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性抉择中迎接光明前景

“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度过了无数次危机，化危为机的历程彰显了一个杰出政党深邃的历史眼光、不凡的襟怀气度、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卓越的领导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化危为机的历程，便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淬炼与成熟的密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内战爆发的重大危机。国共实力的差距、国际环境的变幻、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是摆在其面前不可回避的难题。这一次危机应对不仅事关党的命运，也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充分发挥底线思维、树立战略眼光、发扬斗争精神、坚守人民立场，成功化危为机，为党、国家和民族迎来了光明前景。

一、风险挑战中未雨绸缪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守乎其底而得乎其高”，底线思维就是以最低限度为导向争取最好结果，从最坏处着眼作最充分准备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充分运用底线思维方式，及早对不利形势作出预判分析，充分做好应对危机的两手准备，防患未然，未雨绸缪，为革命取得胜利争取到了主动权。

见微知著，对不利形势做好预判分析。风起于青萍之末。党的领导必须有预见性，没有预见性就没有一切。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认识还比较模糊，不少人对国民党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思想指引与根本遵循。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的战后形势进行了“预见”，为应对抗战胜利后的危机与挑战进行了风险预估，指出“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他特别考虑到各种“最坏”情况，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为此，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可能遇到的17条困难：“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我们得不到承认”、“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难”、“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为应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通过整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净化党的肌体。今天，重新审视这17条困难，事实上，有些“最坏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出现，然而正是由于毛泽东能够立足最低点，以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提前做出了富有远见的预判分析，才能使我党在之后的斗争中作好了充分准备，游刃有余，化解危机，赢得主动。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用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做出预判是为了主动谋划，积极防范。面对眼前的危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而这其中，尤其重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国内形势》一文中就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可能性，要求全军都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用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的本质，一手用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为此，毛泽东提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的应对策略，充分做好对付蒋介石军事进攻的准备。在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提高警惕，做好战争准备。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双方达成整军协议，规定将我军缩编为10个师，在这一问题上，中共中央指示要将我军大部分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的名义隐蔽起来，“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尽管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内和平在军事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但对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中国共产党以底线思维方式为应对内战爆发作好了准备。

二、纷繁复杂中运筹帷幄

战略是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面对抗战胜利后纷繁复杂的局面，将战略定力、战略判断、战术决断相统一，谋全局、抓关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出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为解决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

高瞻远瞩谋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为克服抗战胜利后面对的危机与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大局着眼，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看问题，从整体性、协同性上提出一系列战略决策。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适时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一方面收缩南方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一方面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全面内战爆发初期，为能够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中央从全局出发，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制定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政策。在军事上，实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在政治上，确定放手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人士支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在经济上，提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长久打算的方针；在外交上，努力争取苏联支持，根据美苏对华政策变化适时调整战略。在这些总体原则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在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中不断取得胜利。1949年9月，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适时调整整体作战方针，提出“人民解放军要准备打若干带决定性的大会战……要求全军敢于打大仗、敢于迎接敌人的强大兵团，敢于攻取敌人重兵把守和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以推进夺取全国胜利步伐”的重要战略。依照这一指示精神，人民解放军开始准备随时进行大兵团的战略决战，为三大战役的打响奠定基础。

纲举目张抓关键。面对变幻莫测的外部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全局中抓关键，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纲举而目张，落一子而全盘活。

早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抓住了东北这一关键，针对战后形势提出要“注意东北”的建议，指出“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十分正确。在中共中央此后发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引下，1945年11月下旬，我军在国民党主力到达锦州时，已全部进入东北。重视东北这一关键战略部署，为我军建立强大战略基地，应对全面内战奠定了有利态势。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分别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后，就如何进一步将战争引向纵深，变被动为主动，进行了深入考量，提出要将战争引向蒋管区，进行战略反攻的重大决策。而从哪个战场入手，则成为最为关键的一环。为此，毛泽东果断提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大战略，其伟大胜利促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重大转折。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又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机，科学分析战争形势，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的决心”赢得了战役胜利，通过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因势利导、运筹帷幄，彻底改变了战场局势。

三、艰难险阻中斩棘拓路

精神是前进的动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浸润在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越是在具有极强紧迫性和极大挑战性的危机前，中国共产党越能够以斗争化解风险，应对挑战。“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中国共产党以敢于斗阵、斗争到底的顽强意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

敢于斗争的精神。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野心越来越明显，面对国共实力之间的差距，共产党敢不敢与国民党展开坚决的斗争？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一个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明确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上述问题的明确回答，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精神的生动表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断在解放区制造冲突，短短两个月内便抢占了被我军解放的30余座城市。针对国民党的挑衅行为，毛泽东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思想，提出“礼尚往来”的斗争原则，在自卫的立场上，与侵犯解放区的国民党进行彻底斗争。他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要浪打，打则必胜”“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面消灭之”等一系列斗争原则。在这些斗争原则指导下，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企图用军事上的胜利逼迫我党在谈判桌上屈服，于1945年9月至10月对上党地区发起进攻，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此奋起反击，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3.5万人。此后，针对国民党军的进犯，我军连续进行了邯郸、平绥、津浦等多个战役，歼敌10万余人，阻击了国民党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共产党军队由127万人上升到195万人，战场局势正向有利于我党方向转变。在此重要转折点上，毛泽东于1947年10月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宣言中提出“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彰显了全党全军敢于斗争的勇气与信心。

斗争到底的决心。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国内形势已十分明朗。国民党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试图以虚假和谈获得喘息机会。中国共产党该如何抉择？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写下的这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回答，更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斗争精神的诗意展现。

1949年元旦，毛泽东写下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粉碎蒋介石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献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气魄。文中鲜明指出，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这一精神指引下，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毛泽东听闻捷报，挥笔写下了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斗争到底的精神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上海。至此，国民党在长江一带的防线彻底瓦解，南北统一、全国解放指日可期。

四、前途抉择中迎接光明

人民是力量的源泉。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一颠扑不破的亘古真理。面对抗战胜利后可能出现的深重危机，中国共产党毅然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出发，紧紧依靠人民追求光明前途，最终取得革命胜利，铸就历史伟业。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1945年党的七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写入党章。此后，中国共产党便始终如一将其贯彻在党的全部工作之中。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怀揣着对于和平的渴望，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纷纷要求实行民主。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努力争取和平建国。1945年8月28日，在明知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之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维护人民利益、争取国内和平尽最大努力。民主人士柳亚子称赞毛泽东为“弥天大勇”。1945年10月10日，历时43天，国共双方终于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重庆谈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其争取和平民主的付出和决心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的高度称赞和普遍认同。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始终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1947年9月，刘少奇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赢得了解放区广大农民的支持。这些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追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紧紧依靠人民。党和国家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史。人民的支持，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源泉。

在内战爆发前期，毛泽东就指出，要“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其要义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影响中国革命成败的最大因素，就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早在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就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农民。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又表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解放战争就是一场人民参与的战争，是一场依靠人民的战争。获得了土地的亿万农民投身到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中，他们勇于参战支前，为解放战胜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毅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再次强调了人民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文章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伟大事业的推动者、践行者，始终保持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才拥有了革命的力量源泉，拥有了胜利的根本保障。

百年正是风华正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华大地上，只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风险挑战中壮大，几经危机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为正处于新的历史征程上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方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豪情满怀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觅生机，续写伟大历史篇章。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