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畔书写人大制度“引言”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曾经长期是中共中央重要机构的所在地。90年前，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筹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之路可以说在黄浦江畔出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一伟大创造的根在哪里、源在何处？让我们一步步走近90年前的上海，回眸峥嵘岁月，钩沉红色往事。

“苏维埃中国的先声”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建议中共集中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跟中央领导一起共商大计，讨论加强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努力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苏维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世界上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以“历史上任何的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苏维埃民主，充分发扬民众创造力，进而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当年在上海“开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这一大会将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者，集全国工农兵士代表于一堂，共同讨论目前革命中的各项重要问题，从而组成更强固的工农革命联盟，有计划地以无产阶级思想和行动去领导全国的阶级斗争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华全国总工会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提议，于3月18日复信强调“这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成功，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成功之信号，中国革命会更快的发展和深入，直到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

于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正式转入筹备工作，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690号—696号设立筹备处。“筹备工作，都是全总林育南负责。筹备工作地址在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至于真正开会的会场在卡尔登戏院后面一排楼房里，在白克路上（现凤阳路）。”

如今，这两处地标性建筑早已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不复存在，但它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探索而言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关于会期，也有诸多说法，其中之一为分两个阶段进行：5月5日至10日举行预备会，出席代表57人；正式会议于5月20日开幕、23日闭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两个发起单位的代表。

还有就是，这一个大会开得庄严隆重。时人回忆，当时“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国”。

作家胡也频等人代表“左联”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对此，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有生动记述：“也频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没有问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份瞿秋白同志的信。我猜出了他们的行动，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会场挂满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是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

这次会议开得顺利成功，通过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等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决议。一个“真正实现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使政治的权力握在最大多数工农群众自己手里”的原则，第一次被正式提了出来。

193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号召全党“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通告开宗明义地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已经闭幕，这一大会是完全成功的。它集中表现为“一切的讨论和决议，都是中国革命当前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不仅回答了全国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各种任务，并且指出了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形势下，全国革命走向苏维埃中国的正确道路”。所以，这是“苏维埃中国的先声”。

两个多月“字斟句酌”

1930年8月中下旬，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苏联回到上海，带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七月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停止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30年9月中旬，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并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

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

这次会议还决定，原定于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召开，开会地点亦随之南移，改在江西苏区。

据当事人胡毓秀回忆，“苏准会”的上海机关设在愚园路庆云里31号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毗邻静安寺百乐商场。

胡毓秀说：“住在这个机关里的有林育南一家和我们夫妻俩。林育南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秘书长，兼‘苏准会’的秘书长，是我们这个机关的领导人。他化名为李敬塘，对外以南洋回国的湖北皮货商身份作掩护。我的任务是掩护机关，对外身份是林育南的表妹。‘苏准会’机关还有一位机要秘书叫彭砚耕，但他不住在这个机关里。”

据胡毓秀回忆，当时来庆云里最多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每次来“苏准会”，总是依既定暗号，轻敲大门三下。有一次，邓颖超随周恩来一起来，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称呼胡毓秀为“小妹子”。至于周恩来，他一到这里就“认真地审阅文件，和林育南同志一起认真讨论，反复推敲”。

周恩来一丝不苟，尤为关注“一苏大”的文件起草。从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各个条款，都会提出明确的具体意见，并与林育南等人一起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经常到“苏准会”秘密机关来的中央领导人，还有瞿秋白等人。瞿秋白外表像一个潇洒飘逸的文人，讲话颇为幽默。任弼时也来过两三次。有次，他不知同林育南谈了些什么，结果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团中央的李求实也经常来，何孟雄、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也来过。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1930年的秋冬之交，后来在“一苏大”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基本成形。

这些历史性文件几经周折送往江西瑞金，经毛泽东带着梁柏台等人再作修改，最终提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

今天，庆云里已被拆掉，但依稀可以感触到周恩来等人为起草“一苏大”文件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身影。愚园路庆云里，是一个值得后人记住的红色地标。

“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一苏大”筹备期间，一些党的机密被叛徒出卖，致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代价。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三天两头在东方旅社开会。1931年1月17日，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往常林育南总是每天回机关来，即使有事不能回来，也会关照妻子李林贞一声。但那天，他一直没有回来，事先也未关照过。

当天晚上，林育南迟迟不回庆云里，引起李林贞的深深不安。翌日凌晨1时许，她上楼叫起胡毓秀，问道：“那么晚了，你大哥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胡毓秀顿感不祥，一夜无眠。天亮了后，李求实来了。

李林贞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同样失联，很反常。李求实问他们去那儿了，李林贞说东方旅社。于是，李求实过去一探究竟。不料，他也被捕了。

眼看林育南、彭砚耕、李求实相继失联，胡毓秀与李林贞便跑上三楼，把后窗玻璃上贴的纸条和窗台上的花盆拿掉。那个窗口正对着后门小弄堂，外面的人老远看过来就能收到信号。随后，两人分头出去报信。接下来，李林贞、胡毓秀等人也撤离庆云里，搬到一个同乡家里住下，随后住进了一家劳工医院。

1931年1月19日，林育南、彭砚耕等“苏准会”中坚，胡也频、欧阳立安等“一苏大”代表，被押赴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过堂，再移交上海市公安局转送龙华。

1931年2月7日，原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他们慷慨就义在“一条结冰的河边”。

陶承在《我的一家》中写道：这里离屋舍已经很远了。匪徒们叫他们站下。他们知道作最后一场搏斗的时刻到了，于是，一个个向身边的敌人扑去。悲壮的《国际歌》，夹杂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淹没在零乱的枪声里。敌人连发了八十七枪，每个死者，身中数弹。为了掩盖罪行，敌人把烈士们的尸体，埋在荒场上预先挖好的深坑里。由于慌张，连铁链都来不及卸下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林育南等人为了光明而死，为了理想而死，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而死，重于泰山。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经磨难，终于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国共产党人书写出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序章，这一序章的“引言”正是烈士们用鲜血在上海写下的。

1933年2月上旬，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凝重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今天，我们“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似乎应该再加上两个字——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