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东北妇女

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从东北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开始，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人民武装抗日，发动了包括大半部地域和千百万群众的游击战争，反抗强暴的日本法西斯，坚持了14 年之久的残酷斗争。不管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厚颜无耻，否认和抹煞东北人民的光荣斗争与牺牲，但东北人民为祖国独立，为人民解放，曾经写下一篇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东北妇女在这篇历史上，是有其光辉地位的。

随着抗日游击运动发展，妇女参加斗争也是逐渐扩张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初期，东北吉、江两省有些队伍名义上是抗日军、救国军，但其实是受国民党的影响，消极抗日，对待妇女参加救国也抱着“ 马不能上阵”的轻蔑态度，排斥妇女参加抗日，即使有几个妇女参加宣传工作，也不过是点缀门面而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遍及各地的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性组织，在日寇占领区是秘密的，日寇尚未占领区则是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各阶层的特别是农村的妇女从这时期就已普遍入会。其中安东和沈阳的女工、辽吉中部及哈尔滨市与周围各县的青年女学生、旧吉东和淞江沿岸的农村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有许多地方妇女成立了单独的团体组织。这时期工作活动主要有：第一是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和扩大组织力量；第二是帮助当时的抗日军、自卫军募捐慰劳，动员人力物力进行抵抗日寇的进攻战斗；第三是参加作战军队的救护工作，组织和领导民间因抗日遭遇困难的救济工作。

1933 年以后，随着中共直接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发展，以至编成抗日联军时期，千千万万妇女参加了游击队。有不少拿起武器成为杀敌好手——优等射手、机关枪手；有的担任队长、连指导员、政治委员，指挥作战；有的参加后勤管理工作。游击队、抗日联军每年所穿的大部分军服，是在深山大林里由妇女管理和工作着的被服厂所做成的，另一部分是由农村妇女在日寇及其走狗严密监视下秘密地做成，经过小孩子们一套一套地秘密搬运集中，再送到军队中去的。

妇女积极参加斗争最出色的要算延边各县和宁安、穆棱和日寇所谓的“共党乐土——三江省”的地方。许多农村里的救国会、反帝同盟、青年义勇军、抗日儿童团、打狗队（专铲除日本特务汉奸的）、缝衣队、洗衣队、救护队、文化宣传工作、农民补习教育，差不多完全是妇女在那里起中心作用和领导着工作。有些游击根据地农民抗日自卫队的放哨、盘查、侦察、伏击和夜袭“讨伐队”，差不多都是妇女占多数。遇到受日寇大军合围而必须撤离的地方，通常都是全村屯的妇女有组织地照顾老头、小孩，把家搬走，搬到新的地方构筑简单草舍和开辟新的耕地。布置新的防卫岗哨，都是妇女自己担负。有时候在这些新的地方要多准备一些新的草舍和募集粮食，采山菜山果，准备游击队和日寇打仗以后来驻屯休整。

在1940 年以后几个抗日游击斗争最困难的年头，女游击队员的战斗和勤务负担，在许多情况下有时超过了男人。而在冰天雪地、饥疲困乏、万难忍受的时候，妇女能安然自如，当情况紧张和凄惨的时候，妇女通常是没有表现悲观的。白昼行军作战，有时大雪没膝，常急走百余里，凡宿营的草棚或帐幕、柴草、烧煮诸事，都是女队员每天背着的斧、锯、锹、镐、小锅去操作的。有些带着婴儿的妇女，在敌人进逼紧张时，不忍牵累游击队，而将宝贝的婴孩含泪埋藏在深雪里。

1937— 1938 年，在依兰一县，参加救国会的妇女会员3.5 万人，占全县人口25％，参加抗日联军游击队800 余名。汤原县参加救国会的妇女两万名以上，参加游击队的有700 名。

1933— 1934 年，宁安县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有六万名，占全县人口1/3，参加游击队的就有500 多名。现在正在东北工作着的女共产党员林娜、柴玉英姊妹和黄秀春等，就是那时的女反日会员或游击队员。在抗日联军遭受极端困难的年头，妇女通常没有人变节投敌人，即使被俘去也是至死不屈。

王一知

在“八一五”以前许多抗联妇女为了准备日寇死亡来临而加紧战斗准备，许多妇女学会各种现代的军事技艺，如无线电报、游泳、滑雪、爆炸及其他与飞行有关的技术。无论在战斗中、艰苦生活中或学习中，妇女总是表现高度自觉和自强，不但不甘落后于男人，在许多情况之下有些落后的、出丑的、支持不了艰苦的男人，反而受到妇女的一种奇异魄力，受到鼓舞。东北抗联领导者之一周保中同志常说：“我的心房留着东北人民的两道最深的痕迹，永远不能消磨，一道是抗日妇女的气节与倔强……”

在无数的英勇奋斗与奇迹的妇女中，举出千万分之一的例子，看以往东北妇女在为祖国是怎样地战斗着。

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团

抗联五军的服装，除部分抢夺自敌人外，主要是靠妇女团同志在密营被服厂缝制供应。五军的这些被服厂分散建立在各县境，一般有十几人到四五十人。这些密营被服厂主要是五军妇女团建成的，她们在冰天雪地里，用锯、斧头把五六丈高的树一一放倒，然后锯成板子搭盖厂房。这种劳动非常艰苦，锯树需要体力，放倒两三搂粗的树木既笨重又危险。把厂房搭盖起来后就动手做服装。一个被服厂有几台到二三十台机器，人多机器少，三个人使用一台机器，轮流做，没轮上用机器的同志锁扣眼，检查质量，打包等。当时缺少军用布，大部分是白布，还有蓝布，妇女团的战士就自己染。她们上山采柞树皮和黄菠萝树皮，把这些树皮的老皮扒掉加草木灰，煮成土黄色染料，还用柞树皮和糖粒树皮、屯查条树皮加草木灰煮成草绿色染料。

扒过皮的木头还可用来搭房子。女同志们扒树皮时，手上不是磨出泡就是被扎破，因工具少用石头代替斧头，有的同志被石头砸破手也是经常的。不仅如此，大家都是“顶星星戴月亮”把任务提前完成。冬季，敌人要把抗联战士冻死在密林里，进行层层“围剿”和封锁，妇女团的同志总是想办法冲破敌人的封锁，千方百计将棉衣送出去。夏天到了，当被服厂的同志们听说队上的同志们因单衣不够，而将身上的破棉衣中的棉花撕去，把棉衣缝补改成单衣时，女同志就坐卧不安，就又千方百计搞原料，赶制单衣送去。

当时五军类似这样的被服厂有七八个，厂内组织机构在1936 年—1938 年还比较完善，有厂长、副厂长、指导员，并有剪裁师傅及统计出纳，有负责包装的，还有负责验收产品质量的。有时根据季节变化和任务情况，经常从前线调回一二十名或二三十名女战士赶制衣服。有几个大一点的厂子都有30 台左右的机器，如依兰县克上克沟里被服厂，就是规模和设备较大的一个厂。这些被服厂的同志经常是一边赶制衣服，一边还要打仗，随时做着转移的准备。同时还要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训练。

建设后方医院也是一场艰苦的战斗。1936 年冬，妇女团的一部分同志接受在密营建一所医院的任务，临行前军首长嘱咐她们：“建好密营才能有巩固的后方，建密营也是一次不小的战斗，要跟冰雪交战。”她们在原始森林里，迎着刮脸的狂风，放倒上百棵大树。选好盖房地点后，先把雪扫干净，再点起火把冻硬的地烧化，然后才能挖坑埋柱盖房子。这样建造的房子可减少潮湿，伤病员住起来舒适些。为了防备敌人，她们把地往下挖二三尺深，住起来冬暖夏凉，又不易暴露，发生情况时，还可以做掩体向敌人射击。像这样容纳百十来个人的秘密简易医院，妇女团的同志搭建了很多处。

与此同时，妇女团的同志在各连队参加战斗时，还担任救护和运送、安置伤员工作，把伤员从阵地上抢运出来，换上便衣，送到可靠的老乡家里掩护起来。1940 年初，妇女团的几个同志，随王效明支队长，路经小漠河到独木河去，和在那里的部队会合，一起进行那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并到那儿医治受伤有病的战士。在独木河坚持斗争的同志，经常吃带皮的粮食，或靠捕鱼、射猎充饥，有时还吃一些草根树皮，他们经常在大风雪里露天宿营，衣服破得连不成片，有许多冻伤的同志。妇女团的同志跟着部队顶着漫天大雪，在零下三四十度严寒下急行军，辗转跋涉，走了几天终于找到在独木河一带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妇女团的同志以深厚的阶级情意，为冻伤的抗联战士精心治疗、护理，有时竟将自己衣扣解开，将抗联战士冻伤溃烂的双脚放在自己的怀中，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战士们的冻伤。她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使许多伤病员很快康复，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军妇女团的同志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惊人的。1936 年到1942 年间，抗联领导机关从部队和地方抗日救国会里，选拔很多妇女去学习军事理论技术、医疗救护和无线电通讯，等等。被选拔的同志都知道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学习现代化技术有困难，但是，她们一想到这是抗日游击作战的需要，是党对她们的信任和交给她们的光荣任务，便勇气百倍。她们互相鼓励，克服困难，孜孜不倦地勤学苦练，在短时期内，有的学成简易医生、护士，有的学成无线电通讯员，有的学会机关枪、步枪、手枪射击。至于泅渡、滑雪，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并且是熟练的好手。最使人感动的是，还有50 多名妇女学会了跳降落伞。由于妇女团的同志学会了各种军事技术，使抗联部队的游击作战力量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在救治伤病员和远距离通讯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五军妇女团的同志与连队男战士一起，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虽然她们不是战场上的主要力量，没有单独担任各种战斗的主攻，但在配合男战士担任侧击、伏击、截击、防御、救护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五军各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消灭日军，解放祖国立了战功。

红枪白马的赵一曼

她是1923 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曾留学于莫斯科。1932 年同丈夫一起来到哈尔滨，领导了哈市电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1934 年她丈夫被日寇逮捕惨死在狱中，她被派到珠河县的抗日救国会内进行妇女工作，她曾在珠河组织广大妇女团体配合抗日游击队工作。她后来不仅领导了妇女，而且成为当地农民的领袖。

1935 年，当敌人对珠河县采取烧杀“归大屯”政策的时候，她带了几个女干部组织了数千人的自卫队，抗击敌寇。在珠河东部关门嘴子附近作了一次以低劣武装对优势兵器的英勇果敢的战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后来这支自卫队参加到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二团里去，赵一曼任该团政治委员。过了些时候，敌人大举进攻，把珠河以东滨绥线北部烧光以后，她们这团人经过数次血战后，退到滨绥线的南部。当时该团的上级指示她们再回到铁路北部坚持抗战，于是她们又回去了。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该团被优势的敌人包围于不利的地形上，全团300 余人几乎全部殉难，逃出重围者仅十余名。赵一曼身受重伤，逃到一个地窟中养伤，又因叛徒告密而被敌俘。

她被押到珠河县，珠河当地的汉奸与士绅们，都想瞻仰这个出色的女英雄是何许人，当时被她大骂一顿，这些汉奸个个汗颜地抱头而窜。后又把她解送到哈尔滨，押在日寇的特务机关，她备受过电、灌凉水等严刑摧残，但是她始终守口如瓶，尽忠诚于祖国抗战的志士，并未招出半点机密。日寇们看到刑罚无济于事，况且她身上棒创累累，生命已是奄奄待毙，遂把她送到哈市滨江医院养伤。她在养伤时也未尝中止她的宣传工作，所以该院的看护董女士和看守都受了她的感动。她病将好，三人就共同逃走，然事机不密，被敌人发觉，乘汽车追赶，在离游击队仅剩有20 里路的地点（老山头附近），又被捕了，在被押回哈尔滨后，被敌伪枪杀了。临死前，她曾壮歌一曲满江红，慷慨就义。赵一曼同志实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之女英雄。

秘密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苏维民

赵一曼与儿子宁儿

日本强盗在东北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不但表现在残暴的日本关东军及其走狗伪满军的到处烧杀，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中密布着各种形式的特务、侦探、汉奸、走狗，用绑架、恐怖、密侦、收买、威胁各种方法来搜捕抗日分子，特别是共产党的干部。1936 年以后，这种手段越见其毒辣和周密，穆棱县八面通旧中学未毕业的女革命分子苏维民，便是在这样严峻环境中与日寇做斗争的。她不怕日寇特务机关的残酷刑罚和追逐，她虽然是个诚笃忠厚的女子，但她总是以共产党员的勇气和民族节操自傲，因而很机巧地长期担任了地下秘密工作，领导着宁安、穆棱两县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为了工作必须到农村去的时候，她常是蓬头垢面，赤足褴褛地混杂在农村妇女群中，参加锄地和养猪喂羊烧火煮饭，她有计划地去做女会员的训练和抗日文化工作，并收到实效，如为抗日联军游击部队秘密买冬天做服装的棉花、布匹和医药材料。在游击斗争最困难的年头，差不多都是由她所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的女会员和儿童团的孩子们，用各种方法买到以后秘密送走的，对日、伪军的宣传品多由妇女小孩去散发张贴。

1936 年8 月末，抗日联军二军、五军联合部队在穆棱代马沟车站附近设伏，打死日寇机械化的步骑工兵300 余人，并得战马100 余匹，毁火车一列，也是苏维民同志指导地方组织与游击队配合行动的。

苏维民同志不断受到中共吉东省委重要委托，常常穿上高跟鞋、烫起漆黑的发卷，衣冠楚楚，俨然时髦女郎的装扮，像伪满贵妇人一样。她在工作行动中是非常机警而智慧，果决和大胆的，因此在1938—1939 年那样的异常年份，她常往来于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各地从未暴露，只有在叛徒宋一夫替日寇做走狗以后，日寇用尽一切方法才把她捕捉了。在日本宪兵包围了她的住所而向她伸手攫夺时，她举起大斧向宪兵猛砍，凶恶的宪兵向她开枪，把她捕走了。这是1940 年春天的事。

日寇千方百计地要软化她，她在狱中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严刑威胁，但她始终不屈，终日大骂和讪笑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走狗。苏同志的意志和精神虽然是铁的，然而人总是血肉和骨头的身躯。她的头被打坏了，脑筋受伤了，手足被打得瘫软了，然而她的心总是坚若铁石，等候死之来临。1945年8 月15 日日寇倒台了，她出于希望之外地被解放出狱了，然终因受刑过重损坏了身体健康，而成为残废者，这不能不令人对日寇和民族叛徒们义愤填胸。

八女殉江

1938 年，敌人愈加疯狂地“讨伐”抗日联军。五军一师、二师各一部于6 月下旬由佳木斯、桦川县经勃利、依兰、方正，奔五常、珠河、苇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步步为敌人封锁线，故每日战斗以数次计，终于达到目的。当秋末冬初时，一小部分人由远征地返回松花江下游依兰地区，天气严寒身着单衣，两月来只食树皮草根野果来充饥，还得坚持战斗，宁冻饿而死也没有投敌的。到时已晚，宿于刁翎河湾西岸，于次日拂晓遭遇敌袭，弹如雨下，寡难抵众，乃撤退到东岸。时当秋水泛滥，水势又急，男同志大部泅水而过，她们八人虽不能泅水，但耻做俘虏，而手携手视死如归地投入刁翎河的怒涛中。其中有：

（1）冷云（原名郑志民），桦川人，任过小学教员，做过地方的秘密抗日工作，193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过五军后方被服厂指导员，远征时任妇女第二队队长。

（2）黄桂清，宁安八面通人，任过班长，1935 年参加武装斗争，为一农村妇女，入队后努力学习，大有进步，并有很好的裁缝技术，为大家所赞佩。

（3）杨贵珍，为依兰县刁翎人，1934年由地方反日会转入军队，远征时任妇女第二队副队长，为中共党员。

（4）王惠民，亦为刁翎人，全家参加革命，均英勇地牺牲于战斗中，王同志牺牲时仅为13 岁的小女孩。

同时牺牲者还有四名，其中有一安某（安顺福——编者注），宁死不屈之精神可想见一斑了（另外三人分别为胡秀芝、郭桂琴、李凤善——编者注）。

死也不舍机器的陈玉华

陈玉华同志为饶河游击活动小队中的电报员。她无论昼夜阴晴，或狂风暴雨，以至战斗场合，从未耽误过工作。一次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敌弹所伤而牺牲于战场，至死怀中还紧紧地抱着机器不放。日寇将其尸抬至饶河县街去示众，不但未能威胁了群众，反而更加深群众对日寇之深仇雪恨，就连日本鬼子与伪满兵也都为之感动。

她是宁安县一个农村妇女，18 岁时参加抗日游击斗争，由于她热心学习而成为优等的报务员，生前为中共党员。

日寇狱中的歌唱

1939 年冬季，天气酷寒，雪没过腰，北风刺骨，游击战士们的手脚全都冻伤了。从早到晚行军，只能走五六里路。敌人利用此种时机跟踪进攻，我抗联五军三师一部猛力抵抗，给敌人以不小的打击。但我兵单力弱，弹尽粮绝，又无外援，敌人兵力屡增，乃不得已而转移阵地。朱信玉、崔顺善、刘秀英三名女同志因受重伤而不能行动，同志们冒着枪弹炮火来救她们三人撤退，她们说：“情况紧急已不容许，你们快退吧！我们死了还有你们去复仇，快把这枪同子弹拿去吧！”

邓澍的油画作品《八女投江》

以后敌人把她们三人抬到宝清县城治伤侍候并加以诱骗，但她们三人毫不受诱惑，终日唱革命歌曲。敌人见势不行，开始严刑拷打，以致她们皮开肉裂，死去活来，骂不绝声。在监狱的铁窗中，常常飘出来她们三人的革命歌声，三人最终被日寇枪杀了，至死犹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东北革命成功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口号。

我们敬爱的裴大姐——成春

裴大姐是朝鲜族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她做地方的秘密抗日工作，1932 年为汤原县农民妇女会之书记，同年秋参加汤原游击队。她是发起这支游击队中的第一名女战斗员，也是发起人中之一。裴大姐是无分冬夏或雨雪纷飞，站岗放哨，行军作战，从未表示过困难犹疑，特别是善于在黑得伸手不见掌的夜间，在不透星月之森林中做侦探向导，既不畏缩又胆大勇敢，记忆力极强。她帮助同志们洗衣做饭、缝补，领导韩人男女学字、学中国话，对同志们非常地亲切和爱护。长途行军战斗中，她常常帮助伤病员，或体弱的同志们背着两三支步枪，或机关枪，另外还要背上自己的给养装具，平均起来每天都是六七十斤重量。有一次到六七里路外去运给养，她一人曾背了三斗小米，超过男同志所背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故大家都对她非常敬仰和钦佩，而有“裴大姐”之称号。

1937 年，她担任抗联第三路军后方密营之被服厂长，能裁能剪，技术熟练，在各方面都成了男女共产党员的英勇模范。

1938 年冬，她在宝清与敌人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她虽然死了，但是她的精神意志榜样，仍留在游击队员们的心目中，仍留在汤原一带老百姓的脑海中。

“八一五”东北解放了，老百姓欢天喜地，但是抚摸着14 年苦斗所受日寇摧残、压迫、剥削的创伤，又不禁愤恨。以往妇女和小孩子们所遭受的惨痛特甚，日寇在伪满统治时期，实行配给制，有劳动力供日寇奴役的男子所获到的配给粮，不足糊口，妇女和小孩长年忍饥挨饿用豆饼和糠秕充饥，或采野菜山果来饱腹。家中男子和年轻力壮的伯叔父兄终年“勤劳奉公”服各种强迫劳役，妇女增加了家庭的担负，身体健康遭受无限伤害，小孩子们的成长异常困难。的确，东北妇女，特别是经过长期游击斗争的广大区域妇女，希望在“八一五”东北解放后，在祖国的怀抱里，能够顺利地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道路。东北妇女比起内地若干省份的妇女是较少有宗教传统与守旧的气味的，参加自由的新中国的建设是不会落后的。可惜得很，日本帝国主义倒台了，美帝国主义又伸来了一双魔手，要来代替它，攫住东北，攫住中国。卖东北有罪的国民党蒋介石，今天正在东北蒋占区域完全恢复伪满的制度，东北妇女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解放区的妇女，她们会觉悟到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以往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传统，来积极参加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自卫战，与男子并肩去抗击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者。（本文写于1947 年）

（作者：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周保中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