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红四军挺进东江行动新探

1929年10月，红四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挺进广东东江。对于这一行动，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均给予了基本否定的评价。(1)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历史资料的不断搜集与整理，对这个问题应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以求得新的认识。

一、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挺进东江原因

1929年9月，广东政局发生重大动荡。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反对蒋介石活动，准备配合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进攻广东。10月1日，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通电反蒋，率部进攻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两广军阀战争的爆发，无疑是革命力量发展的好时机。因此，中共中央于9月28日指示红四军前委：“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界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两广军阀混战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于全国，红军即可向潮汕方面游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向惠属方面逼近。如蒋系军队失败，红军应位置于粤、赣大道左右或其败退所经之路围缴其枪械。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1]522-523中共中央的指示判断了两广军阀战争爆发后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提出红四军挺进东江后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行动。

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红四军向东江地区挺进呢？

东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后，东江农民运动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策源地。以彭湃为主任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下辖海丰、陆丰、普宁、惠来、揭阳、潮阳、潮安、澄海、丰顺、南澳、平远、蕉岭、饶平、兴宁、梅县、五华、大埔17个县，农会会员达35万人。(1)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国民党当局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广东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当天，东江地区的澄海、五华即发生了由当地党组织发动农军进行的武装反抗斗争。此后，揭阳、丰顺、普宁、海丰、陆丰、紫金、饶平、梅县、兴宁、潮阳、惠来、大埔、潮安也先后举行了农军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后，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在东江地区党组织领导下，各县纷纷举行武装起义。8月31日，潮阳、普宁农军攻占潮阳县城；9月3日，中共兴宁特支领导农军攻占兴宁县城；9月8日，张善铭、黄雍等指挥海陆丰农军攻占陆丰县城，17日占领海丰县城，并先后成立海丰、陆丰临时革命政府；梅县、五华、澄海等县农军在南昌起义军到达之前，相继举行了武装起义；大埔农军于9月16日攻占大埔县城，成立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后，潮安、揭阳、惠来、饶平等县在党组织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有力策应了南昌起义军，并分别成立了澄海县革命政府和揭阳工农革命政府。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董朗率领余部10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彭湃遵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回到海陆丰，就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组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先后占领海丰、陆丰全境和惠阳、紫金的部分山区。11月中旬，海丰、陆丰两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在彭湃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推翻旧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逐步形成了包括海丰、陆丰全县和惠阳、紫金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受挫，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同年10月，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党组织成立中共海陆惠紫特委，以陈舜仪为书记，四县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28年初，古大存领导五华年关暴动。为保存革命力量，古大存率领100多名党员和农军骨干，于5月上五华、丰顺、揭阳三县交界的八乡山。1928年底，八乡山、铜鼓嶂、九龙嶂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以八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1929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转移到八乡山，这里成为东江革命斗争的又一个中心。随着八乡山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向复兴。

以上表明：其一，东江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最早和很好的地区；其二，东江是最早举行武装起义的地区；其三，东江是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其四，东江地区革命斗争屡挫屡起，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

1929年9月1日，正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在写给中央的《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中说：东江“现有十五县成立了县委”，“汕头一个支部”。“统计农会会员约有十万人左右，枪械约有七千支。”“丰顺、梅县、五华、兴宁、大埔、饶平、普宁各县群众大部分归我们领导。”“东江特委健全，各县干部较多。”[2]27这个报告使中共中央得到这样的信息：东江地区党的组织、干部力量、群众力量、武装力量都是比较好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挺进东江地区的原因有三：一是认为东江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在当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斗争潮落潮起连续不断，具有发展潜力。二是认为两广军阀开战，东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是革命力量发展的好机遇。三是认为东江地区与闽西、赣南相邻，三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红四军挺进东江，推动东江地区革命发展，可能使之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大块苏区。

二、红四军第三次占领龙岩后曾计划挺进东江

早在192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曾致信毛泽东、朱德，指示：“摆在你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一是仍向赣南发展……二是向闽西发展……三是向东江……这三条出路究竟向哪一方面发展，实际情况如何，还应由你们决定。”(1)当时，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向复兴。4月15日，中共东江特委给红四军前委写信，提出东江敌人因蒋桂战争而调走一部分，特委计划发动东江暴动，但又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请求红四军进入东江给予帮助。这时，红四军正利用赣南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开辟根据地，无法分兵前往东江。5月3日，朱德给中共东江特委回信，指出：反动军队因蒋桂混战而调走一部分，这是各地皆同的现象。“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不要“轻易去攻打城市”和“忙着公开干起来”。江西反动势力在全国是比较弱的，党组织有普遍发展的趋势，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此，“红四军在赣南工作紧急，不能分兵远征，因为分了兵，力量就不好了，每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力量估计得太大”。(2)

6月下旬，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第三次占领龙岩后不久，决定执行中共中央4月1日的指示，派部分力量挺进东江。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派陈毅到东江特委，报告了红四军在闽西的情况，通报了下一步准备行动的计划，即“依照中央的指示把留在闽西各地的红军（即旧第四军）分为三个纵队分布于闽西、赣南、东江三处，做游击战争”。他并就红四军到东江工作问题同中共东江特委进行商谈。东江特委召开各县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红军这时不可来东江”，主要是因为“在主观上东江党和群众组织力量还很薄弱，一方面在客观上东江的军阀战争已暂过（告）停息，在军事上的力量不准许我们的红军到东江来”。此外也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红军如果在闽西难以站足，前委有来东（江）的必要时，可以来东江。惟不可深（入）东江腹地，只可到接近赣、闽边之蕉岭、平远等县。”[3]12

中共东江特委从东江客观形势出发，认为此时红四军不宜向东江行动。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就在这时，国民党军发动了对闽西苏区的闽粤赣三省“会剿”，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成为红四军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向东江行动的计划也就被搁置下来。

三、中共东江特委得知中央指示红四军挺进东江后初步布置相关配合工作

1929年10月上旬，中共东江特委收到潮阳县委转来的中央及广东省委文件和信一封。特委误认为这些文件和信是给他们的，阅后发现是给红四军前委的，要求红四军“乘机进取东江”。尽管中共广东省委这时并没有指示东江特委如何配合红四军挺进东江行动，东江特委还是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进入东江时的工作进行布置，初步计划为：1.“加紧扩大红军组织和加强红军战斗力量”，“现在有红军二团于最短期间扩充二千人；目前决定集中各处基本队伍约八百人，饶平方面的独立营（蒋光鼐叛来一连编为红军）扩充一营数额”。为此，“各县赤卫队须集中而造成强有力的作战队伍”。2.“普遍的发动游击战争扩大到东南澄海（等）各县去。”3.“积极进行破坏及骚动工作以牵制敌人对付红军。”“决定在潮安、梅县二地发动较大的骚动工作。”4.“在赤色区域扩大公开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土地政纲，扩大赤色割据区域。平洋方面积极发动游击战争，推动广大的群众实现土地政纲。”[4]19-20

10月7日，东江特委致信红四军前委，通报了中共中央、广东省委要求红四军挺进东江的指示和东江地区敌我力量的情况，告知：“东委正在会议中讨论军阀战争爆发时东江党的策略与工作计划和你们来东江时的工作的准备。”“你们来东江的边界时，我们布置在韩江上游……发动游击战争，与你们入粤互相配合和联系。”“如你们目前要进取东江路线方面，可依照梅、蕉、平三县联席会议（我处巡视员已报告你处）交通侦探向导工作，梅、蕉、平三县县委当妥为布置。”[4]19-20

由上可见，在中共中央、广东省委都指示红四军利用两广军阀混战之机挺进东江之后，中共东江特委主动布置工作进行配合，态度十分积极。中共东江特委将东江地区的敌我情况和有关布置告知红四军前委，这对红四军前委作出挺进东江的决策是有重要影响的。

四、红四军挺进东江前的状况及挺进东江的决策

红四军于1929年8月底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9月中旬末，红四军在闽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下素有“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歼灭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部2000多人。红四军人数发展到7000人，每个纵队由两个支队发展为三个支队，全军士气高涨。但这时红四军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领导力量薄弱。红四军攻克上杭城后，前委于9月下旬在城内太忠庙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中共红四军“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七大”选举的前委书记陈毅前往上海还未归来，毛泽东在闽西永定金山养病不能出席会议，前委领导不健全，必要的会议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又实行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结果会议开了三天，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时，前委同志都感到毛泽东离开之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中心，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回到前委。因此，在红四军挺进东江时，领导力量是薄弱的。

其二，补充俘虏兵埋下隐患。卢新铭部的第二混成旅士兵多为兵痞或流氓无产者，组织纪律性非常差。为了扩大红军，红四军将他们编入队伍，埋下了部队一旦受挫时出现大量逃兵的隐患。

这两个问题都与红四军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关。尽管红四军这时数量上扩大了，但全军的思想政治素质却没有上去，比以前还有下降。东江地区无论是党的力量、红色武装力量，还是群众力量，都比闽西苏区要差，敌人的力量则比闽西强大，局势又复杂。红四军的这两个问题，对于挺进东江是不利的。

中共中央要红四军挺进东江的指示先传达到福建省委。10月6日，福建省委致信中共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福建省委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到东江去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认为“这次军阀混战的爆发是比较以前因蒋桂、蒋冯战争来得复杂，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这极利于工作的发展。朱毛红军在这军阀混战中，必定要极力扩充，建立并巩固基础，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发动与扩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二是希望红四军挺进东江，“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联成一片”。

福建省委的信还提出，“四军开往东江的路线应当是加紧的向梅县、大埔、丰顺、兴宁、五华前进，与海陆丰联络起来”；并要求“四军离开时，尽可能的派出少数得力干部来加强闽西的工农的武装组织，如有可能，或调一部分闽西的武装跟着四军去东江参加工作，在实际斗争中来训练他们，打破其家乡的观念与加强其战斗力，经过相当时期派回来闽西工作”。[5]153-154

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和红四军前委的信，与中共中央的指示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中共中央对两广军阀混战的前景预判有四种情况，而福建省委对其预判比较乐观，认为“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极利于工作的开展”；二是把红四军挺进东江上升到“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的高度。

为了督促红四军尽快挺进东江，中共福建省委派谢汉秋携中共中央指示和省委信件前往闽西上杭。10月13日，谢汉秋到上杭后，红四军前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意见，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一带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向中共中央报告，“我们在此时期的任务，决定遵照来信去执行。取进攻策略，先占蕉平，梅丰区域，发动群众，夺取地方武装，武装农民，消灭一部分敌[人]，待机夺取大的城市，以影响粤桂战争。粤桂战争紧急时，再游击潮汕，深入东江。发展东江群众游击战争，转变到东江的大部赤色割据”。此外，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认为干部太少，“队伍扩大，游击区域推广，实不敷分配，同志政治水平虽有长进，但仍是低落的很，各级党部不健全”，希望中央按照红四军以前提出过的要求，派军事政治人员各一百人到红四军中来工作；二是“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当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祈你们要粤省委来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6]21

关于红四军作出挺进东江的决策，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红四军挺进东江是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广东省委、东江特委同意，并在福建省委督促下才行动的。其次，红四军基本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福建省委和东江特委提供和建议的路线挺进东江的，是比较谨慎、稳妥的。红四军只是先到与闽西和赣南相邻的地区，根据形势发展走着看，没有计划一下子向东江地区深入和冒进。再次，红四军前委没有听从福建省委的意见将部队全部开到东江去，而是留下了一个纵队，也没有带闽西地方武装到东江去。这说明，红四军前委对挺进东江的行动前途并不像福建省委那样乐观，而是有所保留。最后，红四军前委也深感部队军事政治干部缺乏、部队政治素质还有待提高以及领导力量薄弱，为挺进东江后面临新情况而部队存在短板而忧虑，因此要求中共中央并广东省委派干部来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五、红四军挺进东江的失与得

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于1929年10月19日开始挺进东江行动，至11月初撤出东江，前后约半个月时间。在这次行动期间，红四军打了三场胜仗。10月19日，第一纵队由福建永定象洞进攻广东梅县的松源，与敌陈维远部激战，击败敌军一个营。同日，第三纵队由武平进攻岩前反动民团钟绍葵部，打垮了长期盘踞此地的该部敌人。趁梅县敌人兵力空虚，红四军攻占梅县县城，释放政治犯200多人。受到挫折的战斗有三次：第一次战斗受挫发生在10月21日。刘安恭任司令员的第二纵队攻打大埔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计划）”。该处有敌人一个营的民团，约数百人。第二纵队经过激烈战斗，虽将敌人击退，但没有攻进虎市。“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7]29第二纵队在虎市受挫，使红四军三个纵队为集中到一起花费了四天时间。而敌人已在22日集结于松口，使红四军失去了攻占松口直下梅县，向兴宁、五华挺进的有利时机。因此，红四军前委不得不决定转而由蕉岭、平远进入兴宁。第二次战斗受挫发生在10月26日。下午5时，国民党军蒋光鼐部三个团向梅县突然反扑过来，红四军由于事先没有得到消息，仓促应战，被迫撤出梅县县城，退往梅南，后又到丰顺马图。撤出的过程中，红四军“军部损失现洋3500多元，全部花名册已失去；前委失去文件多种”，但“全军安全退出”，“毙敌50余人”。[8]61第三次战斗受挫发生在10月31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反攻梅县县城。原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以当时红四军三个纵队的力量来说，吃掉敌人一个团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朱德和陈毅等决定反攻梅县，计划打开梅县后，部队开到兴宁、五华一带活动，看时局再定下一步计划。梅县县城内实际上有国民党军两团兵力防守，且占据制高点，红军组织两次突击均未奏效。战斗中，有人提出用火攻的建议。朱德表示反对，指出放火会使群众遭受损失，红军作为人民的子弟兵，不能这么干。红四军攻城战斗持续至傍晚，由于伤亡较大，为避免更大的牺牲，主动撤出战斗。此仗，红四军“计损失约二百余人，数十枝枪”。[9]51

红四军挺进东江后作战，三次得胜，三次受挫，若以次数而论是相当的。但从军事上讲，受挫所造成的损失比战斗取胜所得要大得多。因此，从整个挺进东江行动看，军事上是失利的。其一，从人数上讲，红四军挺进东江的三个纵队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减员1000多人。其中，第二纵队在上杭补充的600多名俘虏兵绝大部分逃跑，第一、第三纵队在梅县战斗中伤亡200多人，其他减员400多人。第二纵队逃跑的俘虏兵多是兵痞或流氓无产者，把他们补充进红军本身就是不应该的。他们留在红四军终究是隐患，逃跑只能使部队纯洁。但减员的其他600多人对于红四军来说损失就大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的兵员尤其珍贵，与敌作战，必须尽量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这样才能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其二，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军队作战，就是要打胜仗。连续打胜仗，尤其打大胜仗，部队士气才会高涨。红四军在梅县连续两次受挫，自然使部队士气低沉。

需要探讨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红四军挺进东江的军事失利？权威的军史著作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切合实际造成的，笔者认为这个结论需要商榷。

首先，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展革命，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经验之一。毛泽东曾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0]49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挺进东江，正是体现了毛泽东利用军阀战争建立红色区域的思想。

其次，东江地区从大革命开始，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普遍开展；1927年广东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东江党组织领导农军率先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东江地区党组织已经积累了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的经验。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红色区域发生和坚持的条件。这也是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挺进东江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三，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中，并没有一味地、无条件地要求红四军向东江挺进，而是列举了军阀混战的四种情况下红四军应采取的不同行动。从指示中看，中共中央为红四军提供行动方向是很谨慎的，没有轻敌冒进的思想。

因此，笔者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指导思想上是符合发展革命力量、创建和扩大红色区域要求的，且是原则上的，不是具体的。红四军在挺进东江的具体过程中出现军事上的失利，不能说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切合实际。局势是多变的，谁也不是神仙，无法预料得准确无误，只能靠执行者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红四军前委正是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的第四种情况而撤回闽西苏区的，从而避免了部队以后可能再受到损失。

笔者认为，红四军挺进东江军事失利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中共福建省委对两广军阀混战引起的全国政治局势前景判断过于乐观，对红四军挺进东江行动的重要性看得过重，督促红四军尽快行动，致使红四军在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了挺进东江的行动。幸亏红四军前委没有按照中共福建省委的要求将部队全部开到东江去，而是留了一个纵队在闽西，并且在行动上还很谨慎，尽量不与敌人主力硬碰硬。否则，不仅红四军在东江军事上受到损失，闽西苏区也会因红四军全军挺进东江，武装力量空虚而遭到损失。

其二，个别指挥员轻敌，犯了战术错误。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在率领部队向大埔虎市挺进时，由于轻敌，死拼硬打，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耽搁了三个纵队集中的时间，打乱了红四军前委挺进东江行动的计划。

其三，情报工作出现问题。10月26日下午5时，红四军在梅县县城遭敌三个团突然攻击而受挫，原因就是红四军事先侦察工作做得不好，不了解敌情。据东江特委西北巡视员阿罗（罗欣然）报告：10月26日“下午2时接蕉石支部报告，敌人有2000多，10时到新铺。参谋部没有将此事对我说，至下午5时，我在枯兄处闻枪声，即到军部。当时街上行人已乱得很，即与陈毅同志指挥军部特务支部渡南门河，由大路直上梅南”。[8]61这说明，在26日下午2时，红四军参谋部门已收到在新铺发现敌人的消息，但没有重视，致使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10月28、29日，红四军在丰顺马图休息，得到错误的情报，即“敌恐我经汤坑袭潮汕，大部已由梅县开往汤坑，梅县只留一团兵”。[11]49红四军前委遂决定于10月31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而实际上梅县县城内守敌有两个团，比原情报多出一倍，超出了红四军能够围而歼之的能力，故而战斗受挫。情报失误，有红四军的原因，也有东江党组织的原因。中共广东省委曾批评东江特委：“侦探敌军的工作做得很差，以致有第一次退梅县城的损失，以及许多次因为侦探工作不好的军事失败。”[12]83

其四，缺乏城市巷战的经验。红四军反攻梅县后，“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太紧，敌遂凭城死守”。[13]42敌人占领了全城制高点，红四军缺乏城市巷战经验，久攻不下，导致自身伤亡严重。

虽然红四军挺进东江在军事上是失利的，但不能由此否定其作用。笔者认为，红四军挺进东江行动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东江革命斗争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10月上旬，中共东江特委得知中央和广东省委要求红四军“乘机进取东江”的消息后，为迎接红四军挺进东江，在没有接到省委通知的情况下，即作了扩充红军、普遍发动游击战争、扩大赤色割据区域、实现土地政纲、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的初步布置。陈毅于10月1日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离开上海，于11日到达丰顺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同特委开会研究红四军进入东江工作。陈毅走后，中共东江特委继续开会，决定：“要动员一切力量，在短期内，做好配合红四军到来扩大东江革命斗争的所有准备工作。”具体包括：通知梅县、大埔等地的地下党作迎接准备；深入发动群众立即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并从上到下建立各县区乡的革命委员会作为东江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群众性机构；开办各级干部培训班，为进行广泛的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培训干部；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扩大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结合秋收开展打土豪运动，大量储备粮食，以供应红四军到来时需用；布置丰顺、揭阳、普宁、五华、兴宁、龙川等地红色武装集结整顿准备牵制和骚扰敌军，打击民团，配合红四军歼灭敌军；在九龙嶂脚下的万和山建立后方医院；派出一些干部到五华、兴宁等地罗致铁匠、技工，在顺里村神背尾余屋建立一座百余人的兵工厂；在梅南水尾开办军事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军事人才；等等。[14]258-259为了迎接红四军挺进东江，在中共东江特委的积极布置下，各级党组织都行动起来，各项工作都得到推动，充满了活力。

第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促进了东江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红四军挺进东江后，当地“群众（得知）红军的消息，兴奋异常”。[15]25红四军占领梅县县城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200多人，其中“有同志十多个”，其他“十分之八是有共产嫌疑的”。[16]38红军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严明，受到梅县居民的热烈欢迎。中共东江特委在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说：“在红军未来之前，反动派说红军怎样杀人放火、抢东西，使城市贫民及商人是非常恐慌的。可是红军到了（梅）城后，行动上完全和反革命派的宣传相反，红军到后群众出来看我们的是很多，商家也开门做生意，红军中每连的宣传兵士行动很有纪律，对敌人的兵士在政治上的确有很好的影响。”[16]39

红四军占领梅县县城当天，东江红军总指挥古大存在县城附近的滂溪见到了朱德、陈毅等，汇报了有关情况。陈毅作为红四军前委和政治部负责人，与东江特委、梅县县委、蕉岭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朱德、古大存等为主席团委员。26日上午，红四军以毛泽东、朱德、古大存等七人联合署名发布《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颁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号召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主张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下午，红四军前委和东江特委在梅县县城召开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群众有六七百人，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尽管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红四军就被迫撤出梅县县城，但这对此后东江各地建立革命政权有很大的影响。1930年3月初，东江苏区内各县区乡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4月下旬至5月1日，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八乡山张屋坪召开，成立了以陈魁亚为委员长、古大存和陈耀潮为副委员长的包括19个县在内的东江苏维埃政府。

第三，帮助壮大了东江红军。

红四军在丰顺马图休整时，红四军前委与中共东江特委开会，朱德鼓励东江的同志努力奋斗，迅速发展红军，并决定从红四军中拨出一个连120余人留下来，作为东江工农武装的主力。中共东江特委将这一个连编为红四十六团特务连。红四军的谭汉卿等30多名政工干部，因受敌人阻击，没有跟上大队，经上级组织批准留在东江。东江特委以其中连、排以下干部领导特务连，将营级干部编入教导团。由于这些干部有丰富的军队工作经验，在东江红军中发挥了很好的骨干作用，使其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此后，东江红军到处打击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驻军，战绩不俗，部队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春，东江红军已有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四十九团、五十团和教导团，外加一个独立营和军事干部学校，全军有3000多人。在此基础上，5月1日，红十一军成立，以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治委员（未到职），罗欣然为政治部主任。

第四，密切了东江与闽西、赣南苏区的关系，为此后中央苏区的发展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红四军挺进东江，本就有将东江与闽西连成一片之意。红四军在马图时，朱德就同古大存谈了“巩固粤东根据地之后，往赣南发展，与江西苏区连成一片”的问题。[17]56红四军离开东江后，古大存于11月20日指挥红四十六团、红四十七团，准备从五华进入兴宁，与江西苏区打成一片。但因对敌情了解不实，未能实现目的。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闽粤赣边各县苏区划为闽粤赣特区。12月初，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成立，东江地区分别成立闽粤赣苏区特委西南分委和西北分委。西南分委领导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潮阳、普宁、揭阳、潮安、澄海等县党组织；西北分委领导龙川、五华、兴宁、梅县、大埔、丰顺、蕉岭、平远和赣南寻乌等县党组织。后来，西南分委所辖各县党组织重归广东省委领导，西北分委所辖各县则分别属中央苏区江西、福建党组织领导，划归中央苏区。

东江苏区北部各县被划归中央苏区，对于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共中央利用这里南接潮汕，北连闽西、赣南的有利地理条件，建立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是中央苏区通往外部的关键通道，200多名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充实和加强了中央苏区领导力量；大量文件、书刊、宣传品以及各种情报通过这条通道进入中央苏区；中央苏区亟需的物资如无线电通信器材、印刷器械、药品、布匹等源源不断地由此输送进来，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二是党组织在这里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粤军，减轻了中央苏区南线的压力，配合了以中央苏区北部、东部为主的反“围剿”战争。三是这里向江西苏区输送了大量粮食、食盐，有力支持了江西苏区斗争。四是原在这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干部进入中央苏区，充实了干部力量。如原丰顺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坚真，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饶和埔中心县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等职务；原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萧向荣，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闽粤赣省委秘书长，永定县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秘书长兼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革军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务；原红四十六团团长李明光，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连城县委书记，1932年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为纪念李明光，1933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将连城县改名为明光县。五是向中央苏区输送了一批技术人才。中共东江特委为建立兵工厂在五华、兴宁等地罗致的铁匠、技工，后来进入中央苏区，成为中央苏区兵工厂的骨干力量。

第五，使红四军对本身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有利于此后古田会议的召开。

陈毅于1929年10月22日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向陈毅介绍了自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红四军的情况，陈毅向朱德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中央讨论决定红四军问题的经过。当晚，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1)。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信毛泽东，请他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因病一时不能返回部队，决定暂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部队在大埔虎市、梅县受挫，收编的卢新铭旅俘虏兵绝大部分逃亡，应使红四军领导层和广大干部认识到，红四军“七大”以来毛泽东提出的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为此后开好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四军挺进东江行动，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是得大于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