能够继承父亲遗愿，能够传承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荣传统，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报效祖国、行稳致远的国家栋梁之材，各自都在工作岗位上做出重要贡献，有的还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岗位，肩负着重大责任。

陈云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不到两万元的稿费和一万多元工资和补贴。陈云一生重情重义，乐善好施，孩子们都知道，父亲的每月工资要分寄许多人：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同事，这是陈云革命起步的地方，陈云忘不了他们；还有青浦乡下的亲戚和老邻居，以及孤寡老人，陈云幼年失去父母，他忘不了困境时养育和帮助过他的人；对这两部分人的经济帮助，陈云坚持了许多年，按时寄钱给他们；还有在上海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战友，以及后来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有困难，陈云也康慨解囊，给以帮助。所以，家里经济并不富裕。于老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毛衣也是她织的，上学的书包是她用缝纫机缝制的，孩子们穿的鞋也是找人做的。为了节省钱，家里只有两个大孩子上了育英寄宿学校，三个小一点的孩子都上了北长街普通小学，学费可以低一点。

但陈云却给孩子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并教导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独立生活的能力。于老在陈云的嘱咐下，在孩子们上小学时，就引导他们学做一些简单家务，几个孩子都会洗衣做饭。伟力高小时就能够缝补衣服；上中学后，还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陈元中学时开始自己缝被子。伟华也学会了织毛衣和手套等。几个孩子曾深情地说：“我们非常幸运，能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近距离观察他，可以和他谈话，交换思想，可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他。他是慈爱的父亲、睿智的父亲、严格的父亲。他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关心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他给我们指导，也给我们宽松的环境，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的挫折与成功中取得经验，锻炼自立于社会的能力”。“真正在人生道路上指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爸爸。而且应该说是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是长远地、长久地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在陈云诞辰100周年之际，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谈论父亲。他们认为：作为子女虽然和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是透过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逐步理解的。对父亲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吸引力就越大。几个孩子有一个共识：父亲“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父亲能够作到这一点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第三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真听取反面意见。”作为子女能够从这个层面认识他们的父亲，我作为一名党和国家培养、有着近30年专门从事陈云研究工作的人认为：他们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中重要成员的陈云！

陈云同志的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精神富矿中的一部分，对全社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有着重要教育意义和启示。人生最初的启蒙在家庭熏陶，家风清正，更容易将正直刚健，诚实守信，勤奋宽容等良好品性注入孩子的血脉；在他们成人，走向社会工作岗位时，家风塑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敬畏之心，更容易形成他们成熟良好的人格而化成自觉的行为；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家风戒尺也会助其分辨黑白对错，做出正确抉择。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强调：“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