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精神的历史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以三大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红军进入初创时期。1928年，中共依据共产国际指示，通过了《军事工作大纲》《军事工作决议案》。这两份文件旨在实现建军的系统化、规范化，但明显套用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在指导实践中暴露出许多负面问题，故无法解决红军建设面临的诸多现实矛盾。1929年的古田会议，正是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在面临军队向何处去的紧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以军队建设奠基铸魂之不朽功勋，使其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式会议。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再次在古田召开，开启了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寻根之旅。站在90多年后的今天，再度考察和回望古田会议，有助于新时代人民军队在回溯初心中，以史鉴今，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建构党和军队建设体系的理论自觉

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建党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第一次提出并初步概括了有关党的思想建设的举措，触及了中共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提出“党的组织路线”的概念，指出党员质量和党组织松懈问题，已严重影响了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强调“务必努力改造党的组织，使之确保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要求的同时，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对党组织的破坏作用。关于党的作风建设，决议论及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强调“加强群众工作，密切与群众联系”“红军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及在党内“开展批评要注意政治”，避免“非组织的批评”和“主观主义的批评”的错误倾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政治家的战略视野，针对红军初创时期存在的实际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不为其经典束缚，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尝试努力求索，在继承已有建军模式精髓的基础上，着眼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特点，在红军建设实践中，创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建党建军原则和制度，锻造了一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完成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起义军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以其特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党和军队建设进行系统总结，体现了高度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觉。

确立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政治远见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彻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虽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词最早出现于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但事实上古田会议决议已经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党组织在军队中的地位、军队中党组织的设置及其决策机制、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建设等各个方面，完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基本形成了军队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法理界定。

在组织领导方面，毛泽东设计并建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即在军队各级均建立党的组织：团、营设立党委，连设立支部，排、班建立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实行同级党的书记兼任同级党代表的制度；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部队的最高领导机构。这套制度确保了党的各级组织掌握本级军事单位的领导权，避免军队的人权、事权由军事干部独揽专断，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党的组织审议通过，而每一级党组织都对上一级党组织负责。在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上，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部队，即把工作直接做到士兵中去，紧紧抓住每个士兵。古田会议加强了三湾改编后的军队党的组织建构，使每一个红军将士都“结网在纲”，统一到党的组织系统中。

在思想和政治建设方面，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党的任务约束军队的行为，以党的“集权制”规定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必要性；指出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路径与方法，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将士兵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置于党的组织领导之下，以保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摈弃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确保了党的路线的正确性。

古田会议决议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决议体现了人民军队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将党的建设与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密切关联，明确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使人民军队切实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创新思考和政治远见。

打造人民军队基本范式的求实作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建设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全新的实践，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成熟经验。要努力摆脱旧军队的习惯和传统，要克服教条主义者机械地搬用苏联建军经验，要经得住频繁作战任务的生死考验，要承担残酷战争环境中繁重的根据地建设任务，要辩明红军内部意见纷争中的思想立场，而这一切都深刻影响着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走向。古田会议总结了如此复杂战争与社会环境下，红军两年来的建设经验并形成了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职能，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保证了人民军队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了人民军队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强调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构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雏形，指出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强调必须加强红军党的组织建设，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红军必须建立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鲜明体现了这支军队的性质宗旨、政治方向。

一切新生事物无不脱胎于旧事物，决议为红四军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制定了基本范式，也为全国红军未来发展打造了基本范式。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古田会议为人民军队定制了血脉基因。会前毛泽东等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人民军队整装出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维护党和军队内部团结的自省精神

古田会议从某种程度看是由争论而起，甚至一度形成“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的局面。原本红四军七大拟对红军两年来的建军经验、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等问题进行总结，但作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与党代表毛泽东的观点严重对立。其间，有陈毅处理问题的中庸办法，甚至有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队的错误主张，也有毛泽东要求辞职去苏联养病的负气决定，还不乏中央代表在不同观点中的选边站队。但是，这些争论基本都是出于公心，围绕红军前途这个大局展开。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发展的汇报后，鉴于问题重大，为慎重起见，成立了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深入研讨，最后作出定论：红四军的经验“全世界从来没有”“别开生面”，是给“全国红军建设的宝贵贡献”，应给以充分肯定。这场争论也成就了一句箴言：“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故这场争论，在党和红军的利益面前，朱毛陈等红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们，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自省，最终在思想上达成高度一致，使这次有关红军建设的激烈争论，成为党和红军向着中国革命胜利迈进的进军号角。

90多年过去了，古田会议决议里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觉，确立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政治远见，打造人民军队基本范式的求实作风，维护党和军队内部团结的自省精神，依旧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需要始终保持和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本文原载于2020年03年09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