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技术出现后,因传递信息便捷,很快被应用于战争中,无线电侦察与反侦察也成为战争的重要斗争形式之一。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1931年1月,我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建立第一个无线电侦听台,开始截获分析国民党军电报,1932年又成立无线电侦察部门。1932年8月,我军攻占江西宜黄县后,缴获敌一份30多个字的电文,我军破译人员借此还原敌密码本,并以该密码本为基础,逐步摸索出敌密码编制规律。到1934年7月,我军已基本具备破译敌各类密电的能力。
破译密码的难点在发现重复出现的电码。国民党军的密码,只是在中文电报明码基础上稍作改变编制而成,即按照一定规律,将明码中的数字对应转化为其他数字,仍像明码一样以4个数字为一组对应一个汉字,属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替式密码。当时,我军破译人员发现何应钦对破译工作很有帮助。国民党军电文中“奉总司令何”(指何应钦)这句话用得相当多,“令”字明码为0109,“何”字明码为0149,两字明码中都出现了“0”“1”“9”这3个数字,“0”共出现3次,“1”和“9”共出现两次,“4”出现1次。按照国民党军的加密规律,假设我军截获两组紧挨着的密码2528和2568,可以发现,两组密码中都出现了“2”“5”“8”这3个数字,“2”“5”“6”“8”出现的次数,分别与“0”“1”“4”“9”相同,且排列顺序一致,由此便可得出2528和2568对应“令”“何”两字,可进一步破解整套密码。
而我军当时使用被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实现了“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蒋介石在密码被屡屡破译后,曾命令密码专家破译我军密电,折腾了两个多月,还是无果而终。
长征途中,为保证侦察效率,我军无线电侦察部门采用梯队式工作机制,一队行军,另一队原地架起电台,不间断破译密电,及时掌握敌行踪。反观国民党军队,其无线电技术人员比较腐败,沉迷于吃喝玩乐,有时甚至用电台聊天谈生意。
据史料记载,我军无线电侦察部门在万里长征中,共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80余种、破译口令860余种。敌得知我军在侦收破译他们的密电,虽多次更换密码,但仍屡遭破译。
1935年二渡赤水时,我军及时破译敌密电,获知敌在娄山关附近兵力稀少,由此决定先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一举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6个主力团。在追击战中,我军又破译密电,获知国民党中央军军长吴奇伟的指挥部设在遵义以东且兵力空虚,我军果断出击,大败吴奇伟,俘虏1800多人。
1935年3月21日,我军主力南渡乌江时,一股强大敌军逼近我军。我军大胆利用掌握的国民党军口令、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发电,命令这股敌军改变行军路线,向偏离我军渡江地点的方向前进,为我军渡江争取宝贵时间,我军由此直入云南,把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抛在贵州。
正因我军在无线电技术这种无形较量上技高一筹,屡次保障我军摆脱敌追击拦截,才取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曾经夸赞,无线电侦察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