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教育的摇篮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在艰苦的环境中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建立起了类型多样、系统有别、层次各异的干部教育培养体系。其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是中央苏区党政干部教育的“双星”，分别成为当今党政干部教育的最高殿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摇篮。
　　中央党校的办学起源——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26年2月党中央就提出了“开办最高党校”的政治主张，充分反映了通过创办中央层面的高级党校推进干部人才培养的强烈愿望。但在国民党政权的白色恐怖下，直至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在原中共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办学基础上，通过集中“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于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苏区的腹地瑞金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明确赋予了其中央党校的职能定位。
　　首任校长任弼时在开学典礼上强调：“要培养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根据培养目标并结合干部实际，学校涵盖了高中初三个办学层次：（一）学习时间为两个月的初级训练班，主要是面向基层造就新苏区（包括白区）的工作人员；（二）学习时间为四个月的中级训练班，按工作性质分为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四个班次进行设置；（三）学习时间为六个月的高级训练班，主要培养苏区各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工会选送的高级干部。在学习科目的设置上，根据各班次类型与层次的不同有所侧重和差异，主要包括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中共党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特点。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开中央党校的办学历史，成为我党培养造就高中级干部的摇篮，学员毕业后均被“分配到红军和地方成为党的工作骨干”。从1933年3月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停办，它在约一年半的办学时间内共计培养了300多名苏区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干部，在紧张动荡的战争形势下造就了一批具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与实践斗争经验的宝贵干部人才，为中国共产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中央苏区在举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同时，由于“环绕革命战争的每个重大工作，如查田运动、经济建设、工人斗争、文化建设、财政工作、肃反工作、道路建设、新苏区的发展以及目前的选举运动，都需要大批干部”，1933年8月经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讨论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并成立了毛泽东亲任校长的大学委员会。
　　《苏维埃大学简章》第一条就开宗明义：“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任务”，强调以培养苏区建设急需的“专业型”干部为主要职责。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指出：苏维埃大学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学习过的”，直接点明了它的办学宗旨和任务。从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学校按普通班和特别工作班两个层次招生，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其中普通班为预科班性质，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先期进行的文化补习；特别工作班在专业上起初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和司法八个班，后根据需要又增设了外交、粮食两个班，它们分别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相对应，直接面向苏维埃政府开展的各项主要工作，带有显著的政府与学校“联合办学”“委托培养”干部的性质，呈现出很强的“专业对口”特点。在课程设置上，“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其中的百分比例照修业时间长短和环境需要来决定”。各班次的学制均为半年。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入危急阶段，根据1934年7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苏维埃大学整体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其不到一年的短暂而光荣的办学历程中，先后招生1500余人，为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培养输送了大批拥有较强专业特长的急需人才，成为推动苏维埃运动的骨干力量。
　　两校成为中央苏区时期办学定位互补、功能交相辉映的干部教育培养重要阵地。在紧张激烈的战火中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与苏维埃大学，它们均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应运而生。作为中央苏区具有重要指向性意义的最高学府，两者分别由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行政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办，在紧密服务于党和苏区政府中心工作的整体格局中，各自侧重于培养苏区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两种具有差异性功能定位的干部类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在干部人才的教育培养方面呈现出有声有色的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党政干部教育培养的主干渠道。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与苏维埃大学通过明晰的办学思路、独具一格的培养模式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手段，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过硬、专业精湛、德才兼备的高中级干部人才，对扩大苏区干部数量、提升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干部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巩固壮大苏维埃红色政权发挥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反“围剿”斗争和其他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以两校的创办为重要标志，使我党的干部人才培养从此前较为零散、碎片化的活动，开始进入到了较为系统、正规化的阶段。作为中央苏区干部人才教育培养的“囯家队”，它们有力地示范和带动了苏区其他干部教育活动的开展，对此后党和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干部教育培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成为延安时期党的干部人才教育事业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历史前奏，更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推进党和国家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