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宇回忆亲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往事

任何曾为我国“两弹”研制作出过贡献的人或事都不应该被遗忘。无论是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院士等，还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工人或者士兵；无论是众所周知的北京九所、金银滩221基地、新疆核试验基地等前线阵地，还是隐身背后、鲜为人知的原子能所等其他研究单位或生产工厂；无论是对“两弹”研制起关键作用的科学领域，还是生产工序上一个小小的环节……

而在这里，我仅从个人的角度，谈谈“两弹”研制中所经历和了解的一些事情。

胡仁宇1987年6月在中物院机关办公室办公

九所与原子能所协同攻关

1958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单位二机部九局、九所刚开始筹建时，真称得上是“一穷二白”，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仪器、设备，甚至连必要的科技队伍都没有。二机部副部长、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就从所里抽调了邓稼先、林传骝、王方定与我到九所，分别负责有关理论、电子学、放射化学和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筹建工作。

钱三强先生找我谈话调我去九所时，我在国内休假期满，正准备返回苏联继续研究生学业。接到组织的任务，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学业问题，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不再回苏联，我留在苏联的个人物品后来也由我的同学林传骝带回国。

刚到九所时，我们技术人员主要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准备相关的仪器、设备。那时，国家打算依靠苏联的援助发展原子能工业。但是，到了1959年6月，苏联却单方面撕毁协议，陆续撤走专家、技术资料，不再对我国进行援助。

1960年5月的一天，九局组织我们骨干科技人员召开动员交底会，传达国家要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提出要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越快越好。会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建加速器与中子物理研究室。对于当时研究生未毕业的我来说，这样的重任无疑让我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可以参与到国家伟大的科研任务中，害怕的是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1989年月11日胡仁宇（左）和于敏

鉴于当时九所一穷二白，二机部党组决定，九所有关实验核物理和放射化学方面的工作都先依托原子能所来进行，充分利用那里的仪器、设备和科技力量。分配到九所的这一领域的新毕业大学生也要先到原子能所去，尽快开展原子弹点火中子源原料的制备、性能的测量、点火的中子效果测试，以及原子弹的临界质量和临界安全、辐射防护等研究。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带领一帮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原子能所开始组建实验室，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核物理科研工作中。原子能所非常支持九所的工作。1960年夏天，吴际霖、郭英会、朱光亚等九所领导到原子能所拜会时，钱三强先生曾表态，只要九所任务需要，原子能所一定当作重点来安排。当时，我负责有关实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王方定负责有关放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原子能所安排在十室，由该室副主任刘允斌领导。而作为九所和原子能所的联络人，我每年都会将九所提交给原子能所的一份委托其承担的科研任务清单带给他们，包括项目名称、研究内容、技术指标要求和进度等。

从1958年到1963年，我直接参与了九所和原子能所合作的全过程。这期间，九所派到原子能所工作的科技人员近百人，其合作形式大致有三类：一是以完成九所某项重点任务为目标，在原子能所有关室的领导下，以九所科技人员为主，单独设立一个组（有时也加入几位原子能所的科技骨干）；二是任务安排到原子能所的有关室、组，由原子能所负责完成，九所派科技人员共同参加，如某些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三是将九所的科技人员派到原子能所相应的科室实习，通过完成任务学习有关知识和技术，如辐射防护、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上参加实验、质谱分析、放射性核素的生产和测量等。

1964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的实验室土建工程大部分已完成，原子弹的研制进入到关键时刻，急需各有关学科大力协同攻关。这时，九所核物理和放射化学领域的科技人才以及这些领域的设备也分批转移到221基地，随我们一同前去的还有原子能所的吴当时、李嘉樑、周眉清等负责临界试验的同志。此后，他们就一直待在了金银滩上，再也没回到原子能所。

在金银滩上，我们很快就完成了搬到221基地的设备仪器的安装、调试，投入到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必须解决的任务中去。

乘专机运送“596”内球

1964年8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完成了临界安全试验和所有的零部件加工任务，并在221基地组装成功后，具备了前往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正式试验的条件。

此时，我被任命为国家首次核试验第九作业队内球组组长。内球组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保证“596”核心部件——内球运输、组装的临界安全；二是把中子源放到应该放置的部位上。

胡仁宇（左四）参加某次核试验

1964年9月的一天，为了减少内球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可能带来的损害，我们将内球放在一个充满氩气的鸟笼状金属容器中，该容器又被8根硬弹簧吊在一个木框架子中间。临运输前，有人提出，高空和地面的温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或许会影响内球，建议将这个木框架子放置在一个装满棉被的大木箱中。最终，该建议得到采纳。这样做一是为了在运输过程中减震，二是保证内球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这样的防护可以说是十分保险了。

不久，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我和221厂保卫、运输人员一道，登上了从221基地去往西宁机场的专列。中途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火车到达西宁货运火车站的一个岔道上时，停了下来。在这里，我们一待就是两天。至于为什么停留，没人告诉我们，而我们出于已深深扎根脑中的“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的保密意识，也一直没开口问过。停留期间，有人专门给我们送来水和食物，但我们所在的火车厢里，床位数比人数少，我们只能轮流休息。

一天凌晨，我们在睡梦中被叫醒，通知说可以去机场了。走出火车厢，天色已经蒙蒙亮了，火车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站满了警卫哨兵，他们挨得非常近，一伸手就能够着彼此。在这样的严密保卫下，我们护送内球的一行人来到了西宁机场。

在飞往新疆的飞机上，除了飞行员外，就我和二机部保卫局副局长高伦二人。途中，高伦异常担心，时常让我到“内球”那里测量放射性强度。我克服晕机的困难，每次都认真检查。到了新疆核试验基地机场，将内球交给九院院长李觉和副院长吴际霖后，一路悬着的心总算是踏实了，暗自高兴终于顺利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当时，我心里一放松，晕机的难受劲儿彻底涌了上来，躺了一个小时才缓过来。

国庆后不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部件全部转移至试验铁塔附近的安装工号进行组装。在李觉、吴际霖等的亲自监督下，内球组负责将内球清洁干净后安装到指定的位置上。

1964年10月16日胡仁宇在核试验现场

当时，内球装好后，李觉院长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还和我开了句玩笑，说：“小胡，你放进去的内球是真的吗？”我严肃地回答：“院长，肯定是真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离“596”爆心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坡上，指挥部给参观核爆的人发了一副墨镜，然后开始宣布纪律，规定在听到爆炸倒计时的广播时，必须背对爆心趴在地上，不许抬头。当听到广播里响起“起爆”的指令后，我们才起身转向爆心方向，看到远处火球翻滚，蘑菇云冉冉升起，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参观的人群像沸腾了一样，欢声如雷，有人把帽子抛向了天空，大家尽情地欢呼跳跃，这种欢快激动的场面以前我从未见过，终身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