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音乐：不作老病夫，不贻散沙嘲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近期上映的电影《八佰》，再次将国人的记忆拉回到淞沪战场，观影过程中，有首旋律一直在我耳畔回响：“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谢晋元副团长率领下的“八百壮士”，在丧师失地的艰难时刻，鼓舞了国民的斗志；四行仓库升起的国旗，在十里洋场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作曲家夏之秋当时也深受触动，写出了混声四部合唱曲《歌八百壮士》，这首歌反复高唱“中国不会亡”，简短有力的歌词坚毅无比。举目四望，“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但是壮士们“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可谓行动伟烈，气节豪壮。谢晋元也是黄埔四期生，电影《八佰》里，战斗间歇，有几位年轻官兵唱起《黄埔校歌》，“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抗日战争中，当年国共合作培育出的黄埔青年共御外侮，已经成为高级将领的左权、赵尚志和戴安澜等先后为国捐躯。不同于《黄埔校歌》激昂雄壮的进行曲风格，《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曲调活泼中兼具铿锵有力的节奏，彰显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大批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汇聚延安，有的进入抗大学习后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骨干，他们“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战争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有些抗战歌曲聚焦以弱胜强的英雄群体，歌颂他们以简陋的装备坚持斗争。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29军的大刀队就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过白刃格斗，“七七事变”后，大刀队再次上阵，年仅23岁的麦新创作出了《大刀进行曲》，以慷慨激昂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开篇，连续高呼“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将满怀的悲愤倾泻而出。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到敌人后方去》（1938）号召军民“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游击队歌》（1938）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了人民战争的壮丽，“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然而，乐观精神的背后却是缺枪少弹的无奈，29军组建大刀队是因为装备不足，敌后武装甚至使用弹壳回收制成的复装子弹，这都是中国艰苦抗战的真实写照。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因为“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流亡曲》）。1931年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抗敌歌》，是中国第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土的沦丧，作者质问道，“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旗正飘飘》（1933）痛感“东亚病夫”与“一团散沙”的危局，唤醒民众“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毕业歌》（1934）勉励青年学子“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在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之时，《救亡进行曲》（1936）号召“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1936）宣扬“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呼吁国人不分党派、不分职业阶层，要奋起救亡。

抗战音乐还力图破除“当兵吃粮，卖命拿饷”的旧观念，引导国民以“当抗日军”为荣，以救国为己任。从孩童视角的“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到青年恋人送别的“延水清，延水浊，小妹子来送情郎哥，哥哥你前方去打仗，要和鬼子拼死活”（《延水谣》），再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太行山上》），都反映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河边对口唱》借“拿锄头，耕田地”的张老三和“在东北，做生意”的王老七之口，讲出了普通人心中的“有家不能回，仇恨在心里”，他们最后决定为国家当兵“一同打回老家去”，体现的也是保国便是保家的现代国家观。

新的长城万里长

中国的抗战音乐可谓刚毅坚卓而又饱含温情，除了歌颂军人的牺牲，还刻画出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一曲《铁蹄下的歌女》（1935），道不尽底层歌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的不幸与愤懑，是啊，“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流亡曲》和《复仇曲》）聚焦流浪的难民，歌词里多次出现“爹娘”，将故土幻化成最亲近最朴实的高堂双亲，可谓椎心泣血。正如《松花江上》所哀叹的“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当时谁又能想到，自九一八起，这一流浪就是十四年。《流亡曲》弥漫着自责与悔恨，“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复仇曲》则摆脱流浪与逃亡的基调，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宣告救国的决心：“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我们有没有决心？有！”因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

兵民是胜利之本，觉醒了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2014年11月，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的宣传片把《长城谣》作为背景音乐。这首诞生于1937年的歌曲，亲切舒缓的旋律流淌出物阜民丰的塞外风光，苍凉悲壮的歌词浸染着骨肉离散的没齿难忘。“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正如《在太行山上》（1938）用先舒缓后强劲的节奏展现了“千山万壑，铜壁铁墙”之间，“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也是我们对独立自由的神圣信仰。列宁格勒围城近三年，肖斯塔科维奇创作出《第七交响曲》（1942年首演）记录下苏联的英雄之城；而在中国贫瘠的黄土高原，在更早的1939年就以《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传达出华夏文明的不屈。“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二月里来》以悠扬动听的旋律描绘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即便现实是日寇残酷的封锁和扫荡，因为朴实的人民相信，“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谁种下的仇恨他自己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