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护731遗址群 还原历史真相

原731部队成员大川福松（左一）接受金成民（右）取证。 资料图片

陈列馆内陈列的日军防毒面具。 张 涛摄（新华社发）

陈列馆新馆外景。 资料图片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731遗址群核心区东南角，坐落着一座形似长盒的黑色建筑——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以下简称“陈列馆”）新馆。“黑盒”既是记载历史真相的容器，也昭示着被隐藏的历史真相仍需继续打捞。

731遗址群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1982年，陈列馆前身——哈尔滨市平房区文物管理所成立，当地对731遗址群的保护逐渐走上正轨，国内学者对于日本731部队的调查研究逐渐多了起来。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反映该遗址群破损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应加强修护工作”。由此，731遗址群的保护工作和相关学术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

修护731遗址群，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30多年来，陈列馆对揭露日本731部队犯罪事实作出了独有的贡献，被遮蔽的真相逐渐浮现，被湮灭的证据逐渐明晰。

还原历史是为了铭记历史，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遗址保护

“731遗址群的保护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1990年12月，26岁的金成民前来陈列馆报到。当时，原731部队本部大楼的大部分由哈尔滨市第二十五中学管理使用。

金成民顺着楼梯和走廊来到二楼最东侧的一个房间。这里原本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办公室，当时作为陈列馆全部7名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正对的楼下一间是陈列室，上下楼这两个房间加起来仅170平方米。

本部大楼北侧，是核心区10多处旧址。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逃前夕，为了销毁罪证、隐瞒罪恶，炸毁了大部分建筑设施。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侵蚀、冻融损坏等，部分旧址破损严重，有些已被挪为他用。

国家有关部门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曾多次拨款对旧址实施清理、发掘和修缮，并对旧址地表上的部分民房和单位进行迁移。2006年5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所作的重要批示精神，731遗址群的保护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已于2009年起担任陈列馆馆长的金成民介绍，731遗址群修护工作被提上日程：731遗址群核心区改造工作开始实施，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本部大楼修缮及展览提升工程正式启动，陈列馆新馆开工建设……

当年8月，哈尔滨市平房区成立731遗址保护及新馆建设指挥部，区委书记和区长任总指挥，启动环境整治、遗址修护、新馆建设、陈列布展和考古勘探等工程。

“环境整治主要涉及核心区内700余户民居和13家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工作。”金成民回忆，“所涉及的居民楼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楼房老化。搬迁补偿方案出台后，大部分人主动搬了出去。”

也有少数居民不想搬迁，指挥部和陈列馆派出工作组逐户上门做思想工作。3个月后，核心区内民居和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完毕。

“搬迁为旧址修护腾出了空间。在国家文物局和原黑龙江省文化厅支持下，核心区13处旧址修护项目得以整体立项。”陈列馆遗址保护部主任高玉宝说。

对731部队的指挥中枢——本部大楼的修缮，因大楼墙体颜色长期以来被粉刷成黄色，部分专家认为外墙颜色已不可考，主张维持现有状况。金成民则力主恢复历史原状原貌。

从请上世纪50年代在附近工作生活的几位老人回忆，到赴长春、大连等地调查日伪时期的建筑风格，经多方交互印证，金成民和团队最终认定本部大楼墙体为清水红砖色、房顶为绿色铁皮盖。

2014年5月，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衔，多家单位共同对731部队细菌研制和人体实验犯罪的核心部门——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俗称四方楼）开展考古发掘。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李陈奇介绍，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对四方楼的格局功能有了全方位了解，还发现了多处爆炸穴点和焚烧掩埋灰坑。这是731部队销毁罪证的直接证据——日本战败前夕，731部队炸毁了实验研究和生产细菌的主要设备，把大部分资料和用品付之一炬。

“出土遗物超过千件，在一些灰坑中发现了大量灌满溶液的玻璃器皿，个别仍可辨认出‘××毒’‘赤痢’等字样。”李陈奇说，考古发掘活动的介入，丰富了731部队罪证遗存第一手实物资料，使人体实验、细菌战犯罪证据链得以补充和完备。

占地近1.2万平方米的陈列馆新馆于2014年11月开工建设，翌年8月15日完成布展，正式对外开放。

在布展中，新馆基本陈列坚持以法理思考构建陈展内容。“展览从序厅开始，侵华日军细菌战、731部队——日本细菌战大本营、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毁证和审判等六大展览主题，层层递进。每一个物证，每一个用词，每一个版本的语音解说词，都有国际同行考证校对，确保规范严谨。”金成民表示，“看完展览，相当于读完了审判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卷宗。”

进入“人体实验”展厅，映入眼帘的是高3.6米、宽2.5米的3面档案墙，内容是研究团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拿到的3份人体实验报告。档案墙下方，开放式的抽屉展柜里摆放着档案仿真复制件和翻译件，可供观众翻阅。

“我愿代表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向中国人民诚挚道歉。”2015年8月，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参观陈列馆新馆后低头默哀，“我要把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证带回日本，广为宣传，号召国人正视历史，珍惜和平。”

“展览展示面积从百余平方米扩展到25万平方米（含遗址群），陈列实物史料从300余件增加到1.05万件，参观人次从每年数千人提升到上百万人次。”金成民介绍，新馆自2015年8月15日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550万人次。

学术立馆

“深刻揭露了以731部队为代表的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犯罪史实”

“日本投降前，731部队几乎销毁和转移了所有档案，许多细菌实验的详细情况不为人所知。”金成民说，“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揭露731部队犯罪事实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在日本引发强烈震动。而在彼时，因遗址受破坏，加之日本和美国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遮蔽，中国学者的研究境况并不理想。”

从1982年哈尔滨市平房区文物管理所成立伊始，首任负责人韩晓便提出了“学术立馆”的理念，至今已伴随陈列馆走过38个春秋。

在金成民的记忆里，不论寒暑，韩晓总是独自骑辆自行车，到周边乡下搜集劳工证言和731部队罪证实物。“731部队周围5公里都是特别控制的‘无人区’，劳工成为唯一见证相关情况的中国人。”金成民说，“韩晓先后访问了190位劳工，其中30多人提供了重要证言。”

731部队对外高度保密，劳工所见所闻有限。“731部队有多少成员？确切的人体实验受害者有多少？这两个绕不过去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学界难以给出精确答案。”金成民说。

金成民逐步把重点放到了发掘整理各类原始档案上。他在学术生涯中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当属1997年“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其内容为：宪兵对逮捕的‘犯人’，可在审讯后不经法律程序直接移送到哈尔滨的宪兵队。1943年再次下发文件，把‘特别移送’人员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陈列馆副馆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杨彦君说，“当时的警务部长斋藤美夫证实：所谓‘特别移送’，就是把犯人‘押送到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

1997年冬天，金成民一头扎进黑龙江省档案馆，找寻日伪时期的档案文件。“头一个月一无所获，到12月底的时候，竟然找到了一件‘特别移送’档案。”3个月时间，金成民找出来400多页近16万字的“特别移送”档案。

“‘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有助于了解人体实验受害者的确切人数和具体来源。”之后20多年，金成民团队大量查阅各地档案馆馆藏日伪档案和相关史料。截至目前，共找到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1549人。

2011年，杨彦君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解密档案时，找到了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的大量原始实验报告书，包括731部队对细菌战的总结文件和调查报告。其中最核心的资料，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书，即炭疽菌感染实验《A报告》，鼻疽菌感染实验《G报告》，鼠疫菌感染实验《Q报告》。

“3份报告书是能够证明731部队开展人体实验的直接证据。”杨彦君说，“它们详细记载了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

随后，杨彦君所在课题组又多次前往美国和日本查找馆藏文档及民间保存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细菌战口述史料、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和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三大数据库，共录入口述史料100余万字、档案文件2.5万多页。

杨彦君的另一重要学术成果，当属《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的发现、整理和研究。“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名簿》详细记载了731部队3497人的姓名、出生时间、原籍、编入731部队时间等信息，涵盖部队将官、佐官、技师、雇员等各类成员。”杨彦君说，在此之前，囿于资料不足，大量731部队核心成员信息鲜为人知。

“2015年11月，我们前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查找资料时，偶然在索引目录里查阅到《名簿》的调卷目录信息。因备注有‘要审查’字样且之前并无调阅记录，可初步认定，我们拿到的是第一手史料。”杨彦君团队成员、哈尔滨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宫文婧介绍。

“因资料原文涉及大量人名、地名和时间信息，文字为手写日文旧体字，且部分人员信息重复，我们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整理工作。”宫文婧说，“最终确认《名簿》实有3497人的信息，基本厘清了731部队的编成状况、人员构成、人员来源、整体规模等重大基本史实问题。”

“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对731部队细菌战和人体实验问题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中外馆藏档案、口述历史、军事法庭审判材料为核心的较为完备的史料体系。”杨彦君表示。

2015年，陈列馆与哈尔滨市社科院联合推出60卷本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丛书。金成民介绍，这套丛书资料收集工作历时10年，编撰整理工作历时两年，收录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珍贵文献档案2万余页，文字量近千万，“深刻揭露了以731部队为代表的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犯罪史实”。

“今年还将推出14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料文集，这些档案和研究成果多数是首次公开的新证据、新发现。”金成民说。

跨国取证

“寻访过程，也是与日本友人深入沟通交流的过程，是争取和平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

“接受实验的人被绑在十字架上，飞机飞过来，投下细菌弹”“战败以后，把剩下的实验者都杀了”……这是来自731部队日本老兵的证言。

“731部队从出现到覆灭，始终处于‘绝密’状态。还原历史真相，需要来自加害者的证言。”上世纪末，金成民多次到日本开展学术交流，见到不少侵华老兵在和平集会上反省，逐渐产生跨国取证的念头。

促使金成民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的，是原日本宪兵三尾丰的去世。194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当宪兵的三尾丰曾参与“特别移送”，并于1997年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为加害者证人陈述了自己的罪状。

1998年5月，金成民在东京的一次和平活动上见到了三尾丰，并约定下次见面深入探讨“特别移送”档案。“两个月后我再到日本，却得知三尾丰已在一周前去世。这让我意识到，跨国取证已是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金成民说。

杨彦君介绍，731部队严格规定“不许对外说起关于人体实验的任何事”。在溃逃前，石井四郎又下了3条训令：不得讲出自己的部队履历，不得担任公职，不得相互联系——意即“把秘密带进坟墓”。

“让已经沉默了数十年的原731部队老兵开口，困难可想而知。”金成民回忆。

2000年，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协助下，一位名叫铃木进的老兵同意和金成民见面，“第一次见面时，一同前来的还有铃木进的妻子。一说到关键处，妻子就会拉他的手，不让他继续讲下去。”金成民说。

第二年再去日本，金成民提出了单独见面的请求，铃木进再三考虑后同意了。在两小时的长谈中，金成民获得了多段重要证词。

第三次见面时，铃木进对金成民说：“谢谢您能来听我讲述，自从把这一切说出来后，我总算不做噩梦，能睡个安稳觉了。金先生治好了我的‘病’。”

“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建立信任关系，是取证成功的关键。”金成民说。

同样让金成民记忆深刻的，是与侵华老兵大川福松的接触。“他先是答应后又拒绝见面，经过我们争取，最终同意见面，但提出不讲731部队的过往，且不能录像拍照。”当天，金成民一行和他寒暄到晚饭时间，“我提出来请他一家到附近餐馆吃饭。”

席间，大川福松主动提出“不能让你们白来一趟”。金成民和同事赶忙支起三脚架、打开摄像机，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听他讲述了参与人体解剖的情况。

后来，每次去日本，金成民都尽可能到大川福松家里坐一坐。“2008年，我在他家里看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和载有他信息的那一页档案复印件，这是上世纪80年代大川福松为领取军人抚恤金去日本厚生省复印得来的。”金成民说，“自那之后，我们开始找寻档案原件，直到2015年杨彦君查询到它的下落。”

20多年来，金成民及其团队共寻访到300多名原731部队成员，访谈了70多人，其中讲出“有效信息”的有40人，存留下200多个小时的影像资料。

跨国取证，离不开日本友人的协助支持。“大多情形是先由日本的和平团体和友人做好前期联系沟通，征得对方同意后我再过去。”金成民说。

“为揭露731部队真相，九旬老人山边悠喜子已奔走了30多年。”金成民介绍，山边老人曾参加过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上世纪50年代回日本后一直在为中日友好事业作贡献；80年代发起成立了“731部队展实行委员会”，从1992年至今，已在日本70多个城市巡展，观众数量超过百万人次。

“寻访过程，也是与日本友人深入沟通交流的过程，是争取和平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金成民表示。

在731遗址群第二保护区，矗立着一座“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系由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于2011年集资建立。碑文中写道：“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犯下了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罪行。”

以史为鉴警示后人，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