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

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更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长篇幅、高频率论及的对象，他有关中共党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学界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围绕习近平党史观，尝试从为什么要重视党史（即党史的功能与作用）、研究和书写什么样的党史（即关注和解答哪些重大问题）、怎样研究党史（党史方法论）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并谈些认识。

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增强开拓前进的力量

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历来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看重。党自身的奋斗历程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所带来的精神激励,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最直接最真切因而也最宝贵。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①]。历史记录着前人积累的各种知识，凝结着他们治国理政的思想与智慧，述说着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对此，习近平多有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以史鉴今，告诫人们通过学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强调党史的资政作用，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等等[②]。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历史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服务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清醒剂、营养剂，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③]。从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撰著党史起，为党正在从事的事业提供历史佐证和历史经验便是主要目的。及至延安整风，学习和研究党史更成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除“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牢固确立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统一党内在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上的认识进而增强党内团结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年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但同时，30年间也有明显失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温饱都成为问题，再不改变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此在党内掀起研究党史的热潮，同样源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清醒地认识到，不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不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难以前行，改革开放事业难以推进。换言之，“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④]。

在深刻反思历史和认识时代特征基础上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站在改革开放40年、执政70年、建党近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党的历史，强调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服务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⑤]。

高度重视党史的育人功能，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习近平党史观的另一重要内容。他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这里所说的营养、智慧和力量，从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角度讲，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党史教育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信心，“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二是通过党史教育弘扬和践行优良传统，获得强大精神动力。前者重政治认同，后者重精神陶冶。前者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后者旨在说明历史蕴涵着宝贵的精神遗产，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价值追求和道德情操，是激励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对于党员干部而言，除上述两点外，还有一点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经常提醒党员干部，要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通过学习和研究党史，重温党在挫折中奋起、浴火重生的苦难辉煌史，激励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不懈奋斗。“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⑦]习近平讲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中共党史研究。

二、站在新时代高度，回顾与研究中共党史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新时代高度，习近平就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为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遵循和启发。

（一）牢固把握党的历史主流与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是巨大的，是主流，需要大书特书；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本质，需要充分揭示和彰显。当然，历史前进从来都是复杂曲折的，有凯歌行进，有低迷徘徊。党在历史上也走过弯路，发生过“左”倾教条主义、“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从党的整个历史看，这些毕竟是支流。对于党的历史上发生的曲折和失误，不能回避或掩盖，而要直面史实、科学分析，重在吸取教训，但不能揪住不放，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习近平曾就文艺创作指出：“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⑧]这同样适用于中共党史研究。早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便提出：“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对党的历史尤其是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问题、重要历史人物的论述，凸显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主流和本质。同时，不回避党史上曾出现的挫折和失误。他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⑩]但是，决不允许因此歪曲甚至丑化历史和历史人物，他提醒人们，“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 [11]。

总之，无论就历史研究价值还是就中共党史的特殊重要性而言，党史研究都需要注重弘扬伟大成就、优良传统、宝贵经验，突出主题与主线，彰显主流和本质，处理好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以利于人们从历史学习和研究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奋斗，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展开阐述了这三次伟大飞跃。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讲话中，他重申了这一概括。三次历史飞跃的概括，可谓高屋建瓴。历史需要史实和表征，但真正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不是史料堆积，也不是历史事件的碎片缝接，而是能够带给人有机整体感的、清晰的宏观认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之后又经过将近30年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打下了关系稳固国防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工业基础，从而使中国人站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世纪之交总体上实现小康，之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及至今天，中国已经迈进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到2020年“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已成定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富起来”道路上树起的一座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在进一步走向富裕的同时，强起来的特征愈来愈显著，体现在愈来愈多的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尤其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对此做了全面又不乏具体数据和事实的总结，并指出“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概括，宏观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接续奋斗的成就，准确而形象地描绘了近百年历史的最重要特征。这一概括和分析的新时代站位十分明显：一方面，历史距离愈远，人们对其认识愈公正、深刻；另一方面，一些历史结论只有在特定时代才能得出，换言之，只有在“强起来”的时代来临之际，我们才能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链条接续起来，并发现深刻的历史内涵。这里也再次昭示党史研究者，一定要有时代站位、时代意识，经常思考从新时代高度拓展和深化党史研究，只有如此，党史才能常说常新，不断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结论只有从长时段把握中共党史才能得出。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止一次地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阐述和评价。实际上，早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已经开始这样思考和总结党史了，只不过侧重毛泽东个人而已。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12]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3]

人言“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是具体的阶段性演进的，搞清楚史实与阶段是必要前提；但是，胶着于具体阶段、微观进程，往往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放宽视野，从历史长时段着眼，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域，更能窥见历史真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评价，其为中华民族复兴、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前提的意义便凸显无疑。沿着这一思路和视野，党史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发掘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贯性、继承性及其深刻而复杂的意蕴。

“富起来”“强起来”是和改革开放历史联结在一起的，这一视角对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及时跟进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并以历史眼光加以审视，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启发。例如“富起来”与“强起来”虽然是接续过程，不可能在某个时刻截然二分，但毕竟有着显著不同，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是否存在标志性事件或事件集合等，就构成重要研究对象。再如，在“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不同历史阶段，改革开放的内涵、指导思想和特征有哪些变化，党的治国理政理念路线方针政策出现了怎样的调整等等，均是重要研究课题。2014年2月，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曾谈道：“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14]。实际上，习近平在这里通过简短而形象的语言，道出了中国改革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指导思想和目标追求的变化，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南。总之，在历史比较中理解历史、解读历史、关怀现实，无疑会极大地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

实际上，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视角出发，能够更深刻地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历史结论。无论“站起来”还是“富起来”“强起来”，都和制度选择密切相关。新中国建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发挥高强度集中有限资源的优势是不可能的，“站起来”也就无从谈起；同样，不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不打破单一公有制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改变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不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等等，一言以蔽之，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中国不可能有“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5]这一结论。

（三）辩证看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单向度，因而总留给后人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认识和探讨。作为党的领袖，面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不仅不能回避，而且需要拿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改革开放之初，如何看待新中国30年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由此引发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成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课题得到科学解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逐渐成为党史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存在明显差别，诸多方面体现着转折特征，由此引发愈来愈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争论。以改革开放新时期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者有之，以传统社会主义质疑改革开放者亦有之。如何科学辩证地认识两个时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超出一般的历史问题、学术问题，关系到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怎样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与发展的历史、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与发展的历史。

2014年，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阐述了如何看待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及其意义。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同样，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相互否定。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习近平以苏联剧变为反面例子，以邓小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成功案例，说明在历史问题上政治远见与政治敏锐的重要。概言之，辩证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党接力前进的整体历史形象，关系党坚定不移地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关系的论述，对于党史工作者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指导和启发。其一，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肯定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奠定的基础，并发现两个时期内在的深层关联和继承；同时不回避错误和问题，抱着对历史深切同情的理解，深入分析错误的原因和后果，吸取教训。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有时候正确与错误纠结在一起，很难下简单判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展现给受众并作出解释，让人们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走过的道路。其二，中共党史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要求党史工作者保持意识形态敏感性，尤其在重大问题上，要把学术求真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无禁区”和“公开发表有纪律”之间保持合理张力。

（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习近平论中共党史，篇幅最长、频率最高的是改革开放史。其中，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最为全面、权威。首先，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高度评价，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如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使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我们党靠改革开放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改革开放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改革开放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等等。其次，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总结，包括40年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结论，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各富时代特点的贡献，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拓展深化及其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尤其是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程与成就，致力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与阶段性成绩，国防建设与强军目标的历史演进，“一国两制”设想与实践历程，国际风云变幻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统筹，治国理政经验与能力的提升与管党治党走向全面从严，等等。可以说，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回顾和经验总结没有遗漏任何一个重要方面。

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党中央的步伐，即时跟进历史前进的步伐，即“一突出两跟进”，是新时代党中央对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要求和期盼。换言之，党史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客观地讲，改革开放40年可谓党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如果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用“苦难辉煌”“艰辛探索”来概括颇为形象，原因在于每个时期的成就背后都有失误和曲折，那么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讲则是“高歌猛进”，虽然改革开放并非一路坦途、没有代价，但是不存在明显失误且总体上是“几年上一个台阶”。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历史作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可以说条件已经具备。习近平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评价、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系统概括、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和遵循，如何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中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作为一次“伟大觉醒”“伟大革命”的进程、意义，如何在历史与理论结合、历史与现实联通、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中解读“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国内与国际两种视野的交叉中、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考察方式的交替中看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演进，如何在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多维性以及关注地方经验与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中讲清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面貌，等等，所有这些均构成党史研究新的着力点。

无论从“一突出两跟进”要求看，还是从改革开放40年整体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必然进入党史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16]党的十九大用“三个意味着”对此作出高度概括。由此，怎样进一步深化研究便摆在学界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发展阶段。在历史比较中研究新时代之“新”亦成为重要课题。新时代是改革开放40年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同时具有诸多新特征，例如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有重大变化，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新飞跃，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有重大创新，党推动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有重大转变，目标任务有重大调整，等等，这些均需要在改革开放大历史观中加以深化研究。又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如何在历史演进的链条中通过历史比较更全面更深刻地概括和分析，便成为党史工作者的新课题。

（五）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精神。历史最可宝贵的也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经过时间大浪淘沙后沉淀下来的文化，尤其是内涵的价值追求、精神品格、道德理念。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就属于这样一类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早在浙江省委书记任内就在《光明日报》发文阐述红船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中国共产党历史重大纪念日如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每逢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诞辰纪念日，习近平都会发表讲话，其中必会浓墨重彩地论述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精神品格，并要求在新时代继续弘扬和践行。习近平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17]。事实上，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航天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形成的精神系列，作为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

习近平对于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的高度重视和高频率、长篇幅论述，为党史工作者指明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努力方向，即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研究。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文化尤其是红色精神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理论界的热点且成果可观。除了上文提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领导机关阐述的红色精神外，曾经的革命根据地或者重大事件发生地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亦概括和总结出诸多革命精神，如先驱精神、苏区精神、遵义精神、照金精神、沂蒙精神、雨花英烈精神等等。如果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革命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各种精神，那么一个红色精神谱系已经呈现，下一步的任务便是构建并体系化这个谱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各种精神研究。就已有成果看，诸种精神的时代和地域特色较为明显，但也有诸多相同或同质的内容。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有共同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是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主题使然。每一个时代的诸种精神不可能脱离时代主题，如果尝试概括一下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精神，可以说革命时期的核心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建设时期的核心是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清正廉洁，改革时期的核心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构建红色精神谱系的前提。此其一。

其二，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是在历史演进中形成和积淀的。史实是基础，精神总结是提炼。换言之，史论结合是革命文化尤其是红色精神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需要强调通过讲好故事，通过历史人物来展现革命精神。习近平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的讲话中，便通过诸多具体的历史情节、话语、事件，展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没有故事就没有历史，而没有人就没有真正的故事。学界已经在革命文化尤其红色精神研究中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精品尚不多，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其三，革命文化与红色精神研究需要进一步增强时代意识，注重和时代精神的衔接与结合，使之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对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判断，对生活于信息革命波峰、智能革命前夜的年轻人之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判断。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很重要但也相对容易，从时代意识和时代问题出发，挖掘提炼阐释与时代产生共鸣的历史精神并对年轻一代产生心灵震撼或浸润作用的历史精神就比较难了。如果做不到位，就容易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或者表面繁荣。这些需要党史工作者保持清醒并不懈努力。

其四，提升革命文化与红色精神研究的学理化水平。研究者需要走进历史，成为其中一员，以深刻体会历史情境中的人和事；研究者更需要走出历史，观其全貌，要有第三者叙事，也要有基本概念、学理体系和方法论。目前，在革命文化与红色精神研究领域，前者做得比较充分，而后者的学术发展还明显不足。文化的灵魂与基石是价值追求，但是还有表达体系、象征体系等等，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不能单一化、刻板化。为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构建一个与国内相关学界和国际相关研究领域对话的学理基础、学术话语，讲述一个多线条复合的有血有肉的革命文化故事，对于党史工作者而言任重道远。

三、遵循历史唯物论，在大历史观中看党史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习近平也不例外。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有两次集体学习，内容分别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视。可以说，在有关中共党史的论述中，均可以看到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论的运用。

首先是看待中共党史的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均是唯物史观着眼于宏观历史进程、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得出的结论。习近平看待中共党史的一个鲜明特点便是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一是指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一是指世界历史的宽视野。先说中国历史的长时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8]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19]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他提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渊源、形成和发展问题上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四个走出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与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中共党史联系在一起，而且上溯到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华民族史，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民族基因和实践基础，是从中国历史长时段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型体现。

大历史观还体现在人类文明史或世界发展史的视野上。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20]。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1]。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22]

由大历史观看中共党史，为学界深化研究提供了深广的视野，也提出了新任务。例如，就五四运动而言，从中国历史长时段出发，就要求透过历史表象看到更深层的历史内涵，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五四”反传统界定之外，看到“家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苟利国家生死以”等士大夫历史传统的延续，看到自孙中山以来“爱国若命”情怀的升华。从中国历史长时段出发，就要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多维视野中，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从历史长时段出发研究五四运动，就要求把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揭示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研究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把五四精神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23]。

再如，从中国历史长时段出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就要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挖掘其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历史意蕴，就要研究中华5000年文明史与社会主义存在的深层历史关联，发现中国历史传统经过怎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嵌入或融合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追求、实现、创新与发展过程中。也只有从历史长时段出发，才能更深刻地说明近代以来在民族复兴方案的各种选项中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胜出，才能更深刻认识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奠基者、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继承者、发展者的完整历史接续和各自特定的时代性贡献。

由大历史观之全球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给中共党史研究带来高站位和诸多新课题。孙中山曾经畅想中国强盛起来后，不但要恢复民族地位，而且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止一次地展望，将来中国“总的力量”大了、“力量增强了”，就“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并称之为“一个雄心壮志”。受特定时代和理论认识制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相信未来必是“赤旗世界”，立志要让“红旗插遍全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审时度势，深刻认识到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贫困落后的国情，确立了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针。经过30多年韬光养晦、心无旁骛、埋头苦干搞建设，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迈入世界前列，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亦到来了。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帮助、援助的增多以及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方面，而且表现在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途径、展示了中国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世界各民族国家发展更具意义。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就需要国际比较的视野尤其是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观，既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尤其是同样启动了改革却走向剧变的苏联东欧比较，同发展中国家比较尤其是原来超前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也要同发达国家比较，比较不同的发展道路及其成效；不但要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历史进程中看中共党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而且要在世界文明发展史、文明与制度的多样性演进与比较中看新中国历史。只有在比较中，历史才能更清晰地呈现并带给人启发。总之，大历史观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大有可为。

其次，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25]毛泽东也讲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注意“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26]。习近平曾就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不可能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问题的重要论述，同样体现着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全面地、辩证地看历史，特别体现在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一般而言，面对历史的显著成就和巨大进步，虽然也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加以科学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同如何看待历史弯路和错误相比较，确实较容易统一基本认识。而一旦面临如何分析与评价某个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和重要历史阶段的错误或失误时，则容易出现分歧甚至激烈争论。这个时候往往更需要自觉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和解答问题，更需要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性、科学性和说服力。总之，“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27]

再次，立足新时代，把历史与现实、史实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深化党史研究。习近平对党史的论述，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立足于新时代，进一步言之，即从新时代高度、从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出发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以史鉴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新中国70年历史、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还是五四运动、长征、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尊重历史本真的基础上，打通历史与现实，将史实陈述与理论概括结合起来，让历史叙述和评价充满时代气息，是习近平论中共党史的一大特色。这对于党史工作者而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人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说，时代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对历史的关注和解读也就不同，这也是历史常说常新的魅力所在。站在新时代高度，打通历史与现实，确实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解答一些重大党史问题。例如，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战略”（“两个大局”）及其历史进程，是人们看待改革开放史争议较多的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回顾中国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历史进程，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确实引发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但是，不如此行不行？毛泽东当年非常看重公有制对“一起富裕”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单一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压倒性优势地位是制度红线，决不能触碰。然而，公有制下的平均主义、低效率以及其他问题又无法回避，如何克服？靠“政治挂帅”“思想政治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让“六亿神州尽舜尧”，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体现在“公”和“私”上，体现在“公”与“私”的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的差异上。邓小平作为过来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的是一个贫困落后国家，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的国度里尝试同等同步富裕至少有20年了，但没有做到。而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中央领导人的预料，带来了各领域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诚然，贫富差距等问题出现了（邓小平至迟在1993年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且在一个时期内呈愈演愈烈之势。但同时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央政府才拥有巨大财力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大规模建设和提升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空港等，才有可能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安排东部地区大力度支援中西部地区，城市支援乡村，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地，保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竖起一座里程碑。这个例子说明，立足于新时代，把历史与现实联结起来，对某些重大党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无疑会更为客观和深入。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史实陈述与理论抽象相结合，在习近平那里还突出地体现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念文字中。综观习近平此类讲话，会发现他对每位领袖人物生平与思想的回顾简明而重点突出，对其历史功绩的总结精确而高屋建瓴，对其精神风范的概括具象而富有时代意义，尤其是对老革命家精神风范的概括将史实与理论、微观叙事与宏观审视、精神遗产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党史人物是党史研究的重镇，是讲好党史故事的重要场域。习近平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念讲话或文章，对于党史学界进一步提升党史人物研究水平至少提供了以下遵循和启发：一是要突出传主的主要贡献、主要事迹，干蔓有序；二是研究、缅怀党史人物一定要有时代意识，联通现实；三是要注重提炼党史人物的精神品格以激励后人；四是要善于运用故事说明道理，善于通过具体事例和典型个案反映宏大问题，善于通过微观情境展示高尚境界，寓教于事，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总之，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取得新成果提供了重要指南。党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使命，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新时代，在大历史观中，在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中，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以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北京100872）