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综述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改革开放史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不少学者把研究视野转向改革开放历史起源问题，探寻中国改革开放决策酝酿的思想交锋和实践探索的历史轨迹。1978年7月至9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过渡期及国际国内互动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探讨并提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引进的办法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前奏曲”。近些年来，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大关注，有关著述对此多有论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与这次会议对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影响和作用相比，现有研究还较为薄弱，有待于深化拓展。

一、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的基本概况

学界关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从成果数量上看，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根据中国知网、读秀学术搜索、国家图书馆的“文津搜索”等查询，以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仅9篇，目前还没有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专著或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一些改革开放史著作大多把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作为改革开放决策的背景进行研究或介绍，其中不乏著作用专门章节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二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成果主要是对会议议程、内容、意义及影响等进行研究，对会议进行整体性把握的较少，一些成果还存在重复性研究。三是从研究时段来看，主要集中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三十、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前后，特别是一些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布，推动了此项研究的进展。

关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研究情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年谱、传记等文献和重要人物忆述的出版，为研究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提供了珍贵史料和观察视角。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年谱、传记等重要文献的出版，为研究这次会议提供了珍贵的档案资料。《李先念文选》《李先念传》《李先念年谱》《胡乔木文集》《胡乔木传》等翔实地记载了李先念、胡乔木在会上的思想认识与活动情况，《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陈云传》等记叙了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及前后的主要思想和活动情况，这些文献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同时，回忆录是了解历史细节不可多得的材料。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改革开放的回忆性著作，其中包括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参会人员的回忆录、访谈录或回忆文章。诸如《谷牧回忆录》，谷牧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于光远等人的《从“拨乱反正”到改革》，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务虚会》《历史转折前后的国务院政研室》等，以亲历者的身份披露不少会议发言和讨论细节。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为研究者多重视角探寻和还原历史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此外，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因忆述者往往是这段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公布了较为珍贵的史料，提出一些有分量的见解。诸如：《回忆邓小平(上)》，杨尚昆等人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陈锦华的《国事忆述》《国事续述》，《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余秋里回忆录》《袁宝华回忆录》《梁灵光回忆录》《张珍回忆录》以及《改革开放口述史》《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等口述史和访谈集，对于帮助研究者全面把握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了解认知这段历史最真实的剖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一些专题论文和改革开放史著作中有关的专题论述，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进行了多维分析和立体呈现。虽然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不多，但是这些论文质量相对较高，往往运用多元方法、多维视阈对会议由来、主要内容、会议成果及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诸如：黄一兵的《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务虚会经济建设和改革思想研究》，李正华的《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曹普的《改革开放的酝酿：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黄黎的《国务院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等。一些文章还专门就李先念参加会议情况和胡乔木的发言文章进行研究，例如朱玉的《李先念与一九七八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鲁书月的《胡乔木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的发言及其影响》等。

一些改革开放史著作用专门章节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进行论述。诸如曹普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李正华的《中国改革的酝酿与起步》，黄一兵的《转折：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等。一些博士论文也用专门章节对务虚会的由来、主要内容及影响展开阐述。诸如李妍的《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文世芳的《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乔克的《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等。

第三，散见于改革开放史、经济史论著中关于改革开放背景的论述，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作了简述和提及。

一些改革开放史、经济史著作，在论述改革开放酝酿和启动时，把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进行介绍。诸如谢春涛的《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吴敬琏访谈录》，李正华的《伟大历史转折的1978年》，萧冬连的《1978—198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黄一兵的《试析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等论文，就国务院务虚会对改革开放决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董辅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于景森的《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三十年》，郑有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刘国光的《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杨胜群、陈晋的《历史转折：1977—197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的《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程中原的《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谢春涛的 《转折中国(1976—1982)》、高晓林的《历史转折》 (第二卷)等著作，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在改革开放酝酿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做了简述。

二、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思想、活动及基本情况开展研究。

(一)关于会议由来或背景的研究

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往往从事态发生、发展、存在、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入手。研究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也应该将其放置到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或现实场景中去考量。这次会议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及国际国内交流互动背景下召开的，其由来或背景必然引起学界的较大关注。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会议做了研究，探寻会议背后的特定缘由和历史逻辑。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是1975年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谷牧认为：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说是1975年邓小平倡议召开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1975年的务虚会是在“四人帮”窃居高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工作中许多重要事情，但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不能敞开说，不能深入研究。1978年的务虚会则是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展开的。  曹普认为，在1975年务虚会讨论基础上酝酿形成《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为实现纲要的既定目标而组织大规模出国考察学习，结合出国考察情况研究如何加快发展速度，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召开的直接缘由。 

第二，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是在中央对通过引进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召开的。李正华认为，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是在我国政治上即将面临历史性的转折，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断得到解放，经济的恢复取得了喜人的成就的情况下召开的，务虚会召开前，中央决策层对通过引进开放、加速经济前进步伐这一问题已达成共识。 3 萧冬连认为，出国考察对改革的思考和下定决心改革有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前的出国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 

第三，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是在当时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召开的。朱玉认为：这次会议是经华国锋提议、中央常委同意召开的。它既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召开的务虚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又与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制定了新的十年规划纲要、八年引进计划、二十三年设想，并陆续派人出国参观访问、“取经寻宝”的背景密切相关。  乔克认为：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是为了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研究如何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而召开的神仙会，是1975年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对1978年大量派团出国考察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总结会。 

(二)关于会议主要内容和成果的研究

关于会议主要内容。华国锋在1978年6月30日听取谷牧汇报时具体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要重点讨论的4个议题，即“怎样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企业管理包括工业管理问题”“计划平衡问题”“出口贸易”。会上，各部门的发言几乎覆盖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触及各个专业层面。发言内容基本上都是围绕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一些新的设想、见解和措施。一些研究者对会议发言和讨论情况做了梳理，对会议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论作了提炼。于光远认为，会议指出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提醒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反对不算经济账。 刘国光认为：会议体现对外开放的思想已经明朗，也有关于改革的新思想，其中包括——要千方百计地加快农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企业管理；扩大出口，引进先进技术；搞好综合平衡；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黄一兵对会议所体现的经济建设和改革思想做了研究，认为会议重点讨论了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农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思考。 曹普认为，会议发言覆盖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重大方面，触及许多带有全局性的深层次问题。 

国外学者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是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背景时提及。傅高义认为，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提出将在未来20年不断被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市场、放权、价格、外贸、微观和宏观管理等等。其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扩大外贸和外国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调动个人、地方和外国人的积极性，又能保持对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控制”。  其他如日本学者宇野重昭的《现代中国的历史1949—1985》，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俄罗斯学者亚?弗?卢金的《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等对相关背景做了介绍。

关于会议成果。不少研究者认为，会议成果主要体现为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李先念的总结讲话；另一个是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长篇发言。黄一兵认为：李先念总结讲话和胡乔木的发言，是这个时期党对经济建设和改革探索的最新认识，并在9月5日召开的中央计划工作会议上转化成了中央的基本决策。务虚会所取得的成果还有一个提炼、深化和巩固的过程。但是，会议所体现的经济改革思想的“新质”内涵，是明显有别于过去，而有资于未来的。 郑有贵认为：李先念的总结讲话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胡乔木的发言综合与发挥了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讲话的精神，着重提出对外开放问题，回答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的问题。 

关于李先念总结讲话的研究。邓力群认为：“从五届人大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读一读李副主席在务虚会上的讲话，再同十年规划对比一下，再同华主席十一大的报告、五届人大的报告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制订了很多新的方针，就是说，十一大路线，五届人大的报告大大地发展了，大大地丰富了，大大地前进了。” 朱玉认为，李先念的总结讲话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经中央常委同意，较系统地提出一些新观点、新举措，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关于总结讲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据吴敬琏回忆，这是第一次正式重提这个问题。从李先念后来所做的说明看，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于景森认为，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界一段时期内争论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起点，提到关于“市场经济”中国化的最早提法。

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言，被认为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据参与起草的马洪回忆，胡乔木的发言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这个口号随之广泛传开，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鲁书月对胡乔木发言的酝酿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做了研究，认为胡乔木的发言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经济理论文章之一，对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部分观点融入后来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及全会的公报中，其改革主张为党的决策提供了启迪和参考。曹普认为，胡乔木发言中提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和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多观点后来融入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

(三)关于会议特点、影响及评价的研究

关于会议特点。黄一兵认为，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国际先进发展水平为参照，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未来发展，这使得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呼之欲出。 李正华概括了五个特点：一是时间比较长；二是会议形式灵活、气氛宽松；三是会议主要是务虚，未作决定；四是会议被高度重视；五是会议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曹普认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最大的特点是“务虚”，即只作讨论、出谋划策，不作决议、决策、决定。但会议所“务”、所“谋”的多为指导经济工作的“实策”，而绝非空洞玄虚的“泛泛之论”。 文世芳认为，强调学习借鉴境外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国务院务虚会上发言的一个特点。

关于会议影响。谷牧认为：务虚会提出许多好的意见，经多次讨论后，体现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  于光远认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刘国光、李正华等认为：会议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国务院务虚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和会议召开的形式，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工作务虚会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会议中的求成过急思想及其影响导致了新“八字”方针的出台。高晓林认为这次务虚会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如果说国务院务虚会侧重的是引进的话，那么随后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则侧重于改革，同时也是对务虚会精神的具体贯彻。 曹普认为：华国锋围绕会议主题讲了引进技术、外贸出口、发展工农业、加强工业和企业管理等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总的倾向就是“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四个一点”对务虚会所议所论和实际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次会议召开的形式，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经叶剑英提议，按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召开的，“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同时，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对一些省份召开相关会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回忆：黑龙江省委根据国务院务虚会精神，从1978年10月20日起，也开了18天的务虚会。省委常委务虚会紧紧围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主题，采取就实论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办法进行。关于会议评价。于光远认为，国务院务虚会是最早提出改革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金冲及认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求改革和要求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会上虽仍有要求过高过急的表现，但总的来说，对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黎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高速发展气氛的影响，但它毕竟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迈出了大胆探索的重要一步。 曹普认为，会议的独特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唯一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深入地探讨并明确提出通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引进的办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为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奠定了基础。黄一兵在《徘徊与觉醒：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中指出：务虚会是一次重要会议，在经济战线上多年来没有像这样思想无所顾虑，精神如此舒畅。它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就经济工作问题召开的一次最民主、心情最舒畅、最广泛地征求意见的会议。于景森的《振荡中发展：新中国经济三十年》、董辅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李妍的博士论文《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等著作，都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对前一段经济战线拨乱反正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也对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作了有力的铺垫。

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次务虚会也存在一定局限。国家计委在1980年的报告《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指导工作中的问题》中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后，加快了引进的谈判步伐，有的部门突击签订谈判协议。这些项目基本上没有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铸成大错。  程中原认为，关于国务院务虚会，一方面要看到反映了加快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看到急躁冒进毛病的重犯。 

三、拓展深化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研究

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与其对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还不匹配，还有很大的深化研究空间。

一是在研究视阈上，要注重整体性研究。历史不能割裂，历史研究需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研究者对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整体性研究还有两点不足：一是对会议的由来、主要内容、成果、影响、评价等进行整体性研究不足，大多是就其中一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缺乏对会议的全局照应；二是仅仅把此次会议作为改革开放背景进行简述、介绍，将其放在整个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历程中进行整体性考量不足，将会议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赴外经济考察、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历史事件做比较分析还不够。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反映了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发展经济、加速建设现代化的思想动态，不能就会议而研究会议。既要有会议本身的研究，还要挖掘会议背后的深层逻辑；既要有会议期间思想、理论交流碰撞的呈现，还要有会议前后思想发展演进历史脉络的分析。只有对会议进行全面、立体、多元的研究，才能探究会议的深层次思想火花。

二是在空间纬度上，要注重在全球视野中理解把握。对改革开放史进行研究，无疑要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曾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 研究改革开放史，当然也应该“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和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如学界分析，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阶段，出国考察活动对中央关于改革的思考和下定决心改革有重要的作用。出国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思维，并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目前，尽管学界普遍意识到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将中国改革开放史放在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中来认识，但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成果发现，“全球”或“世界”只是一个“背景”，并未能真正融入这次会议研究的历史叙述。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不仅要讲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还要讲清楚“历史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因此“世界”不只是一个“背景”，而是贯穿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在研究史料上，要注重拓展来源。目前研究主要依靠会议简报、领导人年谱传记、少量的亲历者回忆录等史料，加之档案文献资料公开不足，已披露的一些资料也散见于各种报纸、书刊和内部材料之中，这些都是导致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研究往往关注于文山会海，只见决议决定，不见思想形成的过程和丰富的实践进程。胡乔木指出：党史写作应重视和使用来自各个方面的材料，不单是党中央的决定、领导人的著作；还可以使用蒋介石的讲话、美国人的评论、张治中和李宗仁的回忆录等等。研究者要跟这些证人共同来探讨历史、分析历史。这样使党史避免一种硬邦邦地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多采取一种民主的、科学的态度。 这段论述，为更好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寻找史料提供了重要方法。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绝不可能是一场独角戏。以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来看，会议召开期间及会议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高层共识和分歧、与会人员思想变化、会议成果及影响等，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多领域、多元化的互动逻辑。研究者可以拓展与之相关的回忆录、口述资料、日记等史料，特别是采访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与会人员、亲历者等，这将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史料，以弥补研究史料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